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术上破旧立新的企图心都不免与现实世界新趋势的演进相呼应，表明学者试图以更与时俱进的学术框架来更好地解释和勾勒历史和现实演绎规律的雄心。去欧洲中心论乃至中国中心论的勃兴也或多或少呼应了亚洲及中国的崛起，和这种崛起所蕴含的不同于欧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范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构建多元现代化和另类现代性学术框架的可能性。

循此理路，东亚奇迹和中国模式的鼓吹者们，多喜强调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梯次崛起国家和地区发展进程中的东亚特色，希望借此推演出一套不同于欧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经演进模式。

这一企图心，一方面迎合了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区域寻找自身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而不仅仅是在外力作用下亦步亦趋的赶超——的急迫心情，另一方面也暗合了这样一种心理：一个曾经拥有傲人的文明的地方，在经过艰苦的努力后，终于摆脱了暂时性的挫败与困难，迎来复兴的现实和再次辉煌的可能。

在这种迥异于“冲击—回应模式”的话语架构下，解释的主动权“回归”东亚和中国。以正在演进中的东亚崛起为起点回溯，则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一异质文明成了被吸纳的对象，对这一异质文明的冲击的成功回应也成了东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东亚史的自洽性就得到了相对圆满的解决，该地区的历史并不是被打断并发生突然变向的历史，而是从未丧失主体性的不间断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发展史。

在这样的述说模式中，人们更多将重点放在了“儒家文化”、“集体主义”、“国家主导”、“仁爱政府”等说辞上，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新加坡和香港的英联邦法律体系的规范性意义，日本“三次维新”后规范透明的议会政治，以及亚洲四小龙们越来越自由、开放和民主的社会进程，因为后者暗含着某种历史的普世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东亚的特殊性。

这与西方主流学者面对东亚奇迹时的解析框架相映成趣，因为后者更多强调西方发展模式的普适性和东方的被动及自我改造以期融入主流世界发展史。以此来关照东亚的崛起，则东亚近现代史不脱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蔓延”的范式，甚而东亚在迎纳此一“蔓延”过程中的种种“不适”，更衬托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性：以东亚文明之固有的特殊性，也同样最终被吸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主要驱动中心的全球发展史。

被认为与布罗代尔比肩的史学巨匠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里勾画出了地理的和时间的两个坐标，以诠释他心目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演进和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各地区间的互动模式。

沃勒斯坦认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地区间的劳动分工为主要标志。这一体系形成于16世纪，最初的劳动分工范围包括欧洲大部分和美洲部分地区，然后在其后几个世纪相继把世界其他地区融入其劳动分工之中。

关键的节点出现的19世界中期，在此时段，东亚作为最后一个大区被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也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而从时间的坐标而言，沃勒斯坦认为存在两个周期，一个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在此周期中资本主义的利润交替在生产和金融领域出现，另一个周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周期。

以沃勒斯坦的解析框架看东亚的发展，其崛起便少了很多“奇迹”的色彩，而更多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产业再布局、资本转移和冷战框架下美国的“刻意经营”使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昭示了一个经典的沃勒斯坦式周期的崩溃，没有任何地区最终能独善其身这个严酷的事实表明，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面前，所有自命不凡的地区独特性神话都经不起现实的检验。

这不是令东亚主体论者满意的阐述，但无疑是一副效力强劲的清醒剂——无论人们同意与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力和东亚文明传统的内力之间寻找一种更平衡的取舍，似乎是更客观解析东亚奇迹和中国模式的必由之路。

作为对欧洲中心论纠偏而出现的亚洲和中国中心论的意义在于，通过视角的转换揭示更丰富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让人们得以发现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的亚洲历史画面并非一潭死水，而在之后对冲击的应对历经坎坷波折也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然而过于强调自身经验的特殊性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中心论的变形，导致过分合理化已经发生的，而屏蔽各种未遂的可能性。这种以后见之明倒推的决定论来掩盖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选择性误读，说到底是一种精致的物质主义的历史观，过分强调多元性，回避普世性，进而回避核心制度的变迁。

说到底，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进程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旅行和一场未竟的革命，如若成功，其更大的意义也在于丰富而非颠覆人类的共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