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周五在该学院直播活动中表示，消费品市场将是中国下一个世界级机会，但这个愿景能否实现，当前来看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和企业等共同努力。

他指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居民收入增长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几大动力中，消费的恢复程度相对较差。

“中国的消费疲软问题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改革问题。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进一步调整政策安排得到起码缓解的，或者使消费变得更加强劲。”黄益平说。

针对上述问题，他表示，首要的是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并由市场来决定要素回报，而非政府干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利率市场化了以后，我们放在银行的钱回报可能就会增加一些，虽然不会增加很多，但总归是对收入有利的。”他说。

其次是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整体消费倾向。“经济学中有一个消费倾向的概念，如果你有100块钱，会拿多少钱消费？如果是穷人，有的时候他会花120%，因为他的钱不够花，还得拿另外的钱来补充生活。如果是每个月有100万收入的富人，可能只会用到20%-30%。所以高收入的人消费倾向低，低收入的人消费倾向高。”

“在这种收入分配极其不公的情况下，有钱人集中大量收入，但不会大量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压低了我国的总消费。如果设想一种情况，把有钱人的钱全部转移到穷人的手上，我们的消费可以提升很大一部分。”黄益平说。

他表示，过去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较高，但一个好的迹象是，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被中央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将来不管是二次分配还是三次分配都会有所加强。

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此外，黄益平表示，提振消费还要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并减少高房价等其他因素对可支配收入的挤占。

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2013年，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仅为55.6%，2015年上涨到64.0%，2018年进一步升至90.2%。

“如果14亿人口的中国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最大、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未来我国对于供应链外迁、国外设置贸易壁垒等其他问题的担忧会小很多。”黄益平说。

他同时强调，刺激消费的“度”也很重要，为避免产能过剩等情况，需要合理把握政策的“度”。“消费不足，容易造成过剩产能，降低投资回报，可持续性也会有问题。但消费太多，寅吃卯粮，经济也会缺乏投资与增长活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