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汤雨  赵荣美  王进

在全球“碳排放大战”中，中国是一个变数。

在全球碳排放浪潮中，中国已经为全球作出重要贡献，还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发达国家的气候专家及其代理人一定不同意我们的认知，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的排放量应已超过100亿吨，而且还在增加，占全球碳排放总量达近30%。

客观上说，中国碳排放量最大，换取了全球碳排放总量最小；中国碳排放量增加，换取了各国碳排放总量减少，以一国之增加为代价换取全球碳排放更慢地增长。

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碳达峰”？

大家公认，在节能及能效方面，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我们也必须知道，节能及能效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得依靠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提升以及各类用能装备效率提高。技术和装备进步，依靠内生的创新非常缓慢，引进其他国家成熟的技术和装备是通常的捷径。对一个大国而言，能效水平难以短期内上一个新台阶，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节能及能效有助于“碳达峰”，但对“碳中和”边际效应递减。

那么发达国家怎么实现“碳达峰”的，又是怎么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

近50年来，全球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石油供应危机，导致全球油价暴涨（参见《石油大战④：化危为机？》）。发达大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掌控全球石油资源，确保供应安全；另一方面，鼓励各行业节能、提高能效，包括交通、工业、建筑等各行各业，节能技术和装备在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

特别重要的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对环境污染的严厉措施和惩罚机制，迫使工商企业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使用，同时，考虑人力成本等因素，发达国家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三高”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亚洲四小龙”因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得以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以及“亚洲四小龙”梯级转移的最佳选择地。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接受“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多的国家，为配合这些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兴建以制造业为主的各类产业园区，打通产业链条，上中下游全力配套，各产业基本上形成了100公里范围内的生态圈。

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用能大国和产业工人大国。

转移出“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达国家集中于设计、研发、集成、系统、教育、品牌、管理、传媒、娱乐、工程、金融、贸易、航运、绿化、高端装备和高端制造业等低能耗、低污染、低碳排（“三低”）产业，环境污染大为改善，流水线工人大幅减少，能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碳排放自然容易达峰。同时，人均GDP继续增长，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全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中国可以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吗？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及“三低”化发展。

进入新世纪已经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能耗越来越多，污染依然严峻，碳排放早就遥遥领先。是政策失灵？是施压不够？还是产业结构固化？

换言之，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转移出去，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小跑奔向发达国家？

很遗憾，此路不通。

其一，中国是产业工人大国，如果没有大量的制造业，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将很难转移至其他产业。如果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将对社会稳定影响深远。

其二，高能耗产业很难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缺电、缺能源、缺能源基础设施，全球碳排放大战打响后，发展中国家很难新建经济而稳定的煤电厂，连中国都无法伸以援手。

其三，如果这些产业大多数能转移出去，中国的GDP和就业将出现艰难和痛苦，且是中长期的。

其四，发达国家主导的设计、研发、集成、系统、教育、品牌等低能耗产业，已经横霸全球，中国只有少数行业有竞争优势。

例如，全球富豪可以花几万美元买一个欧美名牌包，而类似质材的中国包可能才几美元；全球中高低档的酒店，都被欧美品牌管理并垄断，很少在其他国家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品牌；各种认证、检验、检测的技术、规范和管理都被欧美大品牌互认并垄断，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方机构很难在国内，更难在全球立足。

教育也是一个案例。发展中国家每年给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送去上百万的留学生，每年给发达国家大学输送上千亿美元的学杂费。相反，发展中国家每年花费很多的财政资金吸引外国留学生，顶级名校也不例外。这些案例不一而足。

发达国家花了半个世纪将“三高”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来，集中发展高精尖及其优势产业，早已实现 “碳达峰”，并成功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传统能源消耗甚至不断下降。发达国家似乎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但发达国家走过的这条路，中国难以走通。

中短期内，中国恐怕赶不上。

中国如何在“双碳”上承担全球责任？

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必须清楚中国的优势产业并不多，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只是少数，中低端制造业是其中之一，且在全球最具竞争力。

这主要源于中国拥有最勤勉踏实的产业工人、最具拼搏精神的工厂老板、最具招商效率的地方政府、布局最优的产业链生态圈、最能控制成本的管理体系、单位产品最低的能耗、污染和碳排等。

其一，中国必须还得保持并发展“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为国内生产，还得为全球生产，作为世界上的制造大国，按照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则，中国将淘汰全球各地落后的制造业产能。

其二，站在全球看，“Made in China, and Made for the World”（中国制造，中国为全球制造）是最有效率，最简单、最节能、最降污、最减碳的。因为全球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在增长，在一个区域集中生产、专项治理、循环利用，最节约、最经济、最有效率，也最有利于污染治理和碳排放控制；反之，如果在全球各地布局工厂，排放分散在全球各地，生产、物流效率低下，治理与控制难度加大，成本升高。

其三，虽然中国“三高”产业增加，产业工人增多、制造业GDP增长，但必须坚持全球产业专业化分工。能源资源可以从中东、非洲、俄罗斯、美国、澳洲等国进口，特种装备可以从欧洲进口，工业设计可以来源美国，航运可以由希腊主导、贸易可以来源于日本和香港，订单必须是全球的。逆全球化只是一个短暂过程，“地球还是偏平的”，全球化仍将是未来趋势。

中国承担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包括“三高”产业，虽然能耗、污染和碳排放增加，但全球总量降低，且治理污染和控制减排的总体成本下降，这就是中国为全球“双碳”的贡献。

未来中国如何贡献全球减碳？

中国在承担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的同时，必须继续节能优先、提高能效、降低排放。

其一，在财务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另一方面，为实现“三低”、营造绿色环境的全球目标，要求发达国家低成本转让节能、降污、减碳技术，并给予资金支持，而不是逼迫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的同时，趁人之危，哄抬技术和专利。

其二，在承担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特别是“三高”产业的同时，中国性价比最高的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电动汽车等产业可多快好省地为全球能源转型服务，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快步跨入低碳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时代，降低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能源的需求。

其三，中国继续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在安全经济可靠的前提下，低碳能源不断地替代出传统能源，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排放。不断创新分布式能源和区域能源低碳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提供参考和经验。

中国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相关政策？

作为制造业的世界大国，包括“三高”产业，中国在过去20多年，碳排放增长迅猛，超过了各个国家，但是，站在全球角度，中国客观上为全球节能、降污和减碳作出巨大贡献，因为如果不在中国生产，也会在其他国家生产，能耗、污染和碳排会更多、更广、更难控制和治理。

为此，我们认为在全球“双碳”责任上，中国已经有所作为，未来还可大有作为。

其一，让世界了解，特别让欧美发达国家理解，中国继续发展制造业，制造业全球更加集中，特别是“三高”产业，有利于全球总体减排，应该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其二，中国承担了全球责任，特别是接受了发达国家“三高”产业的转移，并为之进行产业配套，发达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中国节能、降污和减排。

其三，在现有国情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实事求是，顶住国际压力，以发展全球制造业作为己任，做好统筹规划和切实可行的部署，不能一窝蜂、一刀切地减碳，不可丢弃几十年来打造的核心竞争力。

其四，修订或者完善相关能源政策，例如近期成为焦点的“能源双控”政策。这一措施容易被地方政府按照“一刀切”方式执行，破坏能源市场效率，影响经济发展。

其五，未来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科学手段监督企业的能耗、污染和碳排，细化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节能、降污和减碳，激发企业提早淘汰落后产能，更新替代节能装备，稳健务实地推进节能、降污、减碳，而不是粗暴、简单、直接的指令。

在全球碳排放责任上，中国是一个变数，也是最大的贡献者。

与发达国家气候专家及其代理人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中国虽已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但承担了全球的中低端的制造责任，特别是“三高”产业，换取了全球碳排放的减速。

为了有效地控制全球的碳排放增速，全球制造业应该向中国更多的转移和集中，同时，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中国节能、降污和减排。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可以反哺全球，一方面为全球提供质优价廉的中低端工业品和消费品，另一方面，中国在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及储能等方面的制造优势，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快步跨入低碳能源新时代。

中国承担了全球碳减排最大的责任，这种担当经常不被理解。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单位为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该机构专注于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煤炭等能源相关行业的深度研究、评估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