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奇渊日前表示，一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也是对外依赖度比较大的行业。基于这一悖论，中国要实现产业链安全，既要补短板、锻长板，同时还要积极扩大朋友圈，坚持最大范围的对外开放。

周三晚间，他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举办的“鸿儒论道”论坛上指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给自足，这两者难以同时兼得。

“日本、韩国、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却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比较强，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恰恰是机械设备。”徐奇渊说。

从中国来看，情况也是如此，产业悖论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体现尤为明显，越有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对全球产业链的依赖度也越高。徐奇渊所在的团队研究指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仪器是中国供应链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

徐奇渊团队对全球产业链的研究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年度课题报告之一。团队成员之一崔晓敏将2017年我国进口的所有3285种中间品按照产业链的脆弱性分为四组。其中，第一组62种中间品的脆弱性最高，这62种产品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同时中国也从少数国家进口，这类中间品面临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冲击时脆弱性最高。

第二组812种产品面临潜在的卡脖子风险。当前这组产品的进口规模较小，但如果未来进口规模明显上升，则其市场集中度也将向全球的高出口中心度趋同，可能会面临和第一组产品类似的情况。

第三组759种产品属于“可转为安全类”。徐奇渊解释称，这些产品进口自个别国家，看似集中度较高，但实际上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可以出口这些产品。这些产品从短期来看有一定风险，但是可以转化为安全类别。“那为什么现在从少数国家进口，因为这些国家卖得便宜、性价比较高，但是如果这些产品不能卖给我们，那也可以相对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他说。

对中国来说，最安全的产品是第四组1652种中间产品。这些产品出口中心度、进口集中度均较低，因此，其面临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小。

对于如何缓解产业链悖论，徐奇渊表示，主要有两种方案。一是增加断供能力，“直接来讲就是价格弹性，同样的产品我不卖给你，你很痛苦但我的痛苦程度低一点，这个时候你又非常需要，价格高一些你也愿意买。”

第二个方案是扩大“朋友圈”，通过政治互信来缓和产业链风险。“美国最有优势的产业对外依赖度也很高，那美国怎么缓解这个对外依赖的风险呢？因为在美国盟国的范围内，它产业链的中间品能覆盖90%以上，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比较稳定。”徐奇渊说。

“产业链悖论告诉我们要坚持最大范围开放，特别是坚持制度型的开放，比如最近要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要在全世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