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声  庞梦圆

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规模的娱乐市场之中，选秀综艺是中国娱乐内容之中一个特殊类别，它的大众性和参与感像一面镜子，不断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代际变化，而此类节目的规模性和制作难度，也要求背后的投入平台和供应体系需要保持足够的进化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娱乐工业也处于一个不断对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本土娱乐工业所获取的、生产的、要表达的，也都集中体现在选秀这一个品类之中。

与其展望未来，不如从阅读过去开始。

在这一篇文章之中，我们梳理了自2005年开始的中国选秀的变化过程，试图从中追问和探讨，中国选秀迭代的逻辑与来源。也许，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未来。

01 | “乱世”巨星（2005年）

盛世选秀不会再造第二个李宇春。2005年《超级女声》的成功，不仅仅是一档节目的胜利，还是地方广电的电视改革，电信运营商的竞争；更远一点，是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国加入WTO，甚至美国、台湾电视节目的发展，流行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是一个开放的年代，勇气可嘉的年代。“超女”是这个年代的产物。

《超级女声》在湖南电视台各频道的相互竞争中诞生，竞争参与者是湖南经视和湖南娱乐频道，以及偶尔扮演“强制破坏性”角色的湖南卫视。

1995年，湖南电视台经济频道即湖南经视成立，欧阳常林任台长。这一年，龙丹妮应聘成为经视的一名综艺导演。

此前一年，龙丹妮从浙江传媒学院后毕业到广东，在阳江电视台做主持人。阳江是个小地方，但邻近港澳台，龙丹妮因此了解到很多形式已经非常丰富的电视节目，比如台湾的《超级星期天》等，这些见闻将在她在经视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龙丹妮为经视制作的第一档节目便是《幸运三七二一》——《快乐大本营》的前身。1999年，她又策划了《真情对对碰》，其中一个环节的形式可以被认为是中学生选秀。

同一年，湖南电视台二套改名湖南文体频道，即后来的湖南娱乐频道，该频道很快推出一档正式的选秀节目，《星姐》。娱乐频道因《星姐》收视高涨，湖南台内部，经视和娱乐频道的较量正式开始。

2003年，龙丹妮再出手，推出带有真人秀成分的男生选美《绝对男人》。作为回应，歌唱类男生选秀《超级男声》在娱乐频道开播，这是“超女”、“快男”系列品牌的作品第一次出现。

接下来，龙丹妮引入PK、投票等赛制，制作了素人选拔节目《明星学院》，考核项目包括唱歌、跳舞等多方面。那一年的评委是张韶涵、五月天、林俊杰，选手有后来的“快乐男声”陆虎。

娱乐频道则延续对“超男”的开发，接着制作了女生歌唱选秀《超级女声》。这是2004年，前经视台长欧阳常林已经是湖南卫视的台长，在他的指示下，《超级女声》因播出效果良好被提到湖南卫视播出，同时他说，“节目既然上星了，就要面向全国”。

于是，《超级女声》的制作也从娱乐频道转移到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海选，在原来仅限于长沙赛区的基础上，新增南京赛区、武汉赛区、成都赛区。

2004年暑假，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面向全国播出，成为第一个由卫视举办的全国性歌唱选秀节目。

《超级女声》的走红让娱乐频道的人看到选秀的商业价值，以《超级男声》节目企划部成员为班底组建了上海天娱传媒，天娱传媒是湖南娱乐频道绝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制企业。此后湖南电视台几经改革，天娱传媒仍归属湖南广电旗下。

天娱传媒是第一个国有的艺人经纪公司，背靠具有“超女”资源的湖南广电。一开始，它运营得并不好，2004年超女冠军安又琪赛后签约天娱，她的后续发展远不如签约北京天中文化的季军张含韵。后者不仅在赛后拿到节目赞助商蒙牛酸酸乳的代言，并演唱《酸酸甜甜就是我》进一步走红，还演唱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主题曲《想唱就唱》。

2005年《超级女声》的制作便由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联合完成，湖南卫视投入资源，天娱输出品牌，时任天娱传媒董事长王鹏曾在当年的采访中说，“在‘超级女声’这个事情上，我们跟湖南卫视是纯粹的商业关系。”

有了前一年的基础，再加上制作升级，2005年《超级女声》海选范围进一步扩大，全国共设五大赛区，且从海选就面向全国播出。在节目效果上，2005《超级女声》成了中国选秀史上至今难以逾越的巅峰。

节目播出时，湖南卫视的收视率达11%以上，一般卫视播得不错的节目也只有1%、2%。东方卫视负责人曾无奈地感叹，“我们不和湖南比收视”。那一年不仅选出了至今仍在娱乐圈占据重要地位的前三甲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还催生了有明确名字的“粉丝”群体，“玉米”“笔迷”“凉粉”等。那是一个靠发短信为喜欢的选手投票的时代，决赛时，李宇春得到3528308票，周笔畅票数也有300万+。有统计显示，2005年中国人口约13亿，手机（含小灵通）用户4亿左右。

今天的80、90后甚至70、60后们有无数个真实的回忆可以重回2005年那个疯狂的夏天。但在肉眼可见的疯狂之下， 有更大的变动在更早地发生，它们分散在彩电、手机、电信、互联网多个领域，不严谨地说，它们是“超女现象”得以形成的基础设施。

《超级女声》之所以全民参与，人人觉得“与我有关”，除了内容新颖，还有一个原因是启用了短信投票。当粉丝需要真金白银地付出，就在游戏里有了参与感，结果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

当时的规则是，观众花1元（联通和小灵通是0.5元）定制投票短信，每投一票需要0.1元，每人每场最多可投15票。巨大的收视意味着巨量的投票短信，短信费为节目背后各方带来不少收入。

有人计算，仅决赛期间，每场比赛短信收入就近200万元，这些费用由电信运营商、湖南卫视、天娱传媒和来自上海的服务提供商掌上灵通按不同比例分账。此前，电视台多靠广告获得收益，但据说在2005年，湖南卫视靠《超级女声》获得的短信收入可与其广告收入相当。

“超女”所形成的海量短信无疑推了一把正在变革中的中国电信业。

2004年11月，在国资委出手调控下，三大电信巨头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的领导人换岗任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历了多年的价格战，靠月租和漫游费赚取高额利益。而此时，网络电话和无线互联网早已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开始普及。

2005年，中国彩电也迎来大发展。来自广东的电器公司TCL通过并购，先后成为全球第一的彩电供应商和中国第一的手机公司，当年，TCL集团总裁李东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

不过，因普遍缺乏技术竞争力，中国家电产业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也掉入价格战的漩涡，滑入“渠道为王”的肉搏战场，这也让中国家庭进入彩电的快速迭代周期。

一定意义上，2005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中国网民正式过1亿，盛大、腾讯、携程等10多家互联网公司在海外上市，盛大游戏的陈天桥意气风发，企图收购新浪，未遂。这年8月，百度在美上市，“中国”和“搜索”同时成为纳斯达克的热词。

几乎同时，还有一个词在海外叫响：“Made in China”。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很快席卷欧美市场，中国外贸额在2005年达到1.4万亿美元，而一年前这个数字刚过1万，刚超过日本。随之而来的，2005年，国外掀起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热潮。

中国本土的民族情绪与主张不断融入世界的两股思潮始终相互纠缠、此消彼长。那一年，国际品牌在中国频频遭遇危机公关，宝洁、肯德基、哈根达斯、东芝等企业分别因为不同的原因被中国消费者抵制，被媒体谴责或者反思。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对这种现象留有评论，他认为，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消费者、各级政府、媒体监督的日益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公司已经渗透和参与到了中国市场的各个层面”。

这正如当年11月份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被抹平了的世界正在中西方同时展开。

2005年的《超级女声》就在这样的热闹景象之中抹平了中国，仅电视节目角度，歌唱选秀的模式就被快速涂抹至各个电视台。电视台需要靠最能吸引广泛人群注意的自制节目为自己创收，而“超女”是被验证有效的模式。

此后几年，湖南卫视连续推出2006年的《超级女声》，2007年的《快乐男声》。少帅黎瑞刚治下的上海东方卫视，也在2006年、2007年连续推出富有针对性的《加油！好男儿》，尤其是2007年，节目捧红“倾城四少”井柏然、乔任梁、付辛博、李易峰，至少两位在日后成为顶流。

2006年，东方卫视到湖南考察，看中了龙丹妮和她的节目制作能力，力邀其前往，龙丹妮最终留在湘军，但选择东去的部分团队制作出了《加油！好男儿》。

龙丹妮随后就接手了2007年更名后的《快乐男声》，为湖南卫视的男生选秀也创造了一个巅峰。张杰，陈楚生，魏晨，俞灏明，苏醒均出自2007年《快乐男声》。其中，张杰曾在2004年参加东方卫视的歌唱选秀《我型我秀》第一届并获得冠军，但并未走红。

在2005年前后，做素人歌唱选秀的并非湖南台一家，但只有湖南台把“超级女声”做成了一个品牌，并选出了李宇春这位在当时极具争议在之后极难复制的初代民选全民偶像。

正是这样一个2005年，既因为其无与伦比的大众参与感，也因为极富活力的原点意义，将在日后被时时提起。

02 | 你的梦想是什么？（2008-2013年）

“超女”打开了中国的选秀时代、粉丝时代，从制作上，它十分本土、粗糙、带有偶然性和一定“破坏”意义。

巧的是，同一年，在韩国和日本的偶像市场，也另有自己的潮流正在形成，它们将在不同时期抵达中国并形成影响。最终等到2018年中国制造的互联网选秀开始时，这几股力量将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碰面、融合。

2005年11月6日，韩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SM推出男团Super Junior，Super Junior并非韩国初代男团，在他之前，神话、东方神起已在韩国内外大有名气，甚至1998年成立的H.O.T.组合1999年就在北京工体开过演唱会。H.O.T.把“韩流”一词带到了中国，但Super Junior把它介绍给了新世纪的中国年轻人。也因为Super Junior，韩国那套生长了十几年的偶像制造技术开始被中国的创业者们模仿和学习。

这要归功于，Super Junior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成员。

韩庚是在韩国出道的第一位中国艺人，2009年Super Junior成立第三个子团体Super Junior- M，韩庚成为队长，并带队在中国的娱乐节目上亮了一圈相，包括当时最火的《快乐大本营》。

2009年末，韩庚与SM提出解约，打算回国发展。同时，他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韩国偶像制造工艺介绍给了刚刚创业的中国女老板杜华，自己也成为杜华创立的偶像经纪公司乐华娱乐的合伙人。按韩庚的建议，乐华娱乐成为第一批实践“韩国练习生”模式的中国偶像经纪公司。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提到的“偶像”就不再只是刘德华、周杰伦这样对行业、社会、时代都造成巨大影响、具有全民知名度的公众人物，而是存在于娱乐行业的一个“工种”，是可以被流程化制造和生产的标准作品。

作为社会工种的“偶像”，是一个国家的娱乐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而娱乐业的发展水平，又与国民经济极大相关。数据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1万美金时，其娱乐产业会迎来大发展。

临近的日韩已经充分证明过这个道理。日本在1981年人均GDP过1万美元。那之后，日本动画开始爆炸式发展，《足球小将》《机动战士高达》《七龙珠》先后出现。偶像行业，山口百惠火到中国，偶像男团“涩柿子队”“SMAP”成立。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等本土消费品牌也在此时诞生，娱乐和消费的共同发展，也催后了日后偶像与消费结合的流行。

韩国比日本稍晚，人均GDP在1994年跃过1万美金分界线，其后3年，SM、YG、JYP这三家如今最大的韩国经纪公司分别成立，它们在之后的日子里推出无数影响亚洲甚至远销欧美的男团女团，并引领和规范了韩国偶像的工业化制造。

与中国偶像制造由传媒平台推动不同的是，韩国偶像工业是由经纪公司的率先发展而撬动和形成的，在SM、YG、JYP发展的过程中，韩国并未形成类似腾讯、爱奇艺这样能调动广泛社会资源、形成巨大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之类的角色，因此在对偶像进行“选拔-培训-制作-营销”的整个产业链中，已经建立起自身实力的经纪公司拥有更高地位，更多话语权。

练习生的命运掌握在经纪公司手里。经纪公司通过自建选秀制度，以及散布在各地的星探，持续补充大量优质练习生。被选进来的练习生经内部严格的培训，层层选拔后，才可能成为最后的成团出道人选。公司选拔以业务水平论，也以制作人的个人喜好论。

总的来讲，韩国练习生模式培训强度大，标准化程度高。韩庚训练2年后才加入Super Junior，张艺兴训练了4年才进入EXO。在《Produce 101》第二季的片头VCR中，练习时长超过5年的练习生大有人在。但也因此，在唱跳偶像的舞台表现力上，“韩国制造”往往意味着高水准。

这种模式也有弊端。由于前期对每位练习生的培训投入成本太大，韩国经纪公司通常会与即将出道的练习生签订极为严苛的合同，类似长达13年的超长期约、作品版权在5年内归属公司、艺人只有在专辑销量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获得2%的分成等等。所以这些年来，偶像出道几年后与公司解约的消息时有发生。

在韩国偶像产业链上，另一个重要构成是遍布各大电视台的打歌节目。打歌节目是韩国偶像宣传新歌的一个关键渠道。它们有“以赛代练”的性质，保证偶像出道后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唱跳能力，继续以唱跳歌手的身份发展。

从每周三开始，韩国的打歌节目天天都会有。最具代表性的是MBC的《show音乐中心》，SBS的《人气歌谣》和KBS的《音乐银行》，MBC、SBS和KBS是韩国的三大电视台。

打歌成绩与歌曲在音频平台的播放量，MV点击率，数字专辑、实体专辑的购买量，观众喜好度，以及现场观众打分等多个因素有关。有时一些人气很高的艺人也会作为选手参与进来。但这种节目的出现和维持，需要以相应的行业环境为基础。

同样在2005年，日本偶像业也出现了即将影响亚洲的存在。制作人秋元康推出养成女子组合AKB48，打造“可面对面的偶像”。

AKB48的出现也建立在一定的行业基础和社会背景下。到2005年，日本偶像业发展已经20多年，出现过许多唱跳、影视、商业综合发展的偶像，AKB48的“养成”模式在当时其实是一种颠覆和创新。

这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强的团体，由唱跳功底并不绝对突出，但具有个人特点的素人组成，依托日本非常丰富的小剧场文化以及存在多年的“御宅”文化，在线下面向粉丝演出，演出后还有粉丝握手环节。

2009年，AKB48推出“总选”模式，粉丝可以投票决定成员的出镜率，每次投票要花50元左右的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粉丝陪伴偶像一起成长，粉丝对偶像的资金和感情投入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的“偶像养成”。

2011到2015年，AKB48几乎垄断日本女团市场，粉丝从宅男扩展到全社会，团的收入也相当可观，2015年总选共收入1.6亿人民币。AKB48的模式还在海外多地授权、复制，2012年在中国上海成立的SNH48，就是AKB48的授权组织之一。SNH48的成功落地，也带动了一批中国的养成偶像创业者。

在韩国和日本的偶像发展进入新阶段，并将在日后被中国复制和创造性结合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自己的大发展，偶像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里，不同的“偶像”占据着中国电视的屏幕。

2008年，娱乐行业的一致叙事是北京奥运会，暑假让位于赛场，偶像属于运动员，在上百位艺人参与演唱的奥运宣传曲《北京欢迎你》里，李宇春、周笔畅、韩庚各分到一句。

奥运之后，电视选秀斗转星移，“超女”更名为“快乐女声”，“快女”“快男”的选拔依然在继续，但关注度远不如从前。2012年，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打破平静，其原版是来自荷兰的歌唱选秀节目，与“超女”选具有时代特征的唱跳偶像不一样，它更像是选优秀且专业的歌者。但无论如何，旋转的椅子，“I want you”的slogan，“你的梦想是什么”“32场演唱会”等被反复提及的台词，都让《中国好声音》在收视率上成为了那几年选秀节目的明星。

“你的梦想是什么”也像是北京奥运会的情绪延伸，2008到2012年间，中国的电视综艺开始百花齐放。

浙江卫视有歌唱类节目《我爱记歌词》，东方卫视有强调素人梦想的《中国达人秀》，深圳卫视有代际互动节目《年代秀》。如今流行的脱口秀文化也在那时候开始电视试水，2012年，原凤凰卫视制作的《壹周·立波秀》转到浙江卫视播出，5月，东方卫视在深夜档推出《今晚80后脱口秀》。

2013年，也是湖南卫视最后一次举办电视选秀，“超女”“快男”进入盛世末年，华晨宇成为2013年《快乐男声》冠军。他是前选秀时代的最后一位超级偶像，也是综艺进入互联网化、真人秀化，选秀开始工业化之前的最后一位民选歌唱类偶像。

选秀具有破坏性，李宇春打破了人们对固有形象的认知。选秀同时是时代情绪的表达，选秀的结果会随时代而变。比如，同样来自“超女”、“快男”系列，但华晨宇所代表的审美和情绪已经与李宇春时全然不同。在当时，人们眼中的华晨宇是“来自火星的音乐天才”。

在华晨宇出现之前的2013年1月，由已出道歌手参赛的《我是歌手》拿到了湖南卫视音乐节目的接力棒，这是一档来自韩国成功模式的综艺节目，它要竞争的正是此前已经基于优质模式而产生的《中国好声音》。

2013年的秋天。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正式播出，这档户外真人秀的火爆，最终宣告中国综艺正式进入依靠海外成熟节目模式的真人秀时代。

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明星的日常生活状态，他们也会面临做饭、带孩子的难题，在一次次舞台前面也会紧张到生病，原本高高在上的明星开始“祛魅”。

在背后变化的则是，中国本土的偶像选秀在褪去早年生猛、颠覆的平民英雄魅力之后，选秀内容的话语权交给了来自于娱乐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而这样的内容驱动力则随广电改革出现的综艺团队创业潮，和高强度资本注入之下的在线视频平台的发展。

03 | 选秀去哪儿（2013-2017年）

中国的电视导演不是不知道海外综艺市场的发展，只是一档节目能不能在一个地方复制成功，会受到许多非节目因素影响。

龙丹妮在2004年就仿照法国真人秀在湖南经视推出了《完美假期》，60台监视器24小时记录12名男女的生活，根据观众和选手投票每周淘汰一人，最后的胜者获得50万元的房产。2006年，她还做了一个整容真人秀《天使爱美丽》，全程播出嘉宾的整容过程。这些节目放在今天看都极具实验性，当时更是前卫，因此遭到了观众举报，很快不了了之。

2011年，腾讯推出微信，400多天后，微信用户过亿，这是之前的所有互联网应用从来没有过的速度，Twitter，Facebook，微博从诞生到拥有1亿用户，用时从6年到3年不等，这不只是微信的胜利，更是互联网发展“水涨船高”的结果。

从那时起，社交媒体的力量开始在中国骤然崛起，并且彻底改变了新一代中国人获取信息和传递想法的路径。在随后的几年中，由此形成的一种舆论传播和人群组织形式，也将彻底改变选秀节目的运维方式。

两位传统产业的大人物都先后发出自己的预言。媒体大鳄默多克说，“年轻人不会等待某个神圣的数据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想控制他们的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控制”，而富士康的大老板郭台铭则已经看到，未来的大陆年轻人将越来越少地选择走进制造业的工厂流水线里。

各种形式的互联网产品在这几年集中出现，传统行业也经历了一轮残暴的互联网化改造。2013年，智能手机销量上涨84%，雷军用互联网营销捧红小米。同年，优酷上线迷你剧《万万没想到》，“屌丝”成为热词；《小时代》上映，EXO大火，TFboys出道，新偶像时代到来。

2015年，股市大涨之后大跌，至年底，A股市值蒸发25万亿。2015年也是互联网的“合并之年”，滴滴&快的，58同城&赶集网；美团&大众点评，携程&去哪儿纷纷在长期较量后握手言和，其背后有资本的撮合，却也是互联网创业从廉价的流量竞争转向核心技术竞争的必然结果。贾跃亭也在这一年“蒙眼狂奔”，发布涵盖汽车、硬件、软件等业务的互联网生态化反战略。

2016年，互联网创业迎来“直播”和“共享”模式，一年时间中国诞生了200多家直播公司，ofo和摩拜之外，七八款共享单车产品拿到融资，上市，各色自行车在城市里“堆积如山”。

这样的环境下，作为节目的选秀，正面临从电视向互联网转移的尴尬调整期。

2015年，浙江卫视、腾讯视频和天娱传媒合作男团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尽管龙丹妮作为考官亲自参与，李宇春、舒淇被请来担任“掌门人”，但播出效果和后续运营均不理想。因《燃烧吧少年》成立的组合叫“X玖少年团”，2019年，组合成员肖战因古装剧《陈情令》大火，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曾有过这段选秀时期。

2016年，EXO中国成员相继回国发展，韩国偶像继续沿着老路子推陈出新，但偶像的选拔方式却因一档节目迎来巨大改变。2016年1月，韩国音乐电视台Mnet推出选秀综艺《Produce 101》，来自几十家经纪公司的101位练习生，经过一轮轮歌舞PK，由观众票选出11人出道。

《Produce 101》创造性地提出“全民制作人”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民选”。

对于韩国市场来说，《Produce 101》用“民选”的方式，为韩国极单一的偶像选拔路径带来了“挑战”。练习生出道与否不再只由经纪公司的制作人决定，而是由大众、即所谓的“全民制作人”选择。同时，《Produce 101》还开发了“限定团”的偶像运营方式——通过节目选拔出道的组合，只在限定期间内活动。合约期结束之后，组合将在告别演唱会当晚立即解散，成员由各原生公司接回。

第一季《Produce 101》在韩国大受欢迎，Mnet乘胜追击，几个月后便推出第二季——男生版。依托于男子选秀的天然红利，以及观众对节目模式的逐渐熟稔，从2017年8月7日出道那天起，男团WANNA ONE就在全球范围内爆火，团体选秀之风也就此“吹”遍东亚。中国的《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以及随后的“青”、“创”系列都跟随其脚步而来。

《Produce 101》推出第一季时，中国的节目制作人们已经注意到。但“101”是以韩国偶像工业的现状为依托的，需要几十上百家经纪公司的参与，需要有行业洞察和资源调动能力的制作方，需要品牌和粉丝的认可，同时需要考虑到偶像出道后的运营。更严格一点，需要有类似“打破现有偶像选拔路径”的原始诉求。

但一开始，大家并不确定这样的条件在中国是否具备。腾讯NOVA工作室负责人，“创”系列制作人多晓萌曾在以后的采访中表示，“2016、2017年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动。”

实际上，2016年的时候，至少在供给端，中国团体选秀基础是存在的。

2012年SNH48在上海成立之后，中国在4年的时间里出现了30多个女团经纪公司。他们遍布各个城市，有的效仿SNH48走剧场养成路线，有的只是作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配套设施而存在。

SNH48是AKB48海外拓展的其中一个结果，是AKB48在中国的姐妹团。SNH48复制了AKB48已经测试有效的握手会、总决选模式，也以每周的剧场演出为依托，为粉丝提供沉浸式“养成”体验，靠粉丝消费和投票实现内部竞争和资源分配。

作为对姐妹团的支持，AKB48向SNH48开放翻唱曲库，还曾派2名成员到上海参加SNH48的活动。SNH48多多少少地复制了AKB48在日本的成功，2017年，SNH48总决选收入上亿。SNH48背后的公司是上海丝芭传媒，2015年，该公司获得上亿元B轮融资，2016年、2017年陆续有资本加持。

SNH48证明了养成系偶像在中国落地的可能性，其吸金能力也吸引着更多偶像产业创业者的加入。

到2016年，中国诞生了30多支女团，形态各异，繁荣且杂乱。其中既有1931、SSIDOL、蜜蜂少女队等基于线下公演形式的女团，也有作为一种包装手段，配合公司的游戏、直播、影视等主营业务推出的女团，比如ATF出道后就主要服务于心动网络的游戏宣发。这些女团背后的运营者也既有纯粹的偶像经纪公司，也有YY等直播平台，以及MCN机构，甚至百度贴吧的吧主。

一切都在变动中。繁荣与杂乱并存正是变动的表象。这样的现场又不仅存在在偶像行业。实际上，这几年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互联网化的浪潮中流动。媒体人离职创业，电视台的导演、制片走出体制，成立工作室，或加入互联网平台找机会。

电视台自己也在与互联网结合，求新，求变。而能够调动最广泛参与度的选秀，作为一种节目形式，在任何时刻都不会被抛弃。

2016年，市面上密集出现了几档新的选秀节目，它们呈现出更多的互联网化、真人秀化、个性化，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湖南广电旗下的芒果TV推出首档网络选秀《超级女声》，浙江卫视请谢霆锋和吴奇隆担任“教头”推出女团养成真人秀《蜜蜂少女队》，东方卫视携手优酷土豆、SNH48推出《国民美少女》。

虽然，2016《超级女声》延续了“超女”的金字招牌，《蜜蜂少女队》的参赛成员有日后通过爱奇艺《青春有你》出道的刘雨昕、孔雪儿，《国民美少女》有SNH48的加盟，但从结果来看，这几档节目的实践意义显然大于对偶像行业的实际输送意义。它们并未对偶像行业带来多少改变。

2017年，线上支付大面积普及，现金变得“过时”，马云提出“新零售”，抖音开始默默出现，完美日记等新消费品牌兴起，消费、国潮、电商，将成为以后的高频词，而此前已出现过的二次元、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将进一步发展。它们都将影响接下来的中国偶像制造。

04 | “复制—粘贴”后的创新（2018年至今）

2010年，爱奇艺上线，负责人为龚宇，2011年，腾讯视频上线，而古永锵早在2006年就创立了优酷。曾在多年长视频网站竞争中留下重要痕迹的肯定不止这三家，搜狐、乐视都曾写下自己的故事，但如今，人们常说的互联网长视频平台默认只剩下优爱腾，最多加上湖南的芒果TV。

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互联网时代偶像选秀行业造成深远影响的，尤以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为主，除选秀外，在多个领域的平台自制内容较量中，它们都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2014年爱奇艺推出辩论节目《奇葩说》，成为第一个“赚到钱”的互联网综艺。2017年，爱奇艺自制说唱节目《中国有嘻哈》成为爆款。同年，腾讯视频推出自制音乐选秀节目《明日之子》，并选出网络选秀时代第一位大众偶像，毛不易。

《中国有嘻哈》是互联网时代第一档大规模的真人秀形式的选秀，也是说唱第一次从“地下”走向“地上”，“押韵”成为那个夏天互联网人的统一语言。

《明日之子》是腾讯视频“新秀战略”的第一步，其目的是“挖掘、培养和运营新人”，因为随着视频平台对内容的持续高需求，腾讯发现，艺人不够用了，而选秀是注入新人快速且有效的方式。《明日之子》的联合出品和制作单位是哇唧唧哇，这是2017年龙丹妮离开湖南广电后成立的偶像经纪公司，合伙人是原天娱传媒副总裁、2009年“快女”导演马昊。

《中国有嘻哈》和《明日之子》先后上线时，《Produce 101》已在韩国推出第二季，其影响力比第一季更甚，这对爱奇艺和腾讯来说，不能不是更大的吸引力。且这个时候，两家已分别通过垂直偶像选秀、solo偶像选秀证明了自己的互联网选秀制作能力，且视频平台的内容竞争已经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

经过前期了解，他们对中国偶像产业的现状也有了基本了解。在供给端，2016年时，中国已有30多个女团；2017年，做男团的公司也已经有20多家。实际上，有偶像相关业务的公司远不止这些。

在需求端，中国的偶像市场长期由solo偶像占据，团体偶像存在极大空缺，近10年来内地大火的偶像组合只有SNH48和TFboys，且SNH48仍摆脱不了小众色彩，TFboys的成功则具有极大偶然性，与移动互联、社交网络、粉丝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选秀是参与人数最多，最能体现时代情绪的节目方式，一档全民参与的互联网团体选秀呼之欲出。

2018年，属于互联网时代的“偶像元年”到来。

1月，爱奇艺推出男团选秀《偶像练习生》，赛后，男团NINE PERCENT成立，蔡徐坤成为C位。4月，腾讯视频自制女团选秀《创造101》进入大众视野，pick、女团舞、C位等粉圈用语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杨超越走红了，团体偶像选秀开始成为社会公共话题。

两档节目都以韩版“101”为基础，从全国经纪公司里选训练生参赛，并以“金字塔”形状进行座位设计，这是在地下存在多年的中国偶像经纪公司和偶像成员的集体亮相。

节目开始前，爱奇艺的制作人姜滨和团队拜访了80多家经纪公司，一一沟通是否愿意参加比赛。姜滨曾这样告诉《三声》，“当时对偶像行业完全不了解，直接接触公司是效率最高的方式。” 除此之外，但这个模式在中国是第一次，他们要跟经纪公司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节目，经纪公司可以从中收获什么。

腾讯也经历过这个漫长的拜访环节。他们发现，市场曾推出200多个女团，但都不为大众所知。他们的培训和运营很多都不成章法。“所谓的出道就是媒体发个通稿，做个单曲，就出道了，根本没人知道”，腾讯NOVA工作室负责人、“创”系列制作人多晓萌曾这样告诉《三声》。以及，在节目筹备期，有接触过的经纪公司打来来，询问节目还能否如期上线，“（节目）不做的话我们明天就要宣布倒闭了”。

某种程度上，《创造101》的slogan“逆风翻盘，向阳而生”就是中国女团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也是整个行业的愿景。

2017年，诞生于韩国的Produce系列选秀模式，已经随着出道团I.O.I和WANNA ONE的火爆程度而自证了它的成功。立足于中国互联网创新环境的制作人们没有放过这一机会。

那年秋天，在《创造101》进入策划阶段之时，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马延琨带领着最早批加入腾讯视频的制片人多晓萌飞了一趟韩国。马延琨先到，在机场打电话给多晓萌，要他带两瓶茅台过来，送给韩国CJ的台长。《Produce 101》的制作方Mnet是CJ旗下的公司——版权买卖的谈妥当然不仅仅依靠茅台的功劳——在9月底的那场对话中，双方对于双方的或资源或市场都互相看好。十一之后，版权买卖协议已定。

在腾讯视频的考虑中，制造偶像不止于将办一档好节目当作终极目标。参与这场“比赛”的各方都明白，这是自建一条产业链的故事，包括选拔、培训、出道和运营。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展现出不太一样的思路，尤其是在后端运营方面。

《偶像练习生》出道的NINE PERCENT，交给爱奇艺与台湾制作人葛福鸿共同创办的新公司运营。《创造101》出道的火箭少女，由龙丹妮的哇唧唧哇负责。

在个人知名度上，蔡徐坤达到了国内开创团体选秀以来难以逾越的高度。《偶像练习生》成团之夜当晚，在全民制作人为9位成团偶像投出的亿张票中，蔡徐坤一人就占据4000多万。不过，在对团的运营深度和声量上，火箭少女101则更具有领先地位。

蔡徐坤是中国年轻人自己选出的第一位真正韩式审美的偶像，长相精美、举止规范，化着别致的妆容。那一年《偶像练习生》结束时，有媒体问及平台对较为同质化的妆发的认知。爱奇艺副总裁、时任节目开发中心总经理的姜滨这样表示：有人喜欢，就说明有市场。

而当“创”系列改做男团时，节目组则在面试间准备了卸妆台，每一名男生都被要求“轻装上阵”。“我们要看到你最真实的样子”。那一年的节目slogan是“赤子之心，乘风破浪”，位于青岛的录制基地被打造成了军营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去韩化”。

腾讯也曾为运营犯难。

节目开始半年前，腾讯就开始思考团队运营的事，这比节目制作更有挑战性。火箭少女101是基于互联网环境诞生的偶像团体。在运营上，没有来自日韩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且中国没有成熟的有偶像组合进行运营经验的团队。龙丹妮掌舵的哇唧唧哇是相对来讲比较符合标准的存在。

经历过成团初期的“退团”事件，以及创作者团队对于个人与团体平衡的不断摸索，腾讯视频在R1SE出道后才逐渐找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火箭的那两年真是血淋淋地走过来的”，马延琨曾在接受《三声》采访时感叹。

这样的运营思路演变成了火箭少女101每位成员都参与的专辑创作、R1SE演唱会上统一的破晓色应援，以及硬糖少女303出道后平台对成员个人单链的禁止。

2019年，《偶像练习生》更名为《青春有你》播出，《创造101》更名为《创造营2019》，之后，爱奇艺、腾讯的选秀分别以“青”系列和“创”系列保持延续。

从这个意义上，两档开先河的节目为中国偶像行业做出了不同维度的贡献。爱奇艺提供了脱胎于日韩模式但被中国市场追捧的偶像样本，腾讯则用一个具有极高完成度的女团告诉行业：“团”在中国应该长什么样。

互联网平台主导的选秀节目里，平台既是制作方也是播出方，更兼具运营、商务等角色。选秀这一类型所独有的基本盘，加之平台的资源倾斜保证了节目每年都能评上S+级。期间，也有周震南、虞书欣等选手制造的“出圈”热点。即使有些成员未能最终在节目中出道，他们也创造过诸如“淡黄的长裙”等年度流行语。

不过，从Produce系列衍生而来的选秀模式，在面对中国市场时，也从最初平台、经纪公司均一拍即合的的“复制—粘贴”，走向了有些不得不大力进行的创新和“改革”。

实际上，依托移动互联网发展而诞生的选秀，本就具有互联网内容产品的一贯特征，即圈层化。即便是蔡徐坤、杨超越，其全民度也不能和当年的李宇春相比。2005年，电视是全民视频娱乐的唯一载体，一档节目在卫视播出，就等于强制性地推送到了电视观众面前。

但互联网的内容是海量的，且选择权在观众手里，即便是选秀这种自带最大公约数特质的节目，其所能吸引的也只是对选秀感兴趣的人，其所能选出的只可能是圈层偶像。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娱乐偶像可能是个伪命题。

互联网选秀的追求也并不是大众化。“创”，“青”，以及优酷在2019年推出的《以团之名》等等，在那4年里，连续7档选秀综艺，共动用练习生近700人，对本就不富裕的中国偶像市场是一场巨大的消耗。

有不少经纪公司创始人告诉《三声》：练习生的培养速度远远跟不上选秀节目的迭代速度，但在巨大曝光量的引导下，“乱阵脚”是2020年前后常常遇到的事。包括越来越多的练习生通过节目一遍遍地“回炉重造”，以及海外练习生的出现，都是国内练习生短缺的一种体现。

再加上，中国没有成熟运转的打歌节目，综艺、影视，甚至短视频、直播等行业的良好前景，也吸引着新偶像的加入。

多种因素下，中国偶像行业在过去几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变化轨迹。

首先，前端供给跟不上后端消耗，大量新公司涌入行业，行业失去平衡，经纪公司沦为平台的供应商；其次，当选秀出来的偶像不再通过原本的“唱跳”维持发展，而是可以通过综艺、影视更快速地走红。

因此，选秀节目的作用就发生了偏差，它更像一个提供曝光的窗口，而不是通往“偶像”的通道的其中一站。

甚至，市场和公众对“偶像”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偶像不再是日韩定义的“唱跳全能”的象征，不再意味着三四年的刻苦训练，而可能是一个人通过性格、长相等因素赢得大家喜欢。偶像是一种陪伴品，不与舞台能力直接相关。

因此，涉足“偶像”业务的公司从标准的偶像经纪公司向影视、综艺甚至MCN机构蔓延，传统偶像经纪公司开始寻找新出路。其中一些经纪公司如活力时代，则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练习生发掘和培训业务同时向B端和C端开放，既培训自己的练习生，也帮其他公司做培训，自建更丰富的偶像变现渠道，降低对平台的依赖。

平台也在求变。爱奇艺早就想清楚，其终极诉求是做一档“好看的选秀节目”，所以至今坚持选用专业的PD和导师。腾讯视频更强调团的“面貌感”，要代表“时代情绪”，所以在经历过艰难的2020年之后，在今年选择了轻松的夏令营模式。

同时也因为疫情，中国更多地被世界看到，他们感受到一种国际交流的契机，便提出“国际青年文化交流”的概念，海选范围扩大至海外，中日泰俄选手一起“上岛”，几天前，《创造营2021》收官，选秀18年来，成团于中国的第一个国际男团INTO1正式与大众见面。

2019年，腾讯视频开始以泰国为起点，在东南亚推广自己的腾讯视频海外版WeTV，之后，还收购马来西亚流媒体平台iflix，进一步触达东南亚13个国家的观众。爱奇艺也早就推出全球版APP iQIYI，还与马来西亚媒体品牌Astro建立合作，并请Netflix原副总裁加盟，负责爱奇艺国际战略拓展，当年，《陈情令》在东南亚的火爆程度不输中国。

以平台出海带动内容输出，其结果也与当年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在中国的流行类似。只不过这次，位置交换，中国成了输出的一方。

这个过程中，在中国偶像市场也明显地出现风格流转。从NINE PERCENT的C位蔡徐坤到INTO1的C位刘宇，这当中的变化就包括了大众审美从韩式偶像到国风少年的转换。例如，在《创造营2021》之前，刘宇曾参加《国风美少年》，在“创”的舞台上也留下了几个国风舞台，在与力丸、赞多等海外实力派的竞争中，刘宇C位出道，其实是有意无意地契合了近几年的国潮。

就像当年Made in China产品的泛滥曾让欧美消费者不习惯，外企的服务曾让中国人不满意一样，又一次中外交融必然也会出现类似的磨合问题，18年后，交融的试验从制造业上升到了偶像行业，往大了说是文化产业。这一次，中国的消费主力，变成了为偶像买单的粉丝们。

从2004年《超级男声》至今，选秀走过18年，走至“成人礼”。18年间，选秀发生的平台在变，粉丝在变，粉丝支持偶像的阵地也在变，从街头，到贴吧，到微博超话，再到平台专门设置的打投页面。粉丝的支持方式也从“投票”，变为“pick”，“撑腰”。

在一场又一场偶像与粉丝的互动中，随着偶像工业越来越成熟，作为消费方的粉丝的地位越来越重，偶像越来越像一款柔性定制的精神陪伴产品。粉丝需要偶像，粉丝决定偶像。粉丝通过投票、买奶，决定着偶像的出道位，也为偶像日后的发展“续命”。

作为偶像产业链条上的其中一个角色，粉丝的组织方式也在变，相比2005年，现在的粉圈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热情。因此，即便在广度上，粉丝“买奶”比不上2005年时的短信投票；但在个人投入力度上，短信远不能和“奶票”比。粉丝之间的battle，也远非“超级女声”时所能想象，竞争是促进动员的方式之一。

这样的环境下，通过平台选秀出道的限定团的后续发展将面临更大挑战。

再过几天，《创造营2019》出道的男团R1SE即将解散，过去两年内，哇唧唧哇为其打造过炸裂三部曲、万人演唱会、团综，队长周震南作为固定嘉宾参加过好几档综艺的录制。相比火箭少女时期，哇唧唧哇在对团的运营上已经有了更多经验。但是，国际团INTO1带来的是新的挑战，INTO1刚成立几天，其粉圈内部已非常热闹。

从年轻男女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起，所有参与选秀的人都必须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组织。这其中包括节目制作、团体运营、对消费者的观察以及对粉丝的掌握。

搭建这样一个框架具有极大的变动性，中国的偶像行业原未完全成熟——我们很难说它的自我进化是否赶得上市场对新偶像的接纳速度——但毋庸置疑的是，选秀18年以来，每一代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精神世界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