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日前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表示，21世纪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为富人有钱能够独享新技术成为“超人”，而穷人不仅差钱无缘生物技术在内的高科技，而且随着“后大众时代”的到来，本身也会变得无足轻重。

赫拉利第一层推理逻辑是这样的：以前医疗是为了治病，现在越来越关乎更优质的生存。治病是一种基本保障，事关公平，既有的医疗技术和医保体系已经大体解决这个问题。而进一步的涉及基因工程等在内的“升级”健康甚至“设计”自身及后代的高新技术，则只有财大气粗者才能负担得起。因此此前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可能会转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平等。

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

人们对这个逻辑的主要质疑在于，在20世纪，绝大多数的医学进步一开始也只应用于富人，后来惠及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再后来惠及普罗大众，直至惠及全人类。

赫拉利也承认这一趋势在20世纪是成立的，他自己也指出抗生素和疫苗如今都已普及到南美洲和非洲最贫穷的人群，但他认为那主要是因为20世纪是大众的世纪，“军队需要大量的健康军人，工厂也需要大量的健康工人”，而这才是20世纪医疗服务公共化的深层逻辑。

如今不同了，21世纪可能不再是大众的世纪，既不需要那么多人打仗，因为现在打仗拼的不是人头是高科技，更不需要那么多人干活，因为有越来越多不断升级的智能计算机和机器人。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如果再加上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所提出的由于资本收益远远大于技术和劳动力回报而导致的“富者愈富”，简直让人从沮丧进入绝望。

然而事情或许不至于像赫拉利说的那么坏，因为他关于过去的解读和未来的推演，都有着逻辑上的“陷阱”，虽然表面上非常自洽。

说到底，赫拉利的问题是从过于功利主义的维度来考量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和趋势，而同时又对市场和政治的逻辑进行了截取式拼接。

比如关于医学进步普惠化的过程，就不仅仅是因为“大众有用”，这里面有着市场和政治的双重逻辑。从市场的逻辑来看，一切垄断利润都会招致竞争，从而拉低成本和价格，进而倒逼资本家走一条物美价廉招徕更多消费者的道路，未来的基因工程等技术也不会例外。

而从政治的逻辑来看，大众医疗和全民医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家需要动员大众干活儿和打仗，在这个从上至下的逻辑之外，还有这自上而下的民主政治倒逼的逻辑。

因此，在“富人垄断高科技红利”这个问题上，赫拉利的错误在于用了半市场半政治的逻辑加以阐释，而没有把两个逻辑都充分展开，属于逻辑拼接式“强词夺理”。

至于抗生素和疫苗惠及南美洲和非洲最贫穷的人群，则无论从市场和政治的逻辑都难以解释，他们分明就是“无用的大众”，而且不可能通过国际民主政治来倒逼精英统治阶层来行善。这就涉及国际政治伦理等维度，也就是说，虽然道德如赫拉利所言从来都是相对的，但人类社会的演进从来不仅仅只有功利主义的维度。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因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从“人”的角度出发来加以寻找，无论由“人”所组成的大众是有用还是无用。如果仅从有用无用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离高科技时代的纳粹主义就仅有一步之遥了。

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会对既有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经济结构带来新的冲击，但每一次技术最终都为社会所驯服和驾驭。如果这一次的技术变革超出了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那么整个人类都将面临毁灭性挑战，到那个时候，所谓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将会退居二线。

赫拉利在提出问题方面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正确地指出：如果仅将设计未来的任务留给生物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人类就真正陷入危险了。不过，将设计社会的未来的任务留给科技人员这个事，在过去没有发生，在将来也不可能发生。

原标题为：21世纪不会是历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