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陈平原:我对未来的人文学很担忧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陈平原:我对未来的人文学很担忧

日本下令国立大学逐步取消人文和社会学科,这让陈平原十分担忧。而面对国内仰赖天时而兴的国学热、儒学热,他认为人文学者应有“不揣摩上意”的选择权。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大学心语》、《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集结出版。二十年来,陈平原从教育史入手,力图兼济理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先贤和后辈,探讨大学的体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大学五书”的出版,他的大学教育研究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4月8日,陈平原做客彼岸书店,同时作为现场嘉宾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袁一丹和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季剑青,众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何为大学”的对话:“大学”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以及还能做什么?

“今天的中国大学整天在说世界一流,看各种指标,”陈平原说,“假定将来北大被改造成一个出了很多世界一流学者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和这个国家的发展无关的大学,那不是一个好事情。”

人文学科该取消吗?

去年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让陈平原深为震惊,陈平原称其为“日本事件”。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大臣下达全国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逐步裁减、取消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令人吃惊的是,日本的大部分教授对此都是支持的。“公立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应该花在直接有用的事情上,像人文学这种高雅的学问,就交给私立大学。日本人一旦认准,舍弃就舍弃,这种短兵相接的武士姿态,实用的直截了当的措施,让我一叶知秋,对未来的人文学很担忧。”陈平原说。

陈平原的发言主要围绕人文学科的困境展开,他给自己的发言取了一个很长的题目——“人文学者要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他认为,当今的人文学者缺乏公开、充分的自我陈述,他们或者是憋着气、嘟嘟囔囔,或者是过于意气用事,采取一种冷嘲热讽、居高临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别人已经占据了广场,占据了大路,正高歌前进,而你一开始是围观,后来干脆背过身去。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只会使人文学科越来越边缘化。人文学者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但这样做对于整个学科、对于后辈毫无意义。”他说。

他说,理解当下的“学科文化”,是理解大学人文学科困境的关键因素。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和一百年前美国学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撰写《文学与美国大学》时面对的问题十分相像。“造成对人文学科欺凌的不是领导,而是其他学科的教授,他们受自己学科思维的影响,认为人文学科只是业余的修养,不值得专门经营。”因此,如何向圈外人发言,向现有的社会共识挑战,让他们明白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而“大学五书”的内在动机,就是通过理清中国大学百年来历史的演变、制度的设计、人事的纠纷和现时的潮流,来了解今天人文学的位置,调整人文学者的心态和论述策略。

另一方面,陈平原也提到,当下儒学的兴起使得一些学者对人文学发展抱有很乐观的看法。但他认为,某些特定学科的兴起并不能代表人文学科的兴起。“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处于守势是正常的,人文学突然变得红火是反常的。” 他认为,面对仰赖天时而兴的国学热、儒学热,一个人文学者应有“不揣摩上意”的选择权。儒学是一个学科,也是一种政治立场。人文学的某一部分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欢迎,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这种现象反而使人文学 “形迹可疑”,是应当警惕的。

大学之精神何在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

袁一丹提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认为我们当今谈常态下大学的治理,可以从非常态下大学的精神中获取资源,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我们要把例外的状态当成日常治理的典范”。在危机时刻下,更能凸显大学的本质和历史承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一个例子,而当时留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更是成为了战火中精神的孤岛,给当时的青年人提供了精神的依托。她还提到,大学的意义不仅是获取知识,它是一种“再启蒙”,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打碎再重建,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季剑青则引用英国学者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大学的理念》中的话:“大学不是一台机器,为了达到某个特殊的目的,产生某种特殊的结果,它是一种人的活动方式”。但现在的大学却逐渐演变成知识生产的“企业”。“大学就是保留、探索和创造各种可能性,而不应该围绕事先规划好的目的,实现一个结果。大学提供了制度和时间空间的保证,摆脱功利的生产逻辑,让人有闲暇思考终极意义。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中的项目、课题等规定其实是与大学本质背道而驰的。”

杨早谈到了大学的社会价值。他讲到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入西南,一开始会与当地产生摩擦和冲突,例如迁入遵义的浙江大学,开放的大学校园逐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文化在当地埋下了种子,直到现在,遵义每年的高考成绩还在贵州领先。“大学应该因地制宜。如果大学和所在区域没有沟通,那么在大学或者说某个学科面临危机的时候,就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杨早说。

陈平原回应道,大学应该让它的所在地有感。“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北大现在不是,短期内也不是学术科研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比许多世界一流大学要大’。”他说,北大的意义在于,它在一个古老文明的转折关头,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陈平原:我对未来的人文学很担忧

日本下令国立大学逐步取消人文和社会学科,这让陈平原十分担忧。而面对国内仰赖天时而兴的国学热、儒学热,他认为人文学者应有“不揣摩上意”的选择权。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的“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大学心语》、《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集结出版。二十年来,陈平原从教育史入手,力图兼济理想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先贤和后辈,探讨大学的体制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大学五书”的出版,他的大学教育研究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4月8日,陈平原做客彼岸书店,同时作为现场嘉宾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袁一丹和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季剑青,众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何为大学”的对话:“大学”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以及还能做什么?

“今天的中国大学整天在说世界一流,看各种指标,”陈平原说,“假定将来北大被改造成一个出了很多世界一流学者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和这个国家的发展无关的大学,那不是一个好事情。”

人文学科该取消吗?

去年发生在日本的一件事让陈平原深为震惊,陈平原称其为“日本事件”。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大臣下达全国国立大学和国立研究机构,逐步裁减、取消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令人吃惊的是,日本的大部分教授对此都是支持的。“公立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应该花在直接有用的事情上,像人文学这种高雅的学问,就交给私立大学。日本人一旦认准,舍弃就舍弃,这种短兵相接的武士姿态,实用的直截了当的措施,让我一叶知秋,对未来的人文学很担忧。”陈平原说。

陈平原的发言主要围绕人文学科的困境展开,他给自己的发言取了一个很长的题目——“人文学者要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他认为,当今的人文学者缺乏公开、充分的自我陈述,他们或者是憋着气、嘟嘟囔囔,或者是过于意气用事,采取一种冷嘲热讽、居高临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别人已经占据了广场,占据了大路,正高歌前进,而你一开始是围观,后来干脆背过身去。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只会使人文学科越来越边缘化。人文学者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但这样做对于整个学科、对于后辈毫无意义。”他说。

他说,理解当下的“学科文化”,是理解大学人文学科困境的关键因素。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和一百年前美国学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撰写《文学与美国大学》时面对的问题十分相像。“造成对人文学科欺凌的不是领导,而是其他学科的教授,他们受自己学科思维的影响,认为人文学科只是业余的修养,不值得专门经营。”因此,如何向圈外人发言,向现有的社会共识挑战,让他们明白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而“大学五书”的内在动机,就是通过理清中国大学百年来历史的演变、制度的设计、人事的纠纷和现时的潮流,来了解今天人文学的位置,调整人文学者的心态和论述策略。

另一方面,陈平原也提到,当下儒学的兴起使得一些学者对人文学发展抱有很乐观的看法。但他认为,某些特定学科的兴起并不能代表人文学科的兴起。“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处于守势是正常的,人文学突然变得红火是反常的。” 他认为,面对仰赖天时而兴的国学热、儒学热,一个人文学者应有“不揣摩上意”的选择权。儒学是一个学科,也是一种政治立场。人文学的某一部分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欢迎,突然变得炙手可热,这种现象反而使人文学 “形迹可疑”,是应当警惕的。

大学之精神何在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

袁一丹提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认为我们当今谈常态下大学的治理,可以从非常态下大学的精神中获取资源,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我们要把例外的状态当成日常治理的典范”。在危机时刻下,更能凸显大学的本质和历史承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是一个例子,而当时留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更是成为了战火中精神的孤岛,给当时的青年人提供了精神的依托。她还提到,大学的意义不仅是获取知识,它是一种“再启蒙”,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打碎再重建,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季剑青则引用英国学者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大学的理念》中的话:“大学不是一台机器,为了达到某个特殊的目的,产生某种特殊的结果,它是一种人的活动方式”。但现在的大学却逐渐演变成知识生产的“企业”。“大学就是保留、探索和创造各种可能性,而不应该围绕事先规划好的目的,实现一个结果。大学提供了制度和时间空间的保证,摆脱功利的生产逻辑,让人有闲暇思考终极意义。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中的项目、课题等规定其实是与大学本质背道而驰的。”

杨早谈到了大学的社会价值。他讲到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入西南,一开始会与当地产生摩擦和冲突,例如迁入遵义的浙江大学,开放的大学校园逐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文化在当地埋下了种子,直到现在,遵义每年的高考成绩还在贵州领先。“大学应该因地制宜。如果大学和所在区域没有沟通,那么在大学或者说某个学科面临危机的时候,就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杨早说。

陈平原回应道,大学应该让它的所在地有感。“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北大现在不是,短期内也不是学术科研方面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比许多世界一流大学要大’。”他说,北大的意义在于,它在一个古老文明的转折关头,对这个民族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