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林子人

《寻琴者》

年过四十，天赋异禀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好好发掘的调琴师，遇上了失去年轻钢琴家妻子的退休企业家。小说讲述了这两个孤独的人因为一架斯坦威和一架贝森朵夫钢琴逐渐熟悉，并逐渐决定成为生意伙伴（partner）的过程，也写出了两人背后的情感故事。

在台湾地区中生代小说家郭强生的笔下，调琴师的工作就像是为一架钢琴和一位演奏者进行婚姻咨询，可以想到，连琴与人都那么难以配对，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要取得心灵的共振，又会是多么难得。不同于《断代》里的情天恨海，《寻琴者》中的感情显得更加克制。郭强生在本书里也使用了他擅长的推理味道的叙事，他对真相的揭露虽然只是点到为止，却像小说中纷纷扬扬落下的雪，逐渐将读者笼罩在寒意里。

《最初的爱，最后的故事》

本期新书推荐涉足音乐领域的作者不止郭强生一位，英国神经病学专家奥利弗·萨克斯就写过一本《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其中他讲述了患者在惨遭雷劈之后，从乐盲变成音乐大师的故事。萨克斯在书中还讲述了那些对音乐有特别感受的患者们：有的人可以在脑海当中演奏完整个乐曲；有些人曾经拥有绝对音感，但大脑中的变化也能让人失去天赋；在一些音乐家眼里，不同的调性拥有不同的颜色……

萨克斯遇到过多种多样的患者，并且他会把自己的行医经验写成书。他的第一本书《睡人》一出版，便受到读者热捧，之后被拍成了电影。其后，他陆续出版了《觉醒》《单脚站立》《错把妻子当帽子》《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脑袋里装了2000出歌剧的人》等作品，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畅销全球。他的书因在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独特视角、曲折离奇的故事，以及深刻的人文关怀风靡世界，被誉为“医学界的一千零一夜”。《最初的爱，最后的故事》作为萨克斯的遗作，不仅讲述了自己行医生涯中遇到的奇特病例，谈论了他对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观点，也写出了他自己是如何成长的：他讲述了自己从小接触科学，接触图书馆时的欣喜和痴迷。在临终病床前，这位“科学写作的莎士比亚”的一生如走马灯般闪现。

《罗曼诺夫四姐妹：末代沙皇的女儿们》

1917年8月1日太阳刚刚升起之时，车已经在外边停好等待着他们，俄国的最后一个皇室家庭穿过了由意大利建筑师贾科莫·夸伦吉设计的、镶有巨大拱形玻璃的、充满回声的18世纪大厅，穿过了同一扇玻璃门，走进了未知的未来——2158千米以外的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俄国末代沙皇的四个女儿奥尔加、塔齐亚娜、玛利亚和阿纳斯塔西娅也必须离开这个承载着童年欢乐的寓所，不得不对珍贵物品进行割舍——带走家庭相册、朋友来信、衣物，还是爱看的书。她们把童年时期玩过的娃娃整齐地码成排摆放在座椅和沙发上，期待后来的人可以爱惜它们。

虽然四姐妹的弟弟——病魔缠身的皇太子阿列克谢才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但是四姐妹也是那个时代极为受人关注的皇室成员。英国作家海伦·拉帕波特描绘了四姐妹的成长经历，还原了俄罗斯帝国末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的背景下，末代沙皇一家最真实的生活，也包括她们快乐的童年、恋爱和梦想，以及在罗曼诺夫皇朝覆灭与家族衰败后，1918年她们在叶卡捷琳娜堡的悲惨结局。

《我做错了什么：一个产后精神疾病康复者的自白》

这本书是为不相信童话故事的人写的。在现实中，10个新手妈妈中就有8个会在产后几周内经历痛苦的挣扎。得产后抑郁症乃至产后精神病的大有人在，但是人们却似乎很少公开讨论这些事。

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里，儿童文学作家劳拉·多克里尔讲述了自己分娩和患病的痛苦经历。生产的剧痛和身体受到的创伤本来已经很难熬，产后，劳拉还发现自己变得偏执、妄想，甚至想要自杀，最后她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幸运的是，作者的丈夫和家人自始至终都坚定地陪伴着她，她也及时获得了来自专业医生的救助。医生告诉她，得产后精神病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运气不好。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而作者本人的感悟则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开口寻求帮助。

此书想要告诉读者，没有变成社会期待的完美母亲，对养育感到不安或者患上精神疾病都不可耻，而想要生孩子的女性也可以通过对生育风险的全面了解，更明智地作出决定。

《蚂蚁社会》

本书作者是德国锡根大学新德语文学专业教授尼尔斯·韦贝尔。他关注的领域之一是社会性昆虫。社会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人类的专利，实际上有许多成群生活的动物，而且这些动物群体内部有着紧密的互动和复杂的运行规则。

蚂蚁与人之间的类比很久以前就出现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蚂蚁就被拿来和人作比较，比较的原因正是其社会性。蚁群不仅是个体的集合，也是共同组成超个体的集群有机体。它们以社交昆虫的身份出现，并具有集体智慧的特征，所以，从君主制到民主社会，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集权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蚂蚁的行为常常可以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形态形成对应。

《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

本书作者北爱荷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肯（Charles Holcombe）看到，东亚演化出了自身的文明轨迹且一直延续，是全球版图上唯一能与西方文明媲美、一较高下的存在。几个世纪以来，东亚范围内最大的独立政权——中华帝国（往往自称“中国”）也是全球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直至1800年时，中国仍是“全球最为富庶的国家”。

虽然说中国在东亚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作者也意识到，东亚其实是一个内部文化十分多元的地域，其复杂程度可与“西方”比拟。东亚内部任意两个地区，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便是中国，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仍有众多分化的地带。这部著作就着力关注日本、朝鲜、越南等不同地区到底是如何演变、形成的，并且关注早期东亚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从亚洲这一地理单元中分离，并逐渐进化成统一的整体。

《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为什么《红楼梦》中所有与大玻璃镜有关的事件都发生在贾宝玉的怡红院里？乾隆皇帝怎么在诗文和绘画中不断表达他对镜子和镜像的兴趣？在海外，凡尔赛宫的镜厅和同时兴起的欧洲壁镜是为了映射容颜还是造出空间幻象？初生的摄影术为什么对穿衣镜情有独钟，迅速造就了“穿衣镜肖像”模式？这个模式如何被传向全球？这些问题吸引着美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去探索穿衣镜的全球小史。

巫鸿在本书的“解题”一篇中写道，在本书中，“物”是物件，“画”是绘画，“影”是摄影。本书的主角穿衣镜不仅把物件、绘画和摄影串联了起来，而且也串联起了全球环境——它带着我们去到不同地方，遇到各式各样的帝王、艺术家、作家、民众。本书讲述的还有全球贸易流通是怎么发生的。

《追寻生命史》

生命史学是什么意思？在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余新忠看来，“生命史学”并不只是医学史或医疗史的代名词，虽然医史是其重要的实践领域之一，但它也不仅限于医史。“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的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

本书是余新忠近十多年来围绕着“关注生命”写作的论文，致力于在对具象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书中他关注了19世纪后半叶担任京师城南的夕照寺住持法云和尚、盛清扬州的医生李炳等人，把个案和大历史关联起来，跳出了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他认为，“真正将生命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一定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