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姚冰淳

编辑 | 林子人 姜妍

尼尔·波兹曼在出版于1985年《娱乐至死》一书中对电视作为当时新兴媒介的出现表达了悲观的看法，预言电视将改变公共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最终公共领域的一切都将以肤浅的、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如果他可以活到今天，又会对短视频的兴起做出何种评价呢？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在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短视频的人均使用时长已经超过了即时通讯，用户使用率达87.0%，用户规模也达到了8.18亿。短视频无疑已经成为人们杀时间的利器，成为当下流行的传播载体。

短视频的兴起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变化？技术如何影响现代社会的形成？未来我们将如何与各种新技术共存？在日前举行的青年政治学者张笑宇的新书《技术与文明》的发布会上，嘉宾们讲出了自己的观察和预判。

短视频迅速占据日常时间，却没有留给人们足够的反应时间

19世纪，铁路的发明改变了军队运输物资的方法。尽管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铁路建设并不落后于普鲁士，但是由于法国人未能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作战动员形式，他们的战前动员完全是一场灾难。在最后一场战役中，普鲁士用十五天动员完毕，而法国花费了一个月。最终，普法战争以法国战败、法王被俘的结局告终。这是技术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引起的变化超越了人的既往认知而导致的结局。张笑宇评价称，“对技术的认知差之毫厘，历史就改变了。”

而类似的事情在今天还会再重演吗？“不一定再是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国家，更有可能是这个社会原来的组织形态结构因为人们所意识不到的技术的快速迭代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有一个预感，可能是短视频。”前段时间，张笑宇重读了一本90年代研究“国民性”的文化研究著作，研究者给出了一个结论：人类历史上所有影响本国文化的东西都无法穿透一个外壳，这个外壳叫做家庭。无论这个国家如何、政策如何、教育如何，对孩子成长影响最大的依然是他的父母。“但是今天的孩子接触短视频的时间甚至多过了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接受的文化已经穿透了家庭这个外壳，并且，现在的孩子所接触的短视频的内容高度同质化。”

张笑宇认为，这或许会引发非常大的后果。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技术产品穿透家庭的外壳，影响人的成长、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我不能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们就像法国人一样，没想过这个技术会怎样改变我们，以及我们该怎么办。”

借着《娱乐至死》书中的观点，有读者在现场抛出问题：有电视在前，短视频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将对社会造成巨大变革的全新技术？互联网技术一直都在发展之中，但是直到现在短视频才出现，它与现代人困在疲惫的、打工人的生活状态相契合，滋生短视频的社会生态是否比短视频本身更值得我们警惕？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认为，技术本身早已存在了，只是它要探寻大众的大规模需求，而正是有电视所造就的文化土壤，使得短视频成为可能。张笑宇同意新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尼尔·波兹曼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很多人都发出警告，肤浅的娱乐文化将带来多大的危机，但短视频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引发挑战的时间缩短了、速度加快了。电视可能改变了自它诞生起三十年至六十年内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短视频在两三年内就迅速地占据了人们日常的大部分时间，它的速度比电视快得多，却没有留给人们足够的反应时间。这本身已经构成问题。

历史学者姜鸣则提到了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历史学家只能等待重大事件发生后再去记录。张笑宇也在《技术与文明》的扉页写道，“但技术早已为重大事件在什么时间以怎样的形式发生埋下了伏笔，它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运行规模和层面，世界正在发生缓慢而坚定的转变，从未有人明确告诉我们该如何组织社会，如何与技术的力量共存，一切只能由我们自己摸索。”

并不是所有的重要技术发明都会推进社会变革

刘擎在《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西方》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他在写作“西方思想界年度述评”的过程中持续关注的一条主线就是技术文明所带来的文化改变。他认为，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这与张笑宇写作《技术与文明》的初衷不谋而合，“技术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要更为准确地理解人类文明自身，就必须重置我们的观察视角，观察人类与技术和物质性力量之间的互动规律”。

技术影响人类历史、给我们带来现代社会的机制是什么？张笑宇说，过去他把这个机制想得太简单了，他以工业革命为例，在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生产能力、制度、沟通方式、空间感、距离感等等全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得益于蒸汽机的改良。但是他翻阅史料才知道，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亚历山大港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就已经发现了蒸汽机的原理空气动力学，并且结合物理原理将它变成了工程学上的应用。

为什么当时的技术发明没有引发工业革命，而只是作为一种设想保留在书本之中？张笑宇认为，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工业革命的特点是机器、技术普遍代替人力，然而希罗所处的古罗马时代普遍使用的人力是奴隶，不存在经济动力和需求来投资研发和改进技术以替代奴隶这种廉价劳动力。而英国18世纪发生工业革命时，伦敦工人是世界上平均工资最高的，因此工厂主希望有技术可以大规模替代工人。

张笑宇称，技术和文明社会之间有着双层的互动关系，他提出一个“双漏斗模型”：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发明都停留在实验室、图书馆里，因为它无法通过一个“漏斗”——商业化与产业化——的检验，商业化与产业化这个漏斗的形状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英国能够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有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准备。这意味着，技术的大规模突破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发明创新的问题，它需要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第二个漏斗，张笑宇称之为“能否修改文明的基础设定”，当一个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时，它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形式和速度改变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