记者 | 一白

编辑 | 石一瑛

漫长的等待！

2021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终于确定将在4月20日揭幕。距新赛季开赛还有两周时间，而这是近十年中超开赛前最“清冷”的两周。

没有大牌新外援加盟，8支球队共14名巴西外援因祖国疫情严重尚无法回到中超赛场。由于入境后还需隔离，这些外援将铁定缺席前几轮的比赛。

本土球员则更为实际，只要母队没有解散，仿佛就安然度过了这个漫长的冬天。整体上，本土球员整体流转频次不高。有些人正忙着解除合同，还有些球员则在讨薪，也有仍没有找到新东家的“倒霉孩子”。

所有中国足球俱乐部都完成了去企业化的中性队名更改，但有些改完让人根本想不起前身是哪家，还有些队名看上去更像是一支全运会参赛队。

就这么素着开踢的2021赛季，是中国足球自1994年职业化改革以来，国内顶级联赛的前所未有。残酷，却也是全新的局面，然而，新局面是否会带来预期的新气象？

推迟了6天，中国足协终于在3月29日公布了三级联赛的准入名单。

6天的等待，换来了天津津门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复活——有媒体把这种复活方式称之为“天津天海Pro版”。

简而言之，天津津门虎暂由天津体育局和足协托管，直到球队找到新东家。目前媒体报道中被提及最多的，是天津文旅集团，被认为最有可能接手这支球队。

无论最终谁将接替泰达成为新的投资人，既然准入名单里天津津门虎的名字赫然在列，就意味着天津足球保住了这个中超的壳。

但借壳参赛就要组建全新的球队，新东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召回球员，搭建经理、领队、主教练等俱乐部常规人员结构，安排新的训练基地。

最重要的一点是，借了原球队的壳，通常要承担原球队的债务。早在2020年底，天津泰达欠薪的情况就被频频爆出，被欠款最多的是外援阿奇姆彭，金额高达人民币3000万元。

2021年1月29日本应是中国足协规定的提交工资确认表截止日期，只有两支球队申请了延期，其中之一是天津，另一支是重庆。

天津方面被允许延期至2月10日提交，最终在规定时间又逾期一小时后，天津才递交了相关情况说明。

据了解，阿奇姆彭已决定放弃这笔“巨款”，他即将和深圳队完成签约，这就意味着天津津门虎目前负债总额不到3亿——泰达控股在退出时，也和天津市体育局等部门达成共识，去年的欠薪由泰达控股承担，会在未来3-6个月补齐。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新东家入主的压力。

2021年3月31日晚间，成功复活的天津津门虎通过天津《今晚报》发布公告，聘请于根伟担任俱乐部总经理兼主教练，新俱乐部迈出了重建第一步。

被寄予厚望的于根伟，曾打进了将国足送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一球，现在天津队希望这位前国脚能将天津足球带回正轨。

与天津相比，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2021年2月28日，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所属各球队的运营，同时在更大范围内期待社会有识之士和企业与之洽谈后续发展事宜。

尽管陆续传出有江苏省内企业意欲接盘，但江苏队终因卖不出去而进入破产清算。

夺冠即巅峰，问鼎就下岗，这种逆袭的“凯泽斯劳腾神话”在世界足坛也绝无仅有，而中超新科冠军最终竟真的走到了无人接手的境地。

但在这个休赛期，像江苏苏宁这样直接退出中国足球的俱乐部并非个例。事实上，今年共有6家俱乐部选择了直接退出，另外5家是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深圳壆岗和江苏盐城鼎立。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在足协公布准入名单前，泰州远大俱乐部已于3月24日、3月27日悄然进行了法人更换及股权变更。此举疑似转移投资人风险，若新任法人名下无可执行财产，泰州俱乐部从上到下，教练、球员、工作人员近70人将面临讨薪无法执行的困境。

而内蒙古中优的教练、球员则可能连讨薪的途径都没有，有当地媒体曝出，该俱乐部老总携公章跑路，球员被限期搬离基地。

更要命的是，那些进入准入名单的俱乐部也并非安然无事。

天眼查显示，中甲贵州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63.5万元。

此后国内媒体陆续曝出，中甲淄博蹴鞠新投资方解雇所有球员教练；中甲北体大要求球员全部重签合同并接受降薪，否则不予报名；中甲南通支云球员祝一帆称俱乐部拒不支付欠薪，也不执行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新赛季开赛前，中国足坛表面上一地鸡毛，实则是金元泡沫破灭后的连锁反应——投资人没钱了。

以近十年中超最成功的广州队（原广州恒大俱乐部）为例，俱乐部2013年亏损5.76亿；2014年亏损4.83亿；2015年亏损9.53亿；2016年亏损8.12亿；2017年亏损9.87亿；2018年亏损18亿，2019年亏损19亿。

这些公开的财务资料显示，俱乐部连年亏损，亏损数额几乎逐年递增。特别是2018年和2019年这两年，更是断崖式亏损，年亏损直逼20亿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央视白岩松专访时谈到：“中国足球在泡沫下，很多投资人都表示难以维持。毫不夸张地说，真到了有可能“坍塌”的地步。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普遍在每年七八个亿，甚至十几、二十个亿，全世界仅此一例。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联赛的3倍，中国球员的工资是日本球员平均工资的10倍，大家都难以为继。”

2020年中国足球的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2021年6家退出，数量少了但分量更重。两年间，已有22家俱乐部从中国足坛消失了。

那些在最后时刻“上岸”的俱乐部，多数也是在政府出面或帮助下才暂缓危机，勉强求生，有些更是易地更名，取代江苏重返中超的沧州雄狮（原石家庄永昌）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疫情下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中性化名称改革为何不推迟两年进行？”白岩松在专访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时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陈戌源说：“中性化名称改革，到现在已经第六年了。疫情影响，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这和中性化名称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全靠冠名带来经营效益的。有人说这是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其实早在2018年，新华社就曾给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产投失衡算过一笔账：2018年日本J1联赛俱乐部平均收入3.1亿元人民币，平均支出3.16亿元；韩国K1联赛俱乐部同年平均收入1.23亿元，平均支出1.09亿元；而中超俱乐部2018年平均收入为6.86亿元，平均支出11.26亿元，平均亏损4.4亿元。

从阶段性输血培养到长期自主造血发展，原本是足球职业化、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中国足球在过去一个时期只见持续的巨额投入，造血功能尽失。

“人傻钱多”，成了过往十年中超的代名词——大牌外援来养老，中超品牌价值提升，转会市场投入曾一度赶超意甲西甲，与英超比肩。

但虚假繁荣来时迅猛，去时决绝。如今大牌外援纷纷离场，有些俱乐部连维持温饱都困难。

根据《转会市场》统计，中超球员总身价缩水，已被沙特超级联赛和日本J联赛反超，落到亚洲第三，只有2.8715亿欧元。

限额投入、限薪、改名，这一系列看似“硬着陆”的手段，正强行将中国足球拉回正轨，在健康发展的前提下，让足球参与者们探寻合适、理性的发展道路。

《人民日报》近日发文写到：“股权多元化是趋势，球队不是企业广告牌。文中指出，一家企业控制球队的单一股东结构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母公司出现调整或意外，就意味着一支职业足球队很大可能从联赛的阵容中消失。代价过于昂贵，对球队所在地的足球生态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已经明确指出：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

即将开始的新赛季，山东泰山、浙江、沧州雄狮等多家俱乐部，正尝试以股权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的方式运营。

以沧州雄狮俱乐部为例，该俱乐部由永昌集团与沧州建投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股权结构将在足协政策许可时进行相应变更。

同时，俱乐部还计划将部分股权进行释放，形成“核心股东+众多小股东参股”的模式：核心股东主要包括沧州本地大型企业，主导俱乐部的运营；而众多小股东将包括热爱足球的沧州区县企业、产业链相关企业、球迷协会以及持续购买年票的家庭或个人。

此外，当股权结构趋于合理后，如何做好“小本经营”也是各俱乐部未来发展的新课题。

人民日报体育就在其官方微博先后两次点名表扬了申花，“吴曦零转会加盟，工资也符合足协新政规定。可以视为申花上赛季引援思路的延续。上赛季，上海申花队以零转会费或租借方式引入了多名强援，并最终凭借较为深厚的阵容，在中超和亚冠双线作战中都踢出了不错的内容和结果。这种稳定且理性的运营方式，或可在未来成为俱乐部的一种选择。”

截止目前，2021中超转会身价最高的是加盟深圳队的哥伦比亚国脚金特罗，转会费为59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561.9万元），而五年前的2017年，转会“标王”奥斯卡加盟上海上港时的身价高达6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整个2021年冬季转会窗口期，中超16强的总支出仅为2017年时的1/17。

全新的赛季，中国足球将注定在阵痛中继续前行。据了解，新赛季中超仍采取赛会制，分两个赛区。

A组：广州队、山东泰山、重庆两江竞技、河南嵩山龙门、广州城队、深圳队、青岛队、沧州雄狮队。

B组：北京国安队、上海海港队、上海申花队、河北队、天津津门虎队、大连人队、长春亚泰队、武汉队。​

新赛季开幕式及揭幕战将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进行，届时将至少允许15000名球迷进场观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