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日本政府于4月13日决定把稀释过后的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此举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也引发了当地渔民和中韩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回溯历史，日本核电体制是怎么形成的？日本和平运动暨反亚太地区军事化运动者武藤一羊发出了疑问：“在地震多发国家的日本，海岸线上竟然并排耸立着这种事物（核电站）达 54 个之多，这种有悖常识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在这样的疑问之下，武藤一羊梳理了日本核电体制的形成过程，并且揭示出，这一体制让多数市民相信“原子能清洁、安全、便宜，是不可或缺的能源”，但是却遮蔽了核能发电对环境、人体的危害，还同时掩盖着日本发展核电的真正秘密：核能发电并非单纯作为能源产业而存在。在日美安保体制之下，日本实现核武装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虽然目的是“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潜力”，但日本的核开发还是以能源政策的面目出现在国民面前，也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在日本核废水入海这一事件得到大量关注的今天，界面文化转载了由“文化纵横”公众号摘编的武藤一羊《活动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一文，来探讨日本核能体制的历史渊源。本文原载《人间思想》集刊第二期。

01日本核电体制的形成

1960年代是全球商业核电产业起步的时代。日本用于商业的核电起始于1966年东海村第一号反应堆的启动，在1970年代急速扩张，并作为国家的一大支柱产业而起步。1970年代20台机组，1980年代16台机组，1990年代15台机组，2000年代5台机组，多年来，核电产业几乎以每年增长150万千瓦小时的直线型幅度在增加。核电似乎已滴水不漏地被纳入了国家的能源政策。

然而，这意味着某种超越能源政策的事物诞生了。原子能作为一个坚固的结构，出现在国家的核心部分。学者吉冈齐把这种围绕核电形成的结构称为“原子能体制”。它的政策特征在于“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国内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方针”，并为其冠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冈指出，在这个前提之下，“在承担开发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导下，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各部委、电力部门、政治家和有实力的地方自治体四者为主要成员”，“再加上生产商及核能研究人员六方”构成了复合体。复合体是为了制定“基于内部利害而协调一致政策”。它与“军产复合体”或者政、官、财相勾结的“铁三角”有着同样的结构。最近“原子能村”这一称呼所指向的正是这种结构。

吉冈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定义如下。

“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是日本暂不保有核武装、但须奉行保有足以实现核武装技术与产业潜在能力的方针。这是日本国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据此，以持有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政策基础的美日两国军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这句话所附带的意思是，拥有先进的核技术及核产业是国家威信的重要源泉，也就是“原子能即国家”。另外，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特有的历史背景，国家安全保障这一词里也包含了能源安全保障的含义。面对一般国民时，这一含义常常会被强调。从这个公理来看，核技术，尤其是敏感核技术，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无论如何，在日本，核能政策由于和国家安全保障密切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家基本政策的一部分。

被称作公理真是很绝妙。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已经被抹杀了要求证明的权利。在这里，原子能与军事在战后日本以独特方式结合的事实被抽取出来，那就是不以核武器形式出现而作为军事要素的原子能发电。但在面向普通民众时它却是以能源政策被提出来的。311以后，东京电力公司、政界、财界以及媒体之中核电维护推动派的核电拥护论，基本上100%都以如果没有核电、电力需求能否被满足、能源是否够用等威胁论构成。这一手法仅仅打开了遮盖原子能体制实质帘幕的一部分，仅仅将能源的面目呈现给公众。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保障”的本来面目就无法看到了。

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有关原子能利用、类似1954年原子能预算宗旨说明那样露骨的军事意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装论被移植到看上去与核电无关的语境中并复活。那是在解释宪法的脉络之下进行的。开此先河的是岸信介。1957年，刚刚执政的岸信介就在参议院提出在自卫权的范围内可以保有核能。他还在众议院提出，“一叫做核武器，就被认定是违宪，这样的宪法解释是不正确的。”通过1960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自发加入了美国的霸权战略。他虽将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也成为第一位提出在现行宪法之下也可保有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这种令人惊异的宪法解释的首相。这一立场被之后的历任自民党政府所继承，并被反复认定。但是这一立场被置于与核能产业相剥离的言论空间中。其名与实被分开，被放置在任何时候都能合为一体的位置上。

吉冈将原子能体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这一视角对于从整体上把握311以后的事态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虽然最近媒体也公然将“原子能村”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它们所做的仅是将从电力产业与官僚的沆瀣一气中获利的利益集团捉出来，仅仅将原子能问题作为能源问题来论述，并没有触及“国家安全保障”这一核心问题。

对战后日本而言，国家的安全保障是在（1）依靠日美安保提供核保护伞、（2）拥有发动战争的能力、（3）限定非武装的宪法第9条与宪法民主主义这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多元复杂性的领域。这三种要素与前文提及的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原理分别相呼应，但在原理上却相互矛盾。

日本的核能力建设是为了实现其中的（2）而定位的实体性要素，但又处在（2）与（1）的相关关系、即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微妙关系之中。在构成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大原理中，由于美国的世界战略原理现在仍压倒性地发挥着作用，即便日本想实现核武装，根据自己的判断使用武力，然而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违逆美国而选择（2），对日本的统治集团而言无异于毫无出路的冒险。况且为了修改宪法所做的中心突破也没有成功，（2）仍旧在（3）的宪法体制的一定制约下，因此，日本若是退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选择核武装的道路，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国际性的孤立。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些矛盾的各种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且原子能在其间占了什么位置。

02佐藤政权——“核武装牌”及其效果

首次将核武装的选项写入政策议案的是佐藤荣作首相。佐藤就任的1964年到1972年7年时间是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时期也是越南战争的时代，而“核”是左右这场巨变的暗中出场的角色。

美国于1965年开始轰炸北越并向南越大量增派步兵。战争的逐渐升级也引起了世界性抗议侵略的反战运动。同时，NPT出现，最初有62个国家于1968年签署了该条约。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在1968年的新年攻势后失却了胜利的希望。同时，中国切实感到了苏联核攻击的危机。应中美双方的需要，1971年基辛格国务卿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尼克松总统实施了对华访问。中美关系破冰震惊了全世界。战后的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作为首相执政的佐藤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日的美军基地成为了出兵基地，日本的军事和民间设施也都被动员起来为美军服务，ODA(政府开发援助)也在南越以及周边亲美各个国家展开。冲绳的美军基地成为B52轰炸机的出击基地。韩国不仅向越南增派陆军，还在美国的施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日韩关系正常化”。1965年，日本在日韩条约上签字，这成为了支配韩国经济的开端。在这期间，佐藤也开始和美国交涉冲绳复归的相关事宜。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国内对抗国家权力和既成社会秩序的叛乱在全国蔓延的动荡时代。针对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反越战团体及新左翼等反战反安保运动、学生的全共斗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及新伤残人士运动、以三里塚及水俣为代表的地区民众运动相继出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动荡局面。反对越战=“反对美国战争”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最为普及的运动基础，也产生了对积极参与战争的佐藤政权以及支持这层关系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议意识。在直接全面卷入这场美国战争的冲绳，复归运动打起了“无核回归”、“反战复归”的旗帜，向美国统治下遗弃了冲绳的日本政府施压。

在此期间，佐藤首相秘密下令对核武器制造和核武装化进行探讨。佐藤内阁打着“冲绳不复归，战后日本无从结束”的口号，与约翰逊政权及之后的尼克松政权开始交涉，终于在1972年根据冲绳协议实现了冲绳施政权的复归。

“日本的核武装”在这场交涉中作为暗中的演员登场。佐藤于1965年就任后马上赴美访问，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会谈。拉斯克国务卿单独询问佐藤日本要如何应对中国保有核能这一状况时，佐藤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应保有核能，但是自己作为个人则认为为了对抗中国的核能，日本也应该保有核武器。藤田幸祐在上述论文中指出，这是佐藤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将核武装问题作为外交牌来使用”。

从90年代中期起，佐藤内阁进行的日本核武装讨论的经过就开始被特别报道出来。政权更替之后，由于多少已经开始对过去事实进行检验，所以在现在得到了迅速的公开。在此期间，笔者自己置身于反越战和冲绳复归问题的运动中，对同时期竟然也在进行核武装的过程毫不知情。当笔者意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愕然。不仅仅是我，当时的运动也没有将这令人恐惧的过程纳入运动射程之内。

NHK在2010年10月3日的NHK特别报道“追求核的日本”中，披露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与西德外交部之间如何从NPT蒙混过关、就核武装对策进行共同讨论、并在箱根举行秘密会谈的事情。节目采用了当时外务省当事人等人的证言，相当具有冲击性。由此，外务省倍感压力，于11月全部公开了佐藤所任命的“外交政策计划委员会”于1969年9月25号签发的绝密文件《日本的外交政策大纲》及NHK报道的《关于所涉文件的外务省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的与核武装相关的100多部文件。这些都是当年佐藤政权针对中国的核保有及加入NPT等，从正面对核保有这一选择进行探讨的证据。

藤田详细叙述了在此期间，根据佐藤的指示，关于日本核武装的研究和探讨是如何由内阁、外务省、防卫厅、海上自卫队干部在正式、半正式和私下场合被大力推进的。时任国防会议事务局局长的梅原治及防卫厅中坚干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安全保障调查会”自《日本安全保障系列专题》（朝云新闻发行）开始，从1967年到1970 年间陆续出台了探讨日本核武装在技术、战略、外交、政治方面可能性的研究与提案。《日本安全保障》68年版中收录的长篇论文《日本核武器生产的潜在能力》中针对日本的核能设施转型为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日本若进行核武装不应该利用浓缩铀制作铀弹，更适合制作钚弹，并且由此得出不可避免要建设废料处理工厂这样的结论。当时针对核武装研究的多数结论都认为马上进行核武装会增加美国的猜疑，导致邻国外交上被孤立，因而对此并不看好。但是这些研究却确认了只要有相关意志，以原子能产业的能力为基础，就能切实保有核武器，这就使得核保有问题由岸信介所展开的法律讨论的抽象层面落实到了制造环节的具体层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就核武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外交政策大纲》将关于核保有的讨论过程以如下简短的公式进行了归纳：

关于核武器，无论是否参加NPT，虽然目前采取了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受到相关牵制。另外，核武器相关的基础政策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利害得失的衡量而制定的，这一宗旨要向国民进行普及。

这就是保持任何时候都可将原子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水平的同时，不加入NPT、或者即使加入NPT也能拿出摆脱NPT束缚方案这一立场的宣言。“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限定在“目前”，而且也在向国民灌输：保有核武器与利害得失相关，绝不能说绝对不会保有核武器。在反复讨论了加入的利害之后，日本于1970年签字加入了NPT，但那时政府声明中却特意强调了退出权——“条约第十条中规定‘当各缔约国认定与本条约的对象项目相关的异常事态危害了本国的至高利益时，作为主权的行使，拥有脱离本条约的权利’”。而对此的批准直到1976年才获得通过。

藤田所指的“核武装牌”是把这张牌公示以后，以目前不保有核作为让步，并且以“非核三原则”作为保证，作为交换使美国承诺冲绳“无核复归”，进而利用放弃自主持有核来换取美国对日的核保护伞交易的成立。然而实质上并不是这般好事。

正如目前为止政府所正式承认的，冲绳交易中因为相互认可在紧急情况下可自由将核带入该区域的秘密约定，所以冲绳的“无核复归”和非核三原则从开始就只是说辞。最重要的施政权返还——将美国军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给日本，是为了让日本政府去面对冲绳民众的抵抗。而1969年佐藤尼克松发表共同声明之时，日本被赋予了全面协助美国维持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义务，对于美国战略更加忠诚。

但是，尽管日本这样对美国曲意奉承，尼克松和基辛格却置日本于不顾，开始展开新的亚洲外交。从19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进程加速。然而美国却没有告知为了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投下忠诚一票的日本，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迎面一掌。

然而日本并不仅仅只是被漠视。1971年两次北京会谈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把日本作为一个共同话题，双方在对日核武装和对亚洲扩张保持警戒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基辛格访华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尼克松在没有对日本进行事前告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是来自尼克松的双重打击。自此美国一直怀疑日本的野心。由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核武装牌”的结果适得其反。

03两个战略性的掩饰——原子能与安保

抛开“核武装牌”的效果不谈，原子能体制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核武装大潮中。日本的核能力沿袭了《日本外交政策大纲》的主旨而生根发展。科学技术厅之下设立了反应堆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体，作为未来制造高纯度钚的项目，旨在开发核废料处理工厂与高速增殖炉的技术。为了将作为核武器搬运手段的火箭技术开发统合在国家战略之下，在科学技术厅下又设立了宇宙开发事业团体。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潜力”不被识破，“核燃料循环”计划也于这个时期提出。藤田指出，这是为了把“钚开发”“作为能源政策的一部分向国内外进行宣传”，而不使人以为这是在为制造核武器做准备。虽说如此，快中子增殖堆也是生产高纯度钚的设备，如果连这也要伪装的话，就有藏头藏不住尾的感觉。

如此这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原子能体制，穿着能源政策的外衣现身，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集团，称霸于社会。然而这样的逻辑若一旦成立，核电将不得不在现实中发挥给社会和产业供给商业能源的产业机能。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及技术潜能”的原子能产业这一说法就难以说得过去了。就算是打消了“钚难道不是为了核弹头吗”这样的“怀疑”，也不得不实现核燃料循环，所以在技术上无论多么不合理，都需要建设、运营快中子增殖堆。所保持的核能力也不得不整合为能源政策来进行解释。但事实上，若关闭核燃料循环这一“文殊菩萨”迟迟不动，燃料处理就无从顺利运转，也就没有处理废弃物的成型方案。原子能就这样在作为民营产业都欠缺实现条件的情况下——原本就没考虑善后这一点暴露了核电与军事的共同点——不得不作为国策来推进。原子能也不得不继续被曝光在各种回答不了也不能回答的质问之下。

于是对公民社会进行洗脑就成了原子能产业生存的条件。为了将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做到底，就要让多数市民相信“原子能清洁、安全、便宜，是不可或缺的能源”，必须提前封锁质疑，不能给异议留任何机会。为此就产生了依据电源三法，用补助金收买核电站所建地区的社团，不惜重金收买媒体、专家、艺人、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作为地区垄断企业，本来没有必要做广告的电力公司却支付着天文数字的广告费用，这一事实自311后东电停止了广告费支出时才被媒体揭露出来。

这样的宣传不仅仅掩饰了核能发电对环境、人体的危害，真正想掩饰的是核能发电存在的理由这一秘密，换言之，核能发电并非单纯作为能源产业而存在这一事实。这是硕大的战略性掩饰。

这里还有必要关注一下另外一种战略性掩饰。自民党政权从19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一直有意识地在政策上从日本本土政治中抹去“安保”这一争议点。

对于战后政治来说，“日美安保”是核心的政治议题。1950年代，决定割让冲绳的旧金山和约与确定美军驻留的第一次安保条约的搭配签订，强行将国家舆论分成了两派。旧金山议和意味着美国对日占领结束，那之后以砂川斗争为始，反基地斗争广泛开展，日本出现了判定安保违宪的伊达判决，由此美国甚至要直接介入最高法院、企图推翻这一判决。进而在1954年，日本出现了多数草根民众行动起来的废核运动。1959-1960年，日本出现了反对岸政权缔结新安保条约，这也是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政治斗争，甚至激化到美国总统访日被迫取消。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于把与美国的一体化作为政治支柱的自民党政府，将这一议题从日本全国政治中抹去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上策。

为此，让民心远离安保政治是十分必要的。接替岸的池田勇人内阁为此打出“收入倍增计划”，由“经济成长”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的美梦将民众意识中的“安保”淡化了。

但从国内政治中消除安保的最有效方法则是将安保实体——美军基地从本土转移到冲绳。冲绳学者新崎盛晖指出，在1960年的安保改定与1972年的冲绳返还时，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大幅缩小，而相应地，在冲绳的美军基地的绝对面积及比例却大幅扩大。在反抗运动蓬勃兴起、新安保条约被冲击的1960年代，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到了原来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是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面积却增加了两倍。1960年代本土和冲绳的美军基地面积基本相同，但从美军同意返还基地以后的1969年开始，本土的美军基地骤减。到1974年，本土美军基地与冲绳基地的比例达到了1：3。今天美军基地的四分之三集中在仅占日本全国面积0.6%的冲绳，这种局面是伴随着基地返还的过程而形成的。

由此，6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70年代初，广义上新左翼的政治斗争被镇压并且从内部崩溃后，安保在本土的中央政治斗争中不再是被追究的争议点，但运动和斗争并没有被消灭。80年代面对美苏新冷战的激化，数量多且规模庞大的反核运动又广泛开展起来。反基地斗争也不屈不挠地持续着，组织起针对海湾战争时期向海外派兵、新日美防卫方针等让日本参与战争的抗议行动。然而，在主流媒体那里，安保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旦触碰，则会被当作危险人物或过时人物被孤立。

“安保”被强行发配到冲绳，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存在了。但是相反在被强加上基地负担的冲绳，“安保”遭到了激烈的持续抵抗。从1995年美军强奸少女案开始全岛出现的抗议行动，到今天冲绳所展开的抵抗运动，都快速具备了直逼美国与大和民族两重殖民地支配核心的性格。安保掩饰结构由此嵌入了深深的裂痕。

无论如何，这个时期在这两个战略性掩饰的守卫下，安保、冲绳、原子能这三种要素在强势的美国霸权体制中被矛盾地统合到了国家安全保障的结构中，非核三原则（附加核密约）则起到了将这个危险结构与国内宪法体制进行勉强整合的纽带作用。

这三要素的组合方法如下：美国依然将冲绳作为美国可自由使用的军事殖民地，其管理全权委托给日本，因此免去美国的统治责任；日本则将冲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对冲绳负有（包含基地在内的）统治责任。这种组合的交换条件是，可以得到美国的战略体制（核保护伞）“保护”的保证。并且，日本在其保护下，在强化作为美军战略羽翼之一的自卫队的同时，在核能体制堡垒之下可以保持独立的核武装技术、经济基础，并且可以继续强化这方面能力。这种结构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结构，在冲绳复归时被确立下来。而让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主体内容持续到了今日。

本文转载于“文化纵横”公众号摘编的武藤一羊《活动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一文，本文原载《人间思想》集刊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