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伪科学论文造成的损害一直到今天都影响深远。考古遗传学家惊讶地发现，人们对遗传基因的误解如此之多，同时，这些误解又被肆无忌惮地推销给民众。不少公司欺骗对研究祖先感兴趣的顾客，说可以将其祖先归入某一“祖先人群”中。某个公司甚至宣称已经发现了拿破仑的基因。

这样的基因测试价格不菲，高达四位数。但遗憾的是，它们根本没什么用处。因为在进行实验时，商家是用他们顾客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与以前的人的DNA进行比对。例如，他们在这里挂的招牌是凯尔特人的DNA，如果顾客的线粒体DNA与出土的凯尔特人的DNA样本相符，那么他们可以直接推导出这位顾客的来源。然而，凯尔特人的线粒体DNA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或者中世纪的欧洲都可以找到，那时可还没有凯尔特文化。除此之外，线粒体DNA也不适用于确定与某人的亲属关系。它只是一位女性的遗传信息，这位女性只是数百万名祖先中的一个。因此，对于凯尔特民族的想象也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同样，即使看重与拿破仑的血缘关系，在相关的试验中，顾客也不会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结果——拿破仑的线粒体DNA不仅存在于他和他母亲的身上，也可能存在于成千上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身上。

当然，人们也可以免费获得拥有著名祖先的机会，查理大帝在1000多年前至少生育了14个孩子，因此算得上大多数欧洲人的祖先。这是一道纯数学问题，换言之，从数学计算的角度来看，今天每个欧洲人在1000年前所拥有的祖先比当时的人都多。反过来，从那时延续到当下的所有血脉几乎可以在今天每个欧洲人身上找到，至少属于查理大帝其中一个子嗣支脉的可能性近乎100%。12因此，可以简单地说，所有欧洲人在10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同时，与祖先“共享”的DNA每经过一代人都会减少一半——十代之前的祖先的遗传物质，有很大的概率已经无法在现存的基因组里找到。

肯定也会有严肃认真的公司，他们检查的是整个细胞核基因组，提供基因来源可靠的检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按不同类型和地域对基因分布进行匹配，原理很简单：在空间上生活得越近，人们的血缘关系就越近，因为距离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祖先的时间还没有过去多久。英国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基因距离与西班牙人和波罗的海人之间的基因距离一样远，他们的中间是中欧人。如果把欧洲人之间的基因距离用X轴和Y轴进行标记，然后画下来，你会发现这些坐标几乎完全符合欧洲地图。

然而，这一切和祖先人群并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如果仔细研究“族群迁徙”，即“祖先人群”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的核心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段时间里，欧洲人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基因交流，却没有造成根本性的基因变动。为了了解最近一次族群大迁徙对所有欧洲人DNA改变情况带来的影响，我们必须回到5000年前的过去。那时从东欧草原迁徙而来的游牧人群的DNA，直到今天都是欧洲大陆上三大主要的基因组成部分之一，另外两大部分分别来自早期的狩猎采集人群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这三大“祖先群体”（这个概念仅适用于此）的基因成分在每个具有欧洲血统的人里，都可以通过DNA解析来量化。许多公司都能提供相关检测，而这些检测是否“有用”，每个人需要自行判定。

我们的基因是否与狩猎采集人群、早期农民或者草原游牧人群相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部分商业公司几乎提供不出比民俗故事更多的信息，因为不同的基因成分虽然告诉了我们基因来源，却无法让我们了解遗传的预先倾向性。世界上基因最不一样的人们身上的DNA仍有99.8%是相同的。我们与尼安德特人的区别也仅仅是不到0.5%的基因组。谈到基因变动时，我们通常指的是DNA中微小部分的改变。因此，在地理和基因上十分接近的族群，如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也只能通过精密的测序才能区分开来。

欧洲人的基因根基虽然在4500年前就已经确定下来，但这并不是说，考古遗传学从那时起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门学科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真正被广泛研究的主要还是史前史和古代史，接下来，考古遗传学的重点应该是苏美尔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考古遗传学界目前对他们的兴趣还比较小，因为这段时间有许多重要的书面文献，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大量的历史细节，甚至包括罗马皇帝的膳食情况。因此，大部分考古遗传学家会优先研究缺少书面文献的历史时代。

DNA破译也会提供有关族群迁徙中移民潮的新知识，但主要是关于基因的溯源方面。公元6世纪，前往欧洲的移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大的基因踪迹。原住民太多，即使是数万移民也不会造成遗传结构上的变化。当然，这并没有告诉我们移民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智人之路》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