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聂琳

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出了规模巨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于此轮超级“大放水”会不会推高通胀的争论不绝于耳。

曾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近日撰文指出，从短期来看，由于市场对商品、劳动力、大宗商品的需求疲软，通胀将不会持续上升，但未来几年，中美争端加剧、去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迭起、老龄化等可能会让全球面临负面供给冲击，这种情况下，过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终可能会带来滞胀。

以下内容编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4月14日刊登的鲁比尼文章《滞胀来了吗？》（Is Stagflation Coming?）：

越来越多的人在争论未来几个月通胀的上升将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前者反映了全球经济从疫情导致的衰退中急剧反弹，而后者则反映出需求和成本双重因素推高通胀。

许多人认为通胀上升将持续且长期上升。其中一个观点指出，美国在经济已经超预期复苏的情况下又实施了1.9万亿美元的超级财政刺激，这势必会推高通胀，对此，一些人反驳称，美国家庭会把财政补贴中的绝大多数存起来偿债，因此这一财政刺激将不会引发持续通胀。不仅如此，基建投资增加在推高需求的同时也会增加供给。不过，即便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财政刺激使得私人储蓄增加，这意味着此前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后将给通胀带来一定压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联储等主要央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极度宽松，随着经济重启和复苏加速，央行提供的流动性短期内已经导致资产价格通胀，并将推动信贷增长和支出增加，进而使通胀上升。对于这种观点，一些人反驳说，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央行只需要削减其资产负债表、收紧货币政策就可以了。这种观点越来越让人无法信服。原因是，一直以来，央行都在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眼下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只有短期和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位才能保证债务负担的可持续性，因此，在目前的节点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将会引发经济衰退。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会推高通胀，只会阻止通缩出现。这种观点假设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2008年类似，当时，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信贷萎缩，从而冲击了总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在从总供给负面冲击中复苏，这样的话，过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真的会带来通胀，甚至是滞胀，即高通胀伴随经济衰退，就像在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供给冲击后美国陷入滞胀那样。

当前存在数个潜在的负面供给冲击，这些冲击不仅将威胁潜在的经济增长，也可能会推高生产成本，这些潜在的因素包括：后疫情时代出现供给瓶颈、中美冷战加剧、全球产业链分割、外商直接投资从成本较低的中国回归较高成本的地区。

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人口结构风险。当老年人通过减少储蓄来增加消费时，限制移民将会提高劳动力成本。此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意味着民粹主义的威胁将持续存在。一方面，这可能会促使政府支持工会组织，从而进一步推高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企业积累起来的寡头垄断将增强生产者的定价权，从而带来通胀带压力。

反对滞胀理论的人指出，尽管公众反对科技寡头，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人科学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将继续削弱劳动力的劳动力参与程度，并且，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将被退休年龄提高所抵消。

对于去全球化将推高通胀，反对的观点指出，随着世界许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加深，以及服务外包为劳动力迁移提供了变通办法(比如，印度的程序员不必搬到硅谷去就能为美国设计应用程序)，今天全球化的逆转本身也可能被逆转。

从短期来看，市场对商品、劳动力、大宗商品的需求疲软将不会让通胀持续上升，但是，考虑到上述一些持续存在的潜在供给冲击，未来几年，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引发持续的通胀压力，并最终带来滞胀压力。

不要忘记，通胀回归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我们可能会从“大缓和”进入新的宏观不稳定时期。债券市场的牛市最终会结束，名义和实际债权收益率上升将使得目前的债务负担不可持续，进而冲击全球股市。最终，我们甚至会看到1970年代式的萎靡不振重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