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阶段性社会主要矛盾并加以解决，是维系一个社会平稳高效运行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竞争力的主要体现。

社会矛盾从来都很多，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不少，那么如何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又如何求解多赢的解决之道呢？建国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及其解决的历史，可以给人们提供不少可借鉴的思路。

建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决策层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握地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否则也不会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心情下出现“大跃进”的错误。

后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出现挫折，也即社会主要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势下，高层对何为主要矛盾产生了分歧，最后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的意见占了上风。阶级矛盾自然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生。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以及建立在错误判断基础上的错误解决手段，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惨重代价，也使真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被人为押后了。

“文革”结束之后，决策层痛定思痛，把社会主要矛盾再次表述为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然，正确把握矛盾并不等于就能正确解决矛盾。在追回失去的十年的急迫心情下，中国经济又经历了一段大干快上的“洋跃进”，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失衡，迎来了一轮治理整顿。

后来，在自上而下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自下而上的承包责任制和个体户就业自发创举形成合力，也即制度变革和微观创新互促互进之后，经过三十年勠力同心的奋斗，中国迎来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阶段性社会主要矛盾也迎刃而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有论者认为，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对有形的物质产品的需求，逐渐让位于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环境、交通效率等公共产品的需求。考量近年来社会矛盾较易多发的领域，应该说这个论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与物质产品的提供相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相对更难解决。过于强调物质生产的GDP政绩观，和政府部门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各种垄断，共同导致了供给效率的低下。而民间突破种种限制举办的各种民营医疗和教育机构和商业保险，虽屡遭污名化，仍显示出了勃勃生机。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参与做大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关社会矛盾必将更加尖锐。

接下来，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通过有序规范的市场化供给和提供基本供保障的公共部门供给的有效结合，尽快缓解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将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此同时，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共事件表明，在对公共产品需求不断提升的同时，人们对“善治”的需求也日益走高。这也是改革开放成果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自然对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治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多发，也要求有更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平台来化解分歧，形成共识。

利益诉求和表达的日益多元，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既有社会组织如单位和乡村等的分化重组，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往的公权部门大包大揽的解决方式，和借由“工青妇”等组织的解决平台，都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新诉求和新挑战。如何有序加快社会自组织水平和自治能力，如何更好提供中性化的利益博弈平台，如何使治理体系更加廉洁高效且富有弹性，如何有效限制公权力，如何使民众有序参与国家治理，都对为政者能否满足民众对“善治”日益增高的需求提出了挑战。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真正从民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出发，与时俱进，认真体察民情倾听民意，善于把握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是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如果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不能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势必造成分身乏术，处置适当，应对乏力，不仅延宕问题的解决，还会加剧矛盾的尖锐化和复杂化。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表明，只有发挥民众主动性，提高民众参与度，发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积极性，才能公私携手，群策群力，更好促进社会矛盾的缓解和解决，并能充分应对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