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殷

近日，伦敦选出第一任穆斯林市长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对于坚信多元主义的欧洲自由派来说，穆斯林市长的出现，是令人鼓舞的种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象征，而对于相信文明冲突难以避免，对欧洲伊斯兰化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则是一个危险的占领信号。

伦敦选出第一任穆斯林市长，与其说是欧洲伊斯兰化的例证，不如说是穆斯林融入欧洲社会的一个成功个案。萨迪克汗不仅是一位深谙欧洲价值的人权律师，而且有着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他更可能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欧洲人，而不是将信仰凌驾于公民义务之上的政教合一的使徒。事实上，大多数对萨迪克汗的猜疑，多半是基于教派、种族的歧视，不仅上不得台面，而且也很难为大多数理智健全的人所接受。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也出现了更多穆斯林背景的政治人物。坦率而言，在穆斯林人口占有相当比重的伦敦市，一位具有穆斯林背景的市长不仅不令人意外，而且合乎情理。今天许多人的莫名惊诧，也许恰恰说明穆斯林群体长期以来被不公正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如果说，在以前，由于欧洲各国穆斯林群体长期受制于地方主义、派系主义、部族主义而难以有效地团结起来对政治施加影响，那么在欧洲各国主流人群对穆斯林阶层猜忌心日益加重的今天，这种来自于外界标签化的排挤则有助于不同穆斯林社区、团体更紧密地结合。这种由于外部压力而发生的内部聚合将让穆斯林群体越来越容易在日趋“极化”的西方政坛发挥影响力。

尽管许多人对穆斯林群体抱有敌意，对文明冲突深信不疑的右翼，一直渲染穆斯林群体占领欧洲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种局面很难出现。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遭到越来越大的打击与厌恶，以及沙特等原教旨主义色彩较浓的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伊斯兰运动正在发生转型。更加温和、世俗的伊斯兰运动正在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恰恰是随着穆斯林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他们也将接受更多欧洲政治的游戏规则，并在这个过程中被更多地欧洲化、现代化。

所谓伊斯兰与欧洲文明格格不入、难以同化的武断看法，其实刻意忽略了种族区隔、文明冲突背后的阶级因素。穆斯林人群从来不是因为拒绝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而自我隔离，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贫困、歧视的原因而被迫聚集于社会的边缘角落。

事实上，每当穆斯林家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功与社会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倾向于搬出穆斯林的聚集区，而与更为富裕的阶层住在一起。很多人总是拿清真寺数量的快速增长来说事，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清真寺数量的快速增长虽然的确有穆斯林信徒增长的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派系林立，不同教派、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部族的穆斯林仍然倾向于各自聚集在各自的宗教空间之中。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清真寺数量的快速增长也源自于穆斯林互助、社交的实际需要，穷人往往比富人表现出更多的宗教虔敬，不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被教义洗脑，而是因为他们比富人更需要宗教组织的帮助。

作者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海外利益保护、国际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