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列宁等革命者结束流亡生涯从德国乘火车回到俄国，芬兰车站位于圣彼得堡，是此行的终点站。此后不久，十月革命爆发，人类的命运就此改变。也因此，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样描述列宁乘坐的“火车”，“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颗炮弹比这趟列车射得更远、更能决定命运的了”。

列宁们是如何乘上“革命的列车”，又是如何到达“芬兰车站”，这样一个貌似横空出世的革命有着怎样的渊源？这就是被称为二十世纪美国头号文人的埃德蒙·威尔逊在其《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也即他自己在作者自序里所说的，本书主要想探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以及人类历史如何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

在接下来次第展开的观念之旅中，威尔逊为我们详尽地展示了“革命的谱系”。与我们曾经所熟知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N大理论来源等分析框架不同，威尔逊揪住“历史”这根主线，展现了激进派精英知识分子如何从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开始，到重新界定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直到“改造”乃至“创造”历史的跌宕起伏的过程。

威尔逊将求索之竿上溯到18世纪初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维柯，由此一路申发。1820年代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从早他一百年的维柯那里学到“透过历史重新去诠释组成人类生活的各种力量和要素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环境绝对是人类的创作，而其原则正是由人类智力值发展来左右。”换言之，面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人们不应该像以前那样被动接受，而应该去主动发现其内在规律，并试图通过这个规律来“创作”社会环境。

接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所获得的最重大启示，就是“历史变迁”的观念：当大环境在酝酿变化时，领袖们要适时走出来，顺手推上一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能动性原理”，个人应自觉其在历史进展中的地位，并促使自己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一种思想实际与否要看其是否能在行动中发挥作用，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就是我们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用观念改变了这个世界，那么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观念是正确的。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载着新历史观念的列车开到了俄罗斯。如果此前重新诠释乃至改变和创造历史只是纸上谈兵，列宁等人则做好了将其付诸实践的准备。对列宁这种果断而充满活力的人而言，威尔逊写道，马恩辩证法哲学中“意志”的作用无疑如虎添翼，让他充满自信，认定历史是站在他这一边，认定革命乃是一种历史的有机发展，他的目标一定可以达成。辩证法简化了整个画面，把复杂的社会浓缩成正与反两个阵营，不但肯定斗争必将成功，而且亦将一劳永逸。

从观念的革命到实践的革命，从重写历史到创造历史，也即从“历史写作”到“行动”，革命的“红轮”渐次启动。关于十月革命，曾于1930年代亲身游历苏联的威尔逊不动声色地说，人们经常易于将其他国家的社会动乱加以理想化。俄国距离西方很远，许多美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派分子认为俄国的革命将扫除一切旧的压迫现象，废弃商业文明，同时将建立一个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

事实如何呢？威尔逊回到“米什莱命题”，委婉地指出，米什莱以艺术的手法让过去的历史重新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但真实历史的材料却远远超出艺术手法所能掌控的范围。而列宁试图以实际行动来掌控当前的事件，进而左右未来历史的发展，这个发展超出了预期的样子，那并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