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葛兆光:历史学的伟大理想之一是培养世界公民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葛兆光:历史学的伟大理想之一是培养世界公民

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孤岛,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每个地区的人与其他地区的人都是互相沟通的,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越来越连在一起。

记者 | 实习记者 姚冰淳

编辑 | 姜妍

“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是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这是历史学家葛兆光为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一季所写的发刊词。

这档节目希望不再按照国家或王朝来讲述历史,而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学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应。如何以全球史的角度理解今日世界?近日,历史学家葛兆光、媒体人梁文道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一起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孤岛

活动伊始,梁文道就向听众解释了他策划这一音频节目的初衷。他认为,历史牵涉到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历史即使无法给我们回答,也至少给我们背景和线索去理解这些问题。而不同于世界史和中国史,全球史能够给所有听众提供一个新鲜的视角。

比如新疆名菜大盘鸡,从原料来看,鸡是中国土产,宽面用的小麦最初来自西亚,土豆来自南美,辣椒来自中美洲,花椒可能产自四川,八角大部分产自广西……最后,大盘鸡说是新疆菜,其实是川菜厨师的发明。一道大盘鸡,就是一部有味道的全球史。原本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其实可能跨越国界、来自远方,但并不是“自古以来”,它们背后都有一段段复杂而幽微的历史。

梁文道认为,历史中有很多事实和细节,在国家的框架中是无法看到的。英国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当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文学,最初的英国文学史教材是从爱尔兰吟游诗人的史诗开始讲起,但是后来的版本中将这一章去掉了,英国文学不再起源于爱尔兰,因为爱尔兰独立了。“当国家成为历史的基本容器,我们要想一想,是否有国家这个容器装不下的历史?

葛兆光谈到了历史学的两个伟大理想,第一个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来树立国族意识,从近代以来的历史一直沿着这一理想努力;而另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培养世界公民,能够明白全球是一体的、人类是相互沟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很少”。“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孤岛,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每个地区的人与其他地区的人都是互相沟通的,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越来越连在一起。”他提到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原本是不赞同举办奥运会的,但是看到他们的开幕式那么强调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开放的姿态,我觉得很感动。”

葛兆光还表示,之所以强调“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并不是为了凸显中国的位置、为中国在全球史中挣份额,而是强调从中国的眼睛看出去的全球。他认为历史学家不是全知全能的,即使站得再高,也只能看到一面,因此如果有来自不同视角的全球史,如从日本、欧洲、美国等看出去的全球史,拼合起来或许就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满的全球历史。此外,他也希望从与听众更切身的中国视角出发,能够让听众更有亲切感。

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彻底倒退

如果从遥远的太空俯瞰地球,地球上并没有国境线。现场,段志强向梁文道和葛兆光抛出问题:全球史的理想是打破国境线,但这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国境线变得前所未有得坚固,打破或淡化国境线的理想似乎变得更不可能了,如何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段志强、葛兆光、梁文道  主办方供图

梁文道对此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阻隔只是暂时的现象,人类之间的交流却很难被实际的国境线真正阻断,疫情在使国境线变得坚固的同时,也迫使人类携手合作、共同面对病毒。他以西非最小的国家冈比亚为例来证明,即使历史上封闭的地方都很难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冈比亚西邻大西洋,仅有一个出海口,北、东、南三面被塞内加尔紧紧包围,人口只有两百万,但即使如此闭塞的小国,仍然有埃及商旅愿意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到这里买卖金矿。“此地有金子的消息最早是怎样传到埃及的?想到这些问题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和外界的交流、物质的交换,几乎是人的本能。”

不同于梁文道的乐观,葛兆光说,历史学家大多是悲观主义的,因为看了太多的历史,尽管他也相信全球化超越国境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历史上有太多的波动、曲折和倒退,在全球化进行的同时,逆全球化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他认为真正打逆全球化的趋势,需要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观、理想和认同。

葛兆光还提到,自己1980年代进入学界,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关心社会、政治和文化,“一个学者要有两支笔,一支笔用来写针砭时弊的评论、随笔,用这样的方式关心社会,批评政治和文化,另一支笔写学术界的学术文章”。

他认为,专业学者有责任来做历史普及工作,“哗众特别能取宠,而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不擅长这个”,但是学者们需要稍稍哗众,才能将正确、有用的历史知识传递给大众,否则将会有哗众取宠者占据阵地,以戏说、胡说搅乱历史常识,甚至篡改、伪造历史。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葛兆光:历史学的伟大理想之一是培养世界公民

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孤岛,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每个地区的人与其他地区的人都是互相沟通的,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越来越连在一起。

记者 | 实习记者 姚冰淳

编辑 | 姜妍

“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了遥远的太空,可以一眼览尽我们这个七分是水,三分陆地的蓝色星球,这地球上面哪有什么一道道的国境线,有什么大小圈圈的城市,各国怎么会是不同颜色?”这是历史学家葛兆光为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第一季所写的发刊词。

这档节目希望不再按照国家或王朝来讲述历史,而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学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应。如何以全球史的角度理解今日世界?近日,历史学家葛兆光、媒体人梁文道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一起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孤岛

活动伊始,梁文道就向听众解释了他策划这一音频节目的初衷。他认为,历史牵涉到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历史即使无法给我们回答,也至少给我们背景和线索去理解这些问题。而不同于世界史和中国史,全球史能够给所有听众提供一个新鲜的视角。

比如新疆名菜大盘鸡,从原料来看,鸡是中国土产,宽面用的小麦最初来自西亚,土豆来自南美,辣椒来自中美洲,花椒可能产自四川,八角大部分产自广西……最后,大盘鸡说是新疆菜,其实是川菜厨师的发明。一道大盘鸡,就是一部有味道的全球史。原本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其实可能跨越国界、来自远方,但并不是“自古以来”,它们背后都有一段段复杂而幽微的历史。

梁文道认为,历史中有很多事实和细节,在国家的框架中是无法看到的。英国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当年在剑桥大学学习文学,最初的英国文学史教材是从爱尔兰吟游诗人的史诗开始讲起,但是后来的版本中将这一章去掉了,英国文学不再起源于爱尔兰,因为爱尔兰独立了。“当国家成为历史的基本容器,我们要想一想,是否有国家这个容器装不下的历史?

葛兆光谈到了历史学的两个伟大理想,第一个是通过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来树立国族意识,从近代以来的历史一直沿着这一理想努力;而另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培养世界公民,能够明白全球是一体的、人类是相互沟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很少”。“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孤岛,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每个地区的人与其他地区的人都是互相沟通的,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越来越连在一起。”他提到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原本是不赞同举办奥运会的,但是看到他们的开幕式那么强调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开放的姿态,我觉得很感动。”

葛兆光还表示,之所以强调“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并不是为了凸显中国的位置、为中国在全球史中挣份额,而是强调从中国的眼睛看出去的全球。他认为历史学家不是全知全能的,即使站得再高,也只能看到一面,因此如果有来自不同视角的全球史,如从日本、欧洲、美国等看出去的全球史,拼合起来或许就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满的全球历史。此外,他也希望从与听众更切身的中国视角出发,能够让听众更有亲切感。

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彻底倒退

如果从遥远的太空俯瞰地球,地球上并没有国境线。现场,段志强向梁文道和葛兆光抛出问题:全球史的理想是打破国境线,但这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国境线变得前所未有得坚固,打破或淡化国境线的理想似乎变得更不可能了,如何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段志强、葛兆光、梁文道  主办方供图

梁文道对此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阻隔只是暂时的现象,人类之间的交流却很难被实际的国境线真正阻断,疫情在使国境线变得坚固的同时,也迫使人类携手合作、共同面对病毒。他以西非最小的国家冈比亚为例来证明,即使历史上封闭的地方都很难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冈比亚西邻大西洋,仅有一个出海口,北、东、南三面被塞内加尔紧紧包围,人口只有两百万,但即使如此闭塞的小国,仍然有埃及商旅愿意穿越撒哈拉沙漠来到这里买卖金矿。“此地有金子的消息最早是怎样传到埃及的?想到这些问题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和外界的交流、物质的交换,几乎是人的本能。”

不同于梁文道的乐观,葛兆光说,历史学家大多是悲观主义的,因为看了太多的历史,尽管他也相信全球化超越国境的趋势不可阻挡,但历史上有太多的波动、曲折和倒退,在全球化进行的同时,逆全球化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他认为真正打逆全球化的趋势,需要人类有共同的价值观、理想和认同。

葛兆光还提到,自己1980年代进入学界,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关心社会、政治和文化,“一个学者要有两支笔,一支笔用来写针砭时弊的评论、随笔,用这样的方式关心社会,批评政治和文化,另一支笔写学术界的学术文章”。

他认为,专业学者有责任来做历史普及工作,“哗众特别能取宠,而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不擅长这个”,但是学者们需要稍稍哗众,才能将正确、有用的历史知识传递给大众,否则将会有哗众取宠者占据阵地,以戏说、胡说搅乱历史常识,甚至篡改、伪造历史。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