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会有这样错得离谱的宣言。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一位数字公民自由主义者在其二十年前所著的《赛博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开篇这样写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这些令人厌倦的肉体和钢铁的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思维的新家园。我以未来的名义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在我们的聚集之处，你们不享有主权。”

在世纪之交，这个技术乌托邦的愿景似乎真有可能变为现实。那些曾被过度要价或被封存在落满尘土的政府办公室的娱乐与信息，忽然间变得触手可得。一些聪明的年轻人开始着手“整合世界信息”，并且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联接”。比如，便捷的在线交流帮助埃及人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

但这愿景并不持久。政府通常不会长期对一个新领域放纵自由而不加监管。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指控谷歌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苹果公司也一直因iPhone数据安全问题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陷入僵局。世界各地的专制政府纷纷吸取埃及的教训，开始投资设置网络在线监测装备。网络过滤系统也开始限制信息访问：比如，英国政府限制网民浏览色情信息，俄罗斯则限制政治异议的网络传播……

不断竞争的操作系统和不同的网络商抛出各种诱惑来维持用户稳定性，从而巩固自身实力。这些网络商并未遵循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理念，而是运用不同算法加剧网络个性化，确保每位用户的搜索结果和收到的社交媒体推送都不尽相同。五大公司占据了近三分之二的全行业广告收入，广告已成为网站的主要商业模式。尽管有数百万的App程序可供下载，大部分网络用户每月使用的App不超过30个。

开放网络创收仅占整个网络收入的20%。其余收入则来源于隐蔽且无法查询的“围墙花园”，比如脸书的算法就是不透明的，或来自“暗网”（Dark Web），“暗网”是指一个隐秘而平行的万维网络空间。互联网用户活动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也是巨头手中。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一家管理咨询公司表示，互联网收入将占到了全球20大经济体2016年GDP总收入的5.3%，达到四万两千亿美元。

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简单来说，由硅谷的乐观主义者们编织的自由、开放、民主的网络最多不过昙花一现。更精确地讲，开放的互联网其实从未真正存在过。

这个论断其实并不意外。正如斯科特·迈尔考姆森（Scott Malcomson）在《分裂网》（Splinternet）中写道的，一项关于互联网过去与未来的启发性调查显示，互联网最初是“美国军方出于为美国军事任务服务目的而开发的”。实际上，几乎每一项优化智能手机的技术，最初都作为战争工具诞生。比如，一战后不久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The Washington naval treaty），意在限制军备规模，但对于武器问题却保持缄默；这为研发能够进行复杂数学计算的机器提供了契机，从而保证瞄准射击精确度。偷袭珍珠港事件促使了第一台具备操作系统电脑的诞生。而电脑屏幕的研发则是为了满足军方对于雷达追踪屏幕的需求。

因此，迈尔考姆森表示，互联网的诞生与军事需求息息相关。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后，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总统（President Eisenhower）敦促成立了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正是这个机构创始了互联网始祖阿帕网，迈尔考姆森在书中写道。这些作为互联网基础的分散、分组式通讯系统，正是美国为保卫国土免遭外来大规模袭击而开发的。甚至连大受吹捧的硅谷风险投资模式，这种押注高风险新兴企业的做法，最初也源于军事目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方逐渐对互联网失去了兴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军方对互联网的重视也逐步转移。曾经靠早期电脑和电话线进行实验的黑客和极客们的时代来临了。

他们成为了今天的巨人。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以及一些电信运营商，开始参与欧美地区各方面的政策制定，从隐私权、版权法的制定，到保护儿童和国家安全等多领域都有所涉足。随着这些公司日益壮大，各国政府也开始着手限制它们的权力扩张。

重申互联网既有权力的主张，存在两个严峻的潜在问题。第一，来自监督机构的威胁及其对言论自由带来的潜在影响。2013年斯诺登所披露的美国和其他情报机构所收集的大量数据显示，即使是（号称）最自由的国家，也难以抵制对于获取大量信息的诱惑。同时，大型网络公司收集的大量商业数据也显示出，他们通常比用户自身更了解用户的需求。当人们意识到他们处于被监视状态时，通常会首先进行自我审查，同时相应改变自身行为。

另一大风险是，国家与公司间的紧张关系逐步解析为一种共生关系。据一封被泄密的邮件显示，一位谷歌高管正在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国务院就一种在线工具进行交涉，据称这种网络工具将对于“煽动更多（叙利亚人）叛逃，并为反对派注入信心”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也开始悄悄支持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那么只会加剧人们的猜疑，并加速网络与地区利益的交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至少民主国家应始终对互联网采取不干涉态度。当人类所有其他领域的活动都受到法律和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准则限制时，人类凭什么在互联网领域免于任何监管？一个管理良好、井然有序的互联网环境对于用户来说是最为有利。如果说，这意味着失去了一些早期的互联网精神，这只是一个小代价而已，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太多技术专长的33亿多互联网用户来说。

1996年的互联网与2016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996年，约翰·佩里·巴洛曾在他的赛博宣言中写道，约有五千万人，或者说占世界0.86%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今天，世界超过40%的人口都是互联网用户。任何达到如此规模的系统都不可能实行完全意义的自治。

迈尔考姆森先生把互联网比作一个“建立在政府平台上的全球私人市场，这与全球航空系统有点类似。”他并没有深入地解释他的比喻。从纵情欲望的角度来说，随心所欲的互联网环境与航空旅行黄金时期的浪漫设想没什么不同，就像人们对于飞机上三道精致餐点和充足腿部空间的憧憬一样。但是，这种随心所欲状态下的互联网，就像那个年代的航空旅行一样，成为了少数富有、教育良好且大部分为男性用户的专属领域。现在，航空旅行早已不再那么奢侈豪华，但是却更加实惠便民。因此，互联网亦然，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但是，这就是互联网。

（译者：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