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作家威廉·福克纳的这句名言，用来形容美日冲突再合适不过。《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的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W.拉夫伯尔（W. LaFeber，1933.8—2021.3）这样认为。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围绕中国的竞争、种族主义，美国想要把日本纳入西方体系的努力……直到今天，美国和日本仍围绕着这些内容不断产生争议。

《创造新日本》是审视近代美日完整关系史的著作。“战后美国历史学是高度专业化的，但拉夫伯尔似乎是一个以写通论性、综论性见长的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说，拉夫伯尔不仅是外交史领域可以排上前几位的畅销作者，也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能够驾驭复杂问题，对人物有精深的刻画和研究，对历史事件有深入的把握，趣味感特别强，常善于发现历史当中比较吊诡的、悖论的、比较复杂的、值得拿出来玩味的东西。”

这些特质也展现在了《创造新日本》中，此书为作者赢得了美国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获奖。日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王新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铁军和牛可一起探讨了《创造新日本》里反映的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并讨论了美日关系与中国难以分割的关系。

战后欧美看待日本的不同阶段

在活动现场，王新生介绍，战后70年中，欧美人看待日本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初期的否定日本。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分析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为什么不愿意投降。作者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天皇说你不能投降就不投降。另外一本代表作是加拿大外交官诺曼·赫伯特的《日本维新史》。王新生说，这两本书对占领时期的政策影响非常大，《菊与刀》起到了保留天皇的作用，《日本维新史》则促进了解放财阀的改革。

到了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欧美主要是肯定日本。日本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通过学习资本主义成为强国，是值得肯定的。60年代，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专门出了两期专刊号，探讨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

在70年代，日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这时候欧美开始学习日本，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写的《日本第一》。但是到了80年代，日本和美国、欧洲进行贸易战，这时候出现了修正主义学派，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指出，日本是官僚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和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型资本主义国家大不一样。到了1990年，荷兰的驻日记者卡瑞尔·范·沃尔夫伦出版了《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这本书里也有两大命题：第一，日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的国家，跟欧美不一样，不是市场经济，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体制。第二，日本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难以找到真正掌握权力的核心，政策不知道究竟是谁制定的。修正主义学派重点讲述日本和西方制度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敲打日本派”。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崛起，美国开始忽略日本，认为日本没有什么可学的经验了，美国、欧洲一些学者不再关注日本的政治经济，转而探讨日本的文化、音乐等。在王新生看来，《创造新日本》这本书虽然是1997年写的，但思潮的转换有个过程，所以这本书仍然是在“敲打日本”的延长线上，强调了日本和西方的不同性质。作者拉夫伯尔认为，美日历史问题的根源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冲突。作者写道：“日本形成了紧凑、同质而联系紧密的社会，它试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避免混乱，”而美国则形成了“肆意伸展的多元开放式社会”。

虽然《创造新日本》位于“敲打日本”的延长线上，但牛可看到，这本书的作者拉夫伯尔作为威斯康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着眼点其实是批判美国把日本树立成敌人的倾向，试图提供更广阔更深远的历史幅度，让美国人去理解美日冲突产生根源的复杂性，目的是要理解和美国人很不一样的日本人。“就此而言，我觉得他也能代表美国历史学家最好的那部分人”，牛可认为，拉夫伯尔和费正清、傅高义一样，都是世界主义者。虽然费正清等人研究的是外国，拉夫伯尔研究的是美国，但是，拉夫伯尔作为一个美国国史研究者，倡导世界主义的文化态度，认为美国的行为要建立在对外国真切的了解之上。

美日关系重大节点都有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可以借鉴美日关系

于铁军认为，《创造新日本》的中心内容是中美日三边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历史。拉夫伯尔指出美日“两种资本主义的冲突焦点在中国”，于铁军认同这一观察。

中美日三国一开始纠结在一起就是佩里的“黑船来航”。在这条航线上，华盛顿当局找到日本，作为提供煤炭、给海援提供救援的中继站。“其实‘黑船来航’是为了更顺利地打开中国市场，捎带着把日本的国门给打开了。”

于铁军还看到，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要解决的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远东太平洋地区利益协调的问题，主要是围绕中国的利益协调问题，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帝国主义列强希望互保，华盛顿会议要对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施加一些限制。甚至1947年重建日本，也是源于应对内战当中的中国的需要。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前，在他设计的战后蓝图中，东亚地区交给了中国，依靠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但没想到，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1947年美国发现国民党担不起东亚秩序的支柱，所以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原本在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的美国，为了应对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发展，要把日本树立为战后远东地区秩序的一个支点。1951年，美日同盟的成立，针对的背景也是朝鲜战争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美日关系的“每一个重大节点恐怕都有中国因素”。

《创造新日本》写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于铁军认为，如今的三边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美国把战后对日本、对德国的改造看作是美国最大的成果，认为民主改造是成功的。现在，中美日关系依然是焦点，不过这次主角不是日本和美国，而是美国和中国，日本在其中还扮演着特别又关键的角色。“可能未来二十年中国面对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还是美日关系，”他说。

但于铁军认为，美日关系可以为今天的中美关系提供重要的参照。“大国间能够发生的事情，在美日关系中基本上都发生过。”在中美战略博弈的情况下，人们经常拿历史上的相应情况进行类比。而美日之间不论是权力斗争还是文化斗争即种族的战争，都曾经上升到最高点。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海空战，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空战，人类迄今为止的两次原子弹投放也发生在美日关系中。“斗争激烈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无以复加。这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从战略和军事角度给我们提供足够丰富的素材，”于铁军在分享中提到。

在经济方面，虽然如今世界各地都流行着中国威胁论，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没有中国威胁论，只有日本威胁论。于铁军说，美日双方贸易摩擦，使用的语言以及美日在贸易战中使用的谈判技巧、讨论的问题，常常被用来讨论中美关系当中的可能性。在经济领域，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时，美日之间的博弈也给处理中美关系的学者、官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除了军事、经济层面，美日关系在文化层面对中美关系也有启迪。历史学家入江昭的《权力和文化》曾经挑战了对太平洋战争的传统假设。入江昭从两国文化角度审视美日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更像是对国际秩序的渴望，而非对权力的无情追求。在文化方面，思维方式不同，会体现在方方面面，并辐射到双边关系中。于铁军指出，“中美战略竞争现在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价值观之争，大家意识到双方思维方式很不一样。我们从美日关系的历史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就很宝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