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关于远程工作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很多人喜欢远程工作，不希望老板取消它。

当疫情迫使办公室员工进入封锁状态，并切断他们与同事面对面交流时，他们立即意识到，他们更喜欢远程工作，而不是传统的办公室日常和规范。

随着一些办公室和学校重新开放，各个年龄段的远程工作者都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许多美国人正在发出尖锐的灵魂拷问：他们是否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以及他们愿意在未来几年牺牲或忍受什么。

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就有人质疑办公室生活是否与他们的抱负相符。我们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数字游民”，即那些离开了家园、城市和大部分个人财产，开始他们所谓“旅居”生活的员工。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处境迫使员工远离办公室和主要的大都市地区，并将他们推向新的生活方式。

如今，很多人都有机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重塑自己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大城市的诱饵和交换

大多数数字游民一开始都很兴奋地进入为知名雇主工作的职业发展轨道。搬到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后，他们想利用空闲时间去结识新朋友、参观博物馆和尝试新餐厅。而后，倦怠袭来。

尽管这些城市肯定拥有能够激发创造力和培养新关系的机构，但数字游民很少有时间利用它们。相反，高昂的生活成本、时间的限制和工作上的要求导致了一种压抑的物质主义和工作狂文化。

28岁的宝琳在广告业工作，帮助大公司客户用音乐建立品牌形象。她将同龄专业人士的城市生活比作“仓鼠转轮”。（按照研究协议的要求，本文使用的名字为化名。）

“纽约的特点是，它有点像最忙之人的战斗，”她说，“这就像，‘噢，你以为你很忙？不，我才叫很忙。’”

在我们的研究中，大多数数字游民都曾被吸引到城市规划专家理查德·弗罗里达称之为“创意阶层”的工作中——即设计、技术、营销和娱乐方面的工作。他们原以为这项工作会是充实的，足以弥补他们在社交和创造性追求上所牺牲的时间。

然而，这些数字游民告诉我们，他们以前的工作远没有他们期待的那么有趣、有创意。更糟糕的是，雇主继续要求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并接受办公室生活的种种控制，却没有按照承诺给他们提供指导、发展或有意义的工作。当他们展望未来时，他们看到的只是更多相同的前景。

33岁的埃莉曾是一名商业记者，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企业家。她告诉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没有积极的榜样，所以人们就会想，‘为什么我要不断往上爬，努力得到这份工作？这样度过接下来的二十年可不像个好办法。’”

在年近30岁到30岁出头的时候，数字游民们在积极研究如何离开他们在全球一线城市的职业轨道。

寻找新的开始

尽管他们离开了世界上那些最迷人的城市，但我们研究的数字游民并不是在荒野中工作的自耕农。他们需要获得当代生活的便利，才能有生产力。放眼海外，他们很快了解到，印尼的巴厘岛和泰国的清迈等地拥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来支持他们，而成本只是他们以前生活成本的一小部分。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为员工提供远程工作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数字游民必须前往东南亚，或至少离开美国，才能改变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疫情期间，一些人已经离开美国国内房价最贵的大城市，搬到了小一些的城市和城镇，以便更亲近自然或家庭。其中许多地方仍然拥有充满活力的当地文化。随着上下班通勤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这类搬迁可能会让远程工作者有着更多可用收入和更多空闲时间。

在我们这项研究中，数字游民经常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和金钱来尝试新事物，比如探索副业。最近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有点看似矛盾的是）从事副业带来的赋权感实际上提升了员工在主要工作中的表现。

未来的工作虽然不会都是远程的，但无疑会为更多人提供更多的远程选择。尽管一些商界领袖仍然不愿接受员工想要离开办公室的愿望，但地方政府正在拥抱这一趋势，美国的几个城市和州——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都在制定计划，以吸引远程工作者。

这种移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有可能丰富社区，培养更令人满意的工作和生活。

（翻译：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