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殖民地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西方实现与东风大分流的致胜法宝：来自殖民地的廉价资源、殖民地提供的市场令新兴资产阶级实力倍增，而殖民地对母国人口的分流作用，则在减轻人地矛盾的同时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推手。

去海外拓殖虽然有如此大的好处，而长期面临人口矛盾压力的中国沿海地区也曾出现过各种各样自发的海外移民，但中国从未走上一条大规模海外殖民的道路，进而将自身打造成一个殖民帝国。庞大帝国的管理重负所导致的对秩序与稳定的强调，令帝国管理者们对于海外冒险更多持有一种戒慎恐惧而非鼓励的态度。也因此，当伊丽莎白女王的海盗们因为袭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货船而被封官加爵时，大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商们却被迫成为“倭寇”才能打开生存空间。

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明帝国初期的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宣扬国威或寻找建文帝，而更多是为了重启因元明易代而停滞的以朝贡为名的南洋贸易体系，虽然明清易代之际帝国崩溃造成的短暂真空能够催生出郑氏集团这样的海商帝国，到最后总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占据上风，所谓的“海洋中国”终归被纳入大陆帝国的管控体系。

一直到乾隆年间，赴海外经商依然是一项高危事业。关于这个问题，乾隆年间福建商人陈怡老的遭遇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陈怡老早年在荷属东印度经商，并曾被荷兰殖民当局任命为相当于地方社区领袖和管理者甲必丹（Capitain）的名号。当他于1749年带着在当地娶的老婆（番妻）和子女，以及大量银元财物返乡探母时，却遭到逮捕审判，并被流放到西北边远地区，罪名是长期（超过当时法律规定的三年）留居外国并为外国政府效劳。

后来经过当时的福建驯服陈宏谋及其他沿海官员的据理力争，出海“三年不归者不许再回原籍”的规定被彻底取消，从那以后“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份远近概准回籍”。令乾隆帝改弦更张的主要动力是陈宏谋等人所说的去海外经商对缓解因“生齿日繁”导致的民生压力的作用，和海外贸易所产生的丰厚利润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家的税收。

对移民海外的管控有所放松，但主动发起海外殖民并给予国家层面的支持与保护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战略。也因此，虽然海外移民群体确曾在18世纪末在婆罗洲等地成立独立或准独立政体——比如1772年客家领袖罗芳伯在印尼加里曼丹岛率众建立的类似独立联邦制的“采矿共同体”——当他们面临后来居上的欧美殖民者的残酷打压时，并不能从中华帝国获取任何军事和政治支持。作为一种润滑剂的海外贸易所能起到的拾遗补缺和互通有无或许会被大陆帝国所欣赏，但帝国的生存从来不依赖于海上贸易的畅通和海外殖民地的存在，因此主动进取的国家资本主义从来不会成为政策选项。

因此，所谓的海外殖民地横财，一如所谓幸运的煤炭革命和偶发的技术革新，所有这一切导致资本主义实现突破性发展的推手，都不会出现在一个没有做好转型准备甚至根本缺乏转型冲动的社会。

总之，无论“中国中心论”的视角能为人们发掘新的史料提供多么丰富的可能，能让人们意识到前现代中国社会曾经拥有多么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和商业资本主义雏形，到头来人们只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自发成长的资本主义萌芽永远难以成长为颠覆旧利益格局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