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闫桂花

面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生产效率提升迟滞，以及全球化退潮、不平等日益加重的严峻现实，创新既是时代问题的解药，也成了大国竞争的桥头堡。

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8赞成、32票反对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份长达1445页的法案涉及2500亿美元投资，旨在通过提升美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来制衡中国。该法案的原型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去年推出的《无尽前沿法案》，后在多个委员会加入各自诉求后，扩展为目前庞大的一揽子方案。

拜登对参议院投票结果表示欢迎，称美国正处于一场竞赛中，现在发令枪已经打响，美国不能落后：“美国必须保持全球最具创新力和生产力国家的地位。”

拜登政府最近的一系列动作，是否意味着美国要重回二战后的大政府投资引领创新模式？面对新时代和新挑战，这种模式是否会更新？麻省理工大学两位教授乔纳森·格鲁伯和西蒙·约翰逊在他们的新书《美国创新简史——科技如何助推经济增长》中回溯了美国政府历史上在引领创新和科技前沿中扮演的角色，并大声疾呼，美国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与私企合力，促进基础创新投资，从而夯实其科技领先国的角色，赢得与中国的创新竞赛。

格鲁伯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曾深度参与美国医疗改革并在财政部担任过经济政策顾问。2011年被Slate杂志列为“时代最有创造力和最现实的25名思想家之一”。约翰逊是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于2007年3月到2008年底任IMF首席经济学家。他还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顾问，也曾参与拜登过渡政府的筹备工作。

在这本针对美国政府的“建言册”中，都提出了哪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建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