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三月，阿尔贝·加缪抵达了纽约。此次是这位《局外人》的作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美国。加缪大部分时候都呆在纽约，他坦言这座城市让他无法理解。他的感受，用一个词来说，就是荒诞。为了纪念访问七十周年，阿尔贝·加缪文学遗产会将纽约组织了一系列阅读、表演和讨论活动。参与活动的艺术家和作家有演员维戈·莫特森（Viggo Mortensen），创作歌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民谣歌手艾瑞克·安德森（Eric Andersen），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和艾丽斯·卡普兰（Alice Kaplan）等人。其中一项活动为《洛杉矶书评》的历史编辑、本文作者Robert Zaretsky和《纽约客》撰稿人Adam Gopnik举行对话，讨论加缪的人生和作品在21世纪的位置。

1946年3月25日，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离开巴西的热带雨林，来到了纽约的钢筋水泥森林，呈现在他面前的社会结构和他在巴西热带雨林发现的一样复杂而严峻。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兼职做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他意外地迎接了一批法国乘客的来访。这群法国人乘坐美国货船俄勒冈号刚刚抵达纽约。移民官员扣留了其中一人，因为此人拒绝透露加入了共产党的朋友姓名。列维·斯特劳斯派了一名同事到码头处理此事，然后这位又疲惫又恼火的法国访客才终于被释放。

阿尔贝·加缪的唯一一次美国之旅就是以这样一件略显荒诞的事情为开端。

加缪可不是普通游客。法国外交部派遣他作为这个刚刚解放的国家的官方代表。向美国听众讲述法国被占领和解放的经历，还有比加缪更好的人选吗？到1944年巴黎解放时，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作家不仅是《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的作者，这两本书在巴黎被占领期间赢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他还是《战斗报》（Combat）的编辑，这本刊物是法国抵抗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个饱受血光之灾和残忍暴行的国家，加缪成了一项颇有市场的出口物：一位把观念看得生死攸关的法国知识分子。转变速度之快既让加缪感动也让他倍感困扰。

在加缪之前，他的朋友让·保罗·萨特于1945年到过纽约。萨特扮演了存在主义的布道者角色，他向美国版《Vogue》（在所有的杂志里竟然是这份杂志）的记者大谈特谈加缪。萨特在赞颂植根于解放后的法国土壤的新文学时宣称：“它的最佳代表就是阿尔贝·加缪，他今年三十岁。”萨特观察到，在占领和抵抗的压力下，加缪小说和文章中标志性的形而上学荒诞演变为一种政治荒诞。这一点解释了加缪作品中的悲观本质，但它也代表了一剂反抗绝望的解药。“当一个人失去所有希望时他才能发现自己，因为他知道他只能依靠自己，”萨特解释道。“死亡的持续在场，苦难的持久威胁，让加缪这样的作家开始度量人类的力量和界限。”

这也让加缪开始度量名气的力量和界限。在萨特开路之后，加缪第二年也到了纽约，他似乎为扮演明星角色而打扮一新。温柔可亲、聪明文雅的加缪，让许多观察者将他比作高卢版的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美国男演员，主演过《卡萨布兰卡》等影片)。这一对比取悦了许多法国人，而加缪自己更是十分受用。然而因为法国饱受物资短缺之苦，加缪的穿着打扮难以配上明星的角色。当《纽约客》记者A. J. Liebling在加缪抵达纽约的第二天去拜访他时，这名法国人“荒谬的衣着”让他十分吃惊。他写道，加缪衣服的翻领和裁剪似乎是大萧条之前的款式。

然而Liebling也被加缪的温暖和幽默所吸引。他们谈论了刚刚结束的战争——Liebling曾在法国为解放而战——以及刚刚开始的和平，还谈到了巴黎和纽约。不可避免地，Liebling也就加缪的作品向他提问。他提到了《西西弗斯神话》的结尾，这本书描绘了一个被诅咒永世往山上推巨石的希腊英雄形象。“对于一个做了如此悲凉结论的人来说，”Liebling在他的“城中热议”栏目的文章里写道，“加缪先生看起来不合宜地乐观。”Liebling追问原因，加缪回答说：“仅仅因为你有悲观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你就必然要悲观地行动。一个人总是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度过时间。看看唐璜吧。”

我们可以想象，采访结束时Liebling很开心。当他受邀担任两天后加缪在McMillin剧院（后来改名为Miller剧院）演讲的主持人时，无需猜想，他肯定很高兴。尽管加缪和另外两名法国作家一起做演讲，但只有他才是当晚的明星。另外两名作家中有一位是Jean Bruller,他曾以Vercors的笔名发表了伟大的抵抗运动作品《The Silence of the Sea》。超过1200人蜂拥到大厅，我们可以揣测，大概只有少部分人粗通法语，但是他们仍然能把握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尽管加缪两天前面对Liebling时显得比较放松，现在他却感到剧院充满了期待的氛围。上台的紧张让加缪暂停了一下，尽管只有一瞬间。

但是这个小小的危机让位于更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影响了所有人。在名为《人类的危机》演讲中，加缪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艰难的任务。面对挤满剧院的美国年轻人，他想要讲述那些肆虐欧洲的事件的特点和后果，而这些事件几乎没有触动他面前的听众。“我这一代的男男女女，”他如此开头：

“出生于一战爆发前或战时，青少年时期遇到了大萧条，20来岁时希特勒掌权登台。我们还遇上了西班牙内战、慕尼黑事件，以及战败、占领和抵抗接连发生的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时我们接受的教育终于完成。”

这样的成长经历，加缪讽刺地总结到，塑造了“有意思的一代人”。面对这些事件的荒谬性，他们那一代人必须找到抵抗和反叛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哪儿能找到呢？无论宗教还是政治都不能提供指引，而传统道德则是“骇人的虚伪”。在一个被大屠杀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大陆上，在一个遍布虚无主义的世界中，加缪这一代人被抛入了最恐怖的矛盾之中。“我们厌恶战争和暴力，然而我们必须接受这两者。”简短来说，他们遭遇了人类的危机。

为了更具体的说明这一点，加缪举了几个生活在纳粹占领下的事例。在欧洲某处一座盖世太保的大楼里，看门人走进一间公寓时，两个男人因为涉嫌从事抵抗活动而被殴打，并被拷走。当其中一人请求帮助时，她带着骄傲回答：“我从来不管楼里住户的闲事。”还有一个脑袋缠满绷带的人，他是加缪的抵抗运动同志。此人被带到一间党卫军军官的房间，前一天他的耳朵就是在这里被割掉的。那名监督了此项暴行的军官充满同情地问到：“告诉我，你的耳朵怎么样了？”最后，还有一位希腊母亲，她得知抓走自己三个儿子的德国士兵将要枪杀他们。她请求军官放过自己的儿子，这个军官提供了一项妥协：可以放过一个儿子，但是母亲必须挑选放走哪一个。她选了大儿子，因而将另外两个儿子送上了死路。

加缪告诉他的听众，他选取这些故事并非要惊吓他们，而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残忍世界的果实：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仅施加残忍，而且这种残忍在行凶者身上除了冷漠以外激不起任何情感，而目击者则接受了残忍。当我们面对一个被杀害或被折磨的人类同胞时，我们的反应却不是恐怖或愤怒；当我们觉得精心向他人施加痛苦，并不比每天排队等候食物供给更令人烦恼时；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不会仅仅因为希特勒的灭亡就会变得更好。加缪扫视着大厅，他宣称：“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去寻找这些骇人邪恶的原因，这些邪恶仍然在撕咬着欧洲的灵魂。”

加缪对我们的处境做出了黑暗的诊断，但他提供的处方也几乎同样地黑暗。虽然没有充满希望的理由，但这却不是绝望的理由。他宣称，我们可以解决这场危机，只要有“我们仍然掌握的那些价值——简单说，对我们生活的荒诞性的意识。”这并不是形而上学上的宏大言论，或者那种在法语中听起来比在英语中更好听的说辞。加缪所做的是援引那些塑造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的世界的哲学和道德主题。

尽管两本书当时都没有翻译成英文，听众中很多人肯定听说过后一本书的开头那段话。“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决定生命是否值得过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一切都只是儿童的游戏；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发现在自己处在“一个突然间剥离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然而仍然坚持寻找意义时，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加缪想知道，当我们“对明确的非理性且急切的渴望”遭遇到“世界不可理喻的沉默”时，自杀是否是唯一合理的回应。他质问道，有可能“过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生活”吗？

但是听众可能并不知道，加缪自那以后已经超越了早期作品。尽管这些书自1942年出版后大获好评，但是加缪认识到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默尔索（《局外人》的主人公）和西西弗斯单打独斗的反抗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到了再次衡量荒诞之限度的时候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发问，当一个思想家宣称：“此前我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现在我要重新开始“时，这个世界该对此做何种理解？让他宽慰的是，他认识到这并不重要。

这并不是加缪现在所把握到的全部。他认为荒诞“无法教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不应该将这个诊断视为不幸——我们不应该像默尔索或西西弗斯那样仅仅关注自己——而是应该关注他人。说到底，我们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个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悲哀与伟大：它不提供真理，只提供爱的对象，”他在日记里说到。“荒诞是君王，但是爱将我们从它的手里拯救出来。”爱将我们从荒诞中解救出来。

四年之后，当他登上McMillin剧院的舞台时，加缪已经将荒诞留在身后。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反抗。他那时已经完成了《鼠疫》——于随后一年出版——而且已经开始写作《反抗者》。他在讲座中勾画了后来这本书的主题。他讲到，在一个缺乏意义的世界，太多人觉得成功的人就是正确的，而正确与否是靠成功来衡量的。对于那些抵制这种看法的人，对于那些不愿意生活在施虐者和受害人的世界之中的人来说，不论信仰还是哲学都无法提供资源。唯一的辩护资源来自于“反抗这一行动本身。”加缪总结道，我们为之抗争的“并非仅仅为我们所有，而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仍然拥有意义。”

但是这种关于意义的主张，在美国又能意味什么呢？加缪说，在这个快乐的国度里，他的听众看不到“或者只能模糊地看到”欧洲所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们需要知道有人“曾经在数年里目睹了这些邪恶，仍然在他们的身体里感受到、在他们深爱之人的脸上看到这种邪恶。”但是这些反抗者，加缪随后澄清，形成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不仅拒绝了形而上学的荒诞，也拒绝了政治上的荒诞：国家坚持要给施加于公民身上的毫无道理的痛苦以某种意义。这些反抗者不仅对无言的宇宙说“不”，也向不正义的统治者说“不”。他们并不尝试征服，而仅仅去是直面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和那些否认他们人性的人。

然而，最关键的是，反抗者为自己设置了界限。反抗是一种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行为。它是平衡，而不是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它要求既要看到自己的人性也要看到他人的人性。正如荒诞绝不意味着绝望，更不意味着虚无主义一样，暴君的行为也绝不意味着另一个人可以以暴虐的方式回击。反抗者拥抱”界限的哲学”，并不否认他的主人也是人类同胞的一员，他仅仅否认对方是自己的主人；他抵制那种对从前的压迫者实行非人化对待的强烈诱惑。总的来说，反抗者“渴求的是相对，并且设定了界限，人类的共同体就在这个界限上建立了起来”。

在他演讲的最后，加缪邀请听众也加入正在高涨的反抗浪潮。“对于正在听我们讲话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他说道，这一代欧洲反抗者“尊重那赋予你们活力的人性，还有反映在你们脸上的自由和幸福。他们希望你们，以及所有怀着善意的人们：能够忠诚地参与到他们希望在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话中。”他刚刚结束自己的发言时，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官员宣布一名小偷潜入了门票室，偷走了当晚的门票收入，而这些收入本来将全部捐给法国的孤儿院。观众中有个人建议大家在散场的时候再次付钱；当最后一人离开大厅时，票箱里的钱比一开始收到的还要多。Justin O'Brien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法语教授，也是加缪的美国翻译，他将这一欢乐的结局归功于加缪“充满说服力的文字”。

如果70年前这些文字在美国留下了一些印记，今天它们还能吗？加缪会对我们今天荒诞的政治气候说些什么呢，如果他真有什么要说的话？当然，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把握的是，今天的美国人会像1946年一样让他困惑。哥伦比亚大学的听众对偷窃事件的反应让他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慷慨”的反映。他在美国人身上发现的最好品质，加缪写道，是我们“由内而发的友善和温情。”

但是美国人的其他特点就未能留下这样好的印象。他虽然称赞了我们的慷慨，但也对我们的幼稚感到担忧。他称赞了我们在解放法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也猛烈批评了我们释放原子弹的决定。他被我们的热情好客所吸引，但是我们的肤浅让他反感。“在这里，交谈的秘诀就是，”他相信，“一直谈论以便什么也不说。”加缪发表过一篇名为《纽约的雨》的短文，是根据美国之行而写的。在文中他坦承，尽管在纽约呆了数周时间，他

"仍然对纽约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处于一群疯子之中，还是处于全世界最理性的人之中；不知道这里的生活是否像所有美国人声称的那样容易，还是说如它有时候看起来那样的空虚；……不知道这有没有任何意义：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戏团在4个舞台上同时上演10个节目，这样你能同时对所有节目产生兴趣但又一个也看不成。"

加缪对美国人的困惑也变成了我们的困惑，而他70年前所做的观察到今天仍然一样尖锐。我们政治马戏团的40个舞台，其中混杂着疯狂和理性；我们在媒体上轻易地谈论残忍，分析里空无一物：所有这一切都响应着McMillin剧院那一晚的演讲。这种困惑不会很快结束，但是正如加缪对听众所言，我们必须开始衡量我们的言辞。他宣称，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容许自己思考某些思想时，我们会杀害数百万人类。”

（翻译：李孟林    编辑：武靖雅 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