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难以突破小农经营模式的羁绊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完全停滞：最新的资料表明，直到中华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设备仍在继续被发明。问题在于其难以达到工业革命所要求的技术进步临界点。

在回眸英国工业革命时，霍布斯鲍姆发现所有基本的发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通过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来扩展生产。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以制糖技术为例，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中国工人开始使用垂直双滚子压蔗机（有人说这是受双滚子轧棉机的启发）和把糖用黏土过滤的技术。这与同期世界水平相比并不落后。

这些技术提高了制糖效率，但面临中国特色的限制，只不过这限制并非简单因为劳动力过剩，而是单个生产单位规模的限制。也就是说，在单个家庭范围以内，任何提升生产效率，节省劳动力的发明都是受欢迎的，但超出这个范围，则会被弃置不用。

多滚子压蔗机节省时间，效率更高，但它需要多人共同操作，也需要额外的人力进行监督和协作。此外，它还需要其他环节的专门化，比如同期在阿姆斯特丹出现的集中干燥室。这样的机械和集中生产方式以及生产链条的延伸无疑过于“超前”，不可能轻易适应小农家庭的空间和个人劳动模式——对农民家庭制造经济来说，仅由一名家庭成员操作的简单器械才是上佳之选。

除了生产经营的小农户化带来的规模和组织的限制外，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运行方式也无法提供“技术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比如曾经被西方人长期欣羡的能提供向上流动性和常规官僚队伍的科举制，就对科技创新形成了负向激励。蔡昉等人指出，科举制度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引导到通过科举独木桥，从而进入统治阶层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道路牢牢地堵死了。科举制下的晋升之道在于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论证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个人对体制的忠诚。而科学技术、工艺技能则是属于旁门左道、奇技淫巧的范畴，难登大雅之堂。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与外部世界交往日渐增多，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们对近代科技也开始发生兴趣，像徐光启、王泮和李之藻等一类的知识精英，会去关注晚明时期涌入中国的欧洲科学图籍和理论，但这基本上只属于学者的业余爱好范畴，主要是基于他们自身的研究兴趣。国家和社会没有提供系统化的科学训练和实践，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系统。

此外，虽然耶稣会士们在明末和清初的中国知识界和统治集团也形成一股学习和应用近代科技的风潮，一时间中国精英层在天文、地理和火炮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拉近了距离，但这显然是临时的和功利性，这一点在地图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欧洲地图学于16世纪末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舆图绘制已有长期独立的发展体系，但始终未形成具备的欧洲科学样式。在晚明的一部分人文精英不断揣摩西洋地图和努力摹刻“地图投影”之时，明朝各地州府的方志舆图还是按照先前模板来描绘和刻印。各省和地方上的制图人员并没有受到地图学创新的影响，因为与耶稣会传教士们的接触主要限于朝廷官员。也因此，中国地图的传统在发展到清代之时，其变化也十分有限。甚至到开始采用西方科学测绘时，许多中国地图的描绘仍然体现出传统舆图的强大影响。这种情形好比两条平行线，距离很近但不相合。

1773年中国耶稣会解散以后，中国精英团体跟外国学者互动的机会更加有限。清朝接受并应用外国科技理念的开放情形在乾隆朝后期开始消失：红衣大炮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停止生产，对天文和地理的爱好则会冒着被投入监牢的风险，因为试图参透“天道循环”显然是居心叵测图谋不轨的表现，是属于《叫魂》里被严加防范的“妖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