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应该“拯救”性工作者吗?

一项司法改革,把卖淫者从罪犯变成了受害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它仍然存在着缺陷。

2016年04月07日Caelainn Hogan 纽约

NARRATIVELY

上午九点半,一队人排在纽约国王郡刑事法院前,缓缓通过安检,进入法庭。

电梯内拥挤而异常沉默。八楼的走廊里,一位叫做斯盖拉(Skylar)的年轻女士,正坐在木凳上等着我。斯盖拉的卷发绑在脑后,简单地扎成了一个发髻,穿着有些褪色的红色连帽衫,抱着一个米色帆布袋,里头塞满了书和传单。

拐角处的墙上,有两张新帖的告示,列出了今天的出庭名单,包括家暴案件的被告,和性交易案件中的被告。后者之中,许多人还面临多项与卖淫相关的指控。

斯盖拉昨天很晚才睡,她在电话里和妹妹一同祷告到深夜。她最近刚得到这份红伞计划(Red Umbrella Project)的工作。这是一个位于布鲁克林的组织,致力于引导性工作者。在过去几个月,她为此各处奔波,包括每周来这里观察庭审。“性工作者是什么意思?”她妹妹用谷歌“红伞”时问,“是妓女的别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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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盖拉(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使用其工作时的化名)第一次涉入性工作时,只有15岁,当时她在克雷格列表网(Craigslist)上登广告,来寻找客人。起初她只是偶尔如此,毕业后,就越来越多了。她在13岁时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比起朝九晚五的工作,性工作赚得多、费时又少,还可以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完成学业。

斯盖拉认为,禁止性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私的,”她说,“我有孩子,他们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必须重回老本行,为了他们,我愿意。”

现在,斯盖拉差不多七点左右起床,晚上,她有时会去化妆品销售会兼职。在那里,她向女性顾客们讲解推销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同时她几乎每周都会抽一晚时间,去参加在东村定期举行的诵诗会,她可是诵诗会的名人。诵诗会的主持人和组织者都见证了她的成长,待她如家人。在台上,斯盖拉把自己完全融入了热烈、快节奏的诗歌。

很难想象这样一名女孩,也曾被铐起来,摔到车身上。但是这的确是斯盖拉跟我描述的。2013年曼哈顿钓鱼扫黄时,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被捕,当时她只有17岁。她在最后时刻才决定,去见一位回复了她广告的客人。被接走时,她甚至都没换掉T恤和睡裤。她上了一辆轿车,穿过布鲁克林大桥,来到一座似乎是空置的大楼。

客人是一名卧底警察约翰,他问斯盖拉,她准备做些什么,试图套出她“赚钱方式”的所有细节。斯盖拉告诉他,她是不会在公共场合说这些的。当斯盖拉觉得不对劲想离开时,便衣警察冲出来逮捕了她。他们把她押到车上,冲着她大声吼叫。他们在斯盖拉身上发现了几个避孕套,认为这就已经有足够证据来逮捕她了。

斯盖拉在监狱待了整整一晚,然后被带去曼哈顿刑事法院。几周后,她又被带到了曼哈顿社区法院庭审,那是一个局促的小房间,大概只有现在她每周来观庭的法庭一半大。现在,法院会用编号来代表性交易指控,用以保护被告。但在2013年没这么回事,对斯盖拉的指控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下被宣念了出来:诱使他人进行性交易。

逮捕斯盖拉的那名警官认为有皮条客、或其他形式的管理者专门为她提供客源。他对法官说,就凭她那点智商,一个人接不到客。警方希望斯盖拉供出帮她拉客的人,但斯盖拉没有指证任何人,因为没人帮她拉客,然而警方却以此指责斯盖拉不配合调查。斯盖拉还说,她的律师告诉她法官并不想即刻销案,尽管她当时尚未成年且从未有过犯罪记录。他们提供的销案条件是要求斯盖拉接受六次心理辅导,案子也要六个月后才能彻底销除。但当时斯盖拉马上就要进入大学,律师为了即刻帮她销案,让她参加了更多心理辅导。她一共强制性地接受了十次心理辅导,提供辅导的是一个专门帮助失足青少年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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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盖拉被捕后的一个月,也就是2013年9月,纽约州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州级人口贩卖干预法院(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 Courts 下称HTIC),这让刑事法庭系统在对待性交易案件的被告时,更多的把她们当作受害者,而不是罪犯,并开始为她们提供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

在以前,从事性交易面临的刑罚一般是罚款或监禁。而这个新法庭提供了非盈利的强制心理辅导。这些辅导——通常五到六次——包括心理咨询、移民援助,甚至还有瑜伽,具体由指派的辅导者决定。如果被告认罪并在接下来六个月内不再犯,被告的犯罪记录将不会对外公开。

2013年,纽约州首席大法官乔纳森·利普曼(Jonathan Lippman)在公民犯罪调查委员会(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上宣布了这个新项目。他向公众保证,会对每个参与项目的法院派遣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熟知性交易行业现状的法官。他说,新项目将使无数被告逃离虐待和折磨,从而拯救她们,帮助她们追求“良好的生活”。

“我们创建了这个新司法结构,纽约州是这方面的开拓者,”利普曼说,“美国第一个干预人口贩卖的州际法院,我们会帮助那些被告打破那种被剥削、被逮捕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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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司法系统不再视所有出卖性的人为罪犯。实际上,罚款和监禁只会让人们重回性产业,因为有了犯罪记录后,想找到工作和稳定的住所就更难了。但是把性工作者视为受害者,同样不适用于所有人。法庭强制被告接受心理辅导,即使她们中很多人,比如斯盖拉,并不是被皮条客强迫才开始卖淫,她只是为了交房租、交学费、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简单地给性工作者贴上‘被逼’、‘受害者’的标签,掩盖了那些驱使她们进行性交易的经济需求。” Kate Mogulescu说。Kate是法律援助协会(The Legal Aid Society)的一名律师,该协会为多名性交易被告提供法律援助。

街头与安全(Streetwise and Safe),一个位于曼哈顿、关注LGBT青少年的组织,最近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共同发布了一项青少年为了生计而从事性交易的统计数据。他们发现,在近300名的受访性工作者中,只有6%是被皮条客带入这一行的。他们中大多数都是经由同行介绍,开始从事性交易,他们的动机也大多出于经济需要,像是付房租,买食物。

“贩卖的定义并不适用于很多我帮助过的人。” 布伦丹·奥·康纳(Brendan O’Connor)说,她是SAS的一名律师(Servants Anonymous Society,一个非盈利女性组织,旨在帮助年轻女性脱离性行业,免受性奴役)。“去贩卖法庭的人都不是自愿去的——给她们带上手铐,帮助她们,SAS反对这么做。”

同时,纽约的性工作者组织非常认同,性交易中的人们需要更好、更容易的援助,刑事起诉无助于打破循环。她们指出,逮捕,关押性工作者对警方而言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她们才是受害者。而法庭纵容警方记录性工作者的犯罪档案,并给她们定罪,恰恰使得她们不能在第一时间自主地接触援助组织。

“我们相信人有自我决定的权利,有安全的需求,有人权,但是刑罪化不能实现这些。” Sienna Baskin说。她负责纽约的一个性工作者项目,她担心被捕的经历会给性工作者们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我们的目标就是废除性交易的刑事定罪,但同时,各种形式上的减少伤害也很重要,贩卖法庭提供了一个减少伤害的机会。”

虽然有一些机构在尽力减少对性工作者的伤害,但是Baskin认为,对于性工作者的救助模式也有问题——那些从事性交易的人,不管自愿还是被迫,只有在停止性交易后才能得到帮助,尽管那可能是他们谋生的唯一途径。

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以及缺乏国家财政援助,是这些机构面临的大问题。2014年,经过数月的庭审观察,红伞计划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巨细靡遗地记录了布鲁克林区法庭和皇后区法庭的审判过程。报告表明,在布鲁克林,大多数被告完成相应心理辅导到完全结案需要一到三个月的时间。而一旦六个月结束,或是封案后,很多人又重新开始提供性服务。

“以前只需要在监狱呆几天的人,现在需要被公开审理好几个月,” Baskin说,“如果说妓女是贩卖的受害者,那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逮捕她们呢?”

在强制心理辅导中,斯盖拉一直觉得很不自在。她觉得,这对很多人的确很有帮助,但是对她并不适用,因为她并不是被贩卖或被剥削的。“没有人逼我,我没有被剥削,我也不是受害者。”她说。辅导的一个重点是,让斯盖拉离开这一行。斯盖拉告诉他们,她想离开,因为她知道他们想听到这个。但她也知道,她暂时并不会停止。她真正需要的是一份工作,能让她付房租、买学校制服、书本以及支付期间种种学杂费。“给我找个有足够薪水的工作,我就不需要干这个了,”她说,“一小时8.25美元,一星期工作15小时,别说养活我的孩子了,连我的房租都不够付。”

斯盖拉同样知道,压迫在这行内一直存在。她认识一些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监狱的人,在她尚未成年时,有的人会帮她联系客人,有的人在脸书上寻找12岁少女。他们甚至也曾向斯盖拉寻求帮助。

“我不是在建议任何人走这条路,我不会这样做的,”她说,“夺走别人的童真是不对的,我永远不会这样做。”

对于那些强制性的心理辅导,她说:“我从来没有和辅导员彻底坦白过,说我依然过着这种生活。”因为辅导员会告诉法庭所有事,“强制性的项目里没有任何信任可言。”

在集体辅导会中,斯盖拉和其余参加者不能使用像“性工作”这种词,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适”。“如果我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内都不能使用‘性交易‘或’性工作者‘这种词,我怎么被治愈?我还怎么能解放自我?”她问道,“当然对于那些被利用或是被强迫的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我们这些完全自愿的人来说,这是在伤害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讨论我们的经历,不能谈我们的过往,而如果我们之间不能相互交流的话,我们就不是在疏导彼此。”

当斯盖拉加入布鲁克林的一个性工作者领导的组织时,她看到了跟此前的强迫辅导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组织名叫持续健康计划(Persist Health Project),主要是服务从事性交易的人。他们的工作重心是保证性工作者的安全,在性工作者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而不是一门心思帮助他们脱离性行业。

性工作者发明了多种方法来保证自身的安全,比如建立喜欢施虐的客户黑名单,电话确认安全,等等。这不仅是为了减少伤害,在一个把她们排挤到角落的世界,创造一个空间,让她们开放地交流自己的经历,就是一种赋权。

红伞计划会定期举办互动之夜,最近一次是在东区一家舒适的小酒吧。当晚,成员们轮流登台,有人拿客人的一些恋物癖开玩笑,有人分享在客人和警察那里遭受过的虐待和暴力,有人骄傲地表现自己性感的外表。斯盖拉朗诵了自己的最新诗作,这是她关于性工作的丛诗之一。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赋权的感觉,也表达了数月来努力改行赚钱的辛苦,以及她厌倦了在陌生人面前表演,将自我的碎片散落到床单上。几周前,她第一次公开念这首诗,结束后,几名年轻女性上台拥抱了她,感谢她分享这首诗。她们说,她们也曾是性工作者,但是她们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谈过这段经历。

斯盖拉常去看其中一名女孩,她们年纪差不多,但是这个女孩已经数周没有音讯了。最后她的尸体在一个垃圾袋中被发现,疑似被客人所杀。这件事残酷地提醒着性工作者们,外出接客有多么的危险,那些你毫不知情的客人有多么不可信任。斯盖拉说,外出接客就像面对一只疯狗,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斯盖拉来法院观察庭审,是希望能多接触和她一样的女孩,帮她们联系上性工作者组织。因为性交易是违法的,许多从业者怀疑是否有真正可以帮助他们的机构。斯盖拉以前就不知道红伞项目这种组织的存在,直到她被捕后,法律援助律师才告诉她。“现在我绝对可以帮助事情改变,让人们变得安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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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静的午后,孩子们都放学回家了,正在卧室打闹。斯盖拉坐在黑色皮沙发上,叠着男朋友从地下室抱上来的衣服。她把一条大号裤子扔给了坐在对面的朋友。折衣服的同时,她们谈论着彼此的男朋友、家庭,抱怨自己浑身酸痛。她的朋友还说起了自己祖父的故事,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来到美国,为了养育孩子,即使在安息日,也强忍罪恶感继续工作。她们还谈到,如果在谷歌里搜索自己的名字,会出来些什么。斯盖拉知道,在以前,如果搜索一名曾被起诉性交易的女性,出现的第一条就是逮捕记录,甚至还有她的入狱照片。新法庭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她们的相关记录不会对外公开。

斯盖拉被捕的日子正好是大学注册的前一天,即使她的案子已经密封归档了,她也已经错过了开学的日子。为了入学,她必须把逮捕记录传真给学校,包括具体的指控条目。但是,多次出庭和强制心理辅导占据了太多的时间,她说,最终她只好退学。现在斯盖拉想继续学业,她想研究心理学。

从小时候起,斯盖拉一直要为了上学而努力。在她还小时,母亲因为吸毒过量去世了。那之后,她的起居一直由一名老婆婆照顾。当她12岁第一次怀孕时,她都不相信自己真的怀孕了,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还呆在学校。生完孩子后,她尽快回到了学校。她接下来的几次怀孕也是如此,还上了一所纽约著名高中,并提前三个月完成学业,拿到了毕业证书。 

进行强制心理咨询的那个组织有一个主张,斯盖拉非常赞同:他们大力支持年轻女孩完成学业,去上大学。斯盖拉希望能利用这一点,完成自己的学业。

斯盖拉的弟弟在一所常青藤学院读书,这激励了她重回学校,为了自己,也为了她的孩子。性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之一,让她能够帮孩子买学校制服、课本、学习用品,以及当她工作时,能负得起保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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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审得真慢啊。”斯盖拉叹了口气,她坐在观庭席的长凳上。斯盖拉旁边坐着一名来自红伞计划的同事,她看上去三十多岁,肩膀很窄,穿着一双运动鞋。坐在他们前几排的一名男士拘谨地靠在长凳靠背上,等待出庭。斯盖拉已经和几个受到性交易指控的女人交谈过了,她们在这个法庭上,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前男友,甚至客人。她曾见过一个女性当成崩溃,因为出庭证人中有曾经虐待过她的客人。这些女孩大多坐在靠近过道的木凳边缘,一排一个。她们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木凳之间不停来回,更换出庭的客人,有时会带她们去大厅小声讨论。斯盖拉在等待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查看性交易被告名单的人。

一名中年白人男性法官,青灰色的头发,带着眼镜,坐在房间尽头的法官席后面,他身后有“我们相信上帝”几个大字。在他旁边,靠近拘留室的角落站着两名警察,一男一女,穿着制服,他们时不时小声地交换看法,有时还会咧嘴一笑。黑色的木质嵌板,高高的奶白色天花版,让这间法庭散发着一种老旧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又很快被那些崭新的现代椭圆灯冲散了。整个房间只有一扇窗户开着一条小缝。

一位有些胖的西班牙裔年轻女性被叫上了法庭,她穿着一套亮粉色的运动服,黑色刘海遮住了大半张脸。她的律师向法官报告说,她已经完成了法庭要求的四次心理辅导。另外一位女性,看上去像是东欧人,穿着黑色西装外套和蓝色牛仔裤,也被报告说,已经完成了要求的三次心理辅导,由执案律师所在律所的一名咨询师提供。

“这些强制性的心理辅导不一定能真正帮到她们。”斯盖拉轻声说,她的目光仍然注视着前方。她开玩笑说,对那些被强制要求参加的人来说,有些机构提供的免费“善后辅导项目”,更像是“再创伤项目”。

斯盖拉觉得,今天的法官并不了解性产业的背景,她担心他在判案时会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们得弄明白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说,“这些人的确非常需要一些机构的帮助,但不是法庭提供的这种。”

就在斯盖拉和同事交流的时候,一位金发女孩从拘留室被带到了被告席上,侧对着那两名警察。她今年只有18岁,戴着手铐,在三个化名下一共有八项起诉,法官分别念出了她的化名。在今天开庭前,她已经在拘留室等待了一整夜。她的罪名是“CSEC”,也就是儿童商业性剥削(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和斯盖拉当初的罪名一样。她穿着一条黑色的打底裤,外面套着双白色的及膝袜,宽松的毛衣掩盖了她消瘦的身形。她的双手被拷在身后,十指交叉,不停地发抖。法官快速地浏览了她的案宗和治疗选项,决定要么送她去心理门诊,要么长期住院观察。法官最后决定休庭两周,看这期间是否能有新的住院床位空出来。

斯盖拉的同事深吸了一口气,“住院观察很痛苦的。”她轻声说,她体验过心理门诊以及住院观察是什么滋味。“我宁愿进监狱。”在衡量一番后,她说。

斯盖拉再次坐到外面的长椅上,等候一个即将离开的被告。那个梳着一头蓝黑色脏辫的瘦女孩走了出来,斯盖拉迎上了她的目光,问她是不是来这里参加HTIC。女孩回答是,放慢走向电梯的脚步,转身向斯盖拉走来。斯盖拉把红伞计划和持续健康项目的传单递给她,告诉她这是两个有同样经历的人创建的组织,可以毫无偏见地为她提供医疗救助,帮她准备简历还有免费的写作课。女孩听着斯盖拉的讲解,身体放松了许多,她接过传单,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太感谢你了。”她在离开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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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lainn Hogan是一名爱尔兰作家,主要关注边缘人群、移民及性权力。她报道过许多中东和非洲地区相关人群的故事,她的文章登上过《Harper’s》、《VICE Magazine》、《The Washington Post》等杂志。

Laila Milevski是一名插画师,目前住在马萨诸赛州。

翻译:叶青 校订: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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