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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我的导师科尔奈

“在我与科尔奈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交往中,我见到的科尔奈是一个从来不对政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任何歪风邪气低头的人,永远不低头,永远都是勇敢、坦诚、直率的。他从来不会因为苟且小利而丧失原则,他是以他的人格来带动学术的。”

科尔奈教授(左)和许成钢教授(右)。图片来源:《比较》

文丨许成钢(长江商学院教授)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原载《比较》第48辑,发表于2016年。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初遇科尔奈 

我最初认识科尔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尔奈在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中国同学还有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茅于轼,以及在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做访问学者的樊纲,也同我们一起旁听了这门课。如果没有记错,邹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听过一部分。 

我们一起听科尔奈的课,下课以后也经常在一起讨论相关题目。其间,我过去在农村的难友顾秀林(著名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顾准之女)曾专程慕名从夏威夷跑到哈佛来听科尔奈的课。她向科尔奈解释,自称是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友”。科尔奈对学生中用“战友”而不是“同学”的称谓很感兴趣,他觉得很中国特色。 

科尔奈的课程非常特殊,就像他在自传中讲的,他根本没有受过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所以他在学术上的讲解和境界,都不同于标准的在西方授受的经济学课程。他当时讲授的课程,就是他撰写《社会主义体制》这本著作的过程。 

他的课程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学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除了分析东欧的经济体制之外,还有大量对于东欧体制下社会现实的描述,那种感觉真是入木三分。而其他的经济课程不仅抽象,而且大量内容都是西方世界的经济现象,让我们这拨从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的学生学者感觉格格不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西方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的经济现象,中国当时都还没有,当时其实中国连中央银行都还没有,别说货币政策了,所以上其他的课我们总感觉对不上。而科尔奈讲的投资饥渴症、住房怎么分配等等,这些都和中国存在的问题一样,所以感到特别亲切。 

科尔奈在自传中说他的英语磕磕巴巴,其实他的英语并不磕巴,但确实不是他的母语,不是他最舒适的表达方式,这点确实很明显。即便如此,他的听众仍然很多,教室里都坐满了。这在哈佛经济系为博士生开的课程里很少见。绝大多数给博士生开的课程,教室里人都不多。但是科尔奈上课的教室总是坐满了人,一些不是经济系的人也跑来听。一方面因为科尔奈本身大名鼎鼎,大家慕名而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 

科尔奈写《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写好提纲和讲义,然后在课堂上边讲边录音。他在我们这些同学中找母语是英语的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把录音整理成文字,他在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再去编辑和修订。同时他还招聘了若干来自不同国家,比如中国(我和钱颖一)、德国,讲俄语的其他同学做他的助理研究员。作为助研,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议题收集和整理各种语言的资料,把收集到的数据制作成图表。最后按科尔奈的要求把这些变成统一的形式。 

科尔奈有意识地不把自己的课程拘泥于经济学主流的一些内容,而是有意识地让他的课程面向更广大的社会问题,同时涉及政治、体制、社会学的问题。所以他的书涉及的文献范围非常宽泛,有些文献是经济学家根本不会注意的。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东方和西方关于计划经济的研究。有的文献之前我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是根本不会去读的,比如关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还有韦伯关于官僚体制的内容,都是科尔奈的课引起我极大兴趣去读的。 

除了授课之外,科尔奈教授还负责每周组织一个研讨会(seminar)。他组织的研讨会跟他授课的风格一样,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经济学之内,而是跨学科的,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都融为一体。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曾经邀请柏格森(Bergson)来演讲。柏格森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所有的经济学课程,即使本科生的课本里也会有社会福利函数的内容,这个函数就是柏格森发明的。所以在所有的文献中,社会福利函数经常被称为柏格森社会福利函数,或者柏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因为柏格森和萨缪尔森是同学,后来萨缪尔森也加入,和柏格森一起完成了社会福利函数。 

柏格森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苏联。他是西方研究苏联问题最重要的人物。柏格森那次受科尔奈邀请来讲的就是苏联问题。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魏茨曼也曾应邀演讲。 

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是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大量的研究是针对政治制度的。记得他当时受科尔奈之邀来讲的是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许多非常有趣的人物被科尔奈教授邀请来讨论,这对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因为在别的讨论会上你很难见到这么多、范围这么宽、跨度这么大的学者。 

从老师到导师  

自从为科尔奈做助理研究员,我和他的交往变得深入和亲密,让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许多特点。 

科尔奈非常严格,有时近乎苛刻。这种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很愉快地接受。因为我有工程背景,工程上的要求是极其严格苛刻的。但是,科尔奈教授有时候“过分”地严格。比如帮他收集的数据,他认为我的表达和解释不够清楚,不够充分,流于肤浅,或者是容易误导,这种时候他会说出一些非常尖锐的话。那时,我会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沮丧和烦恼。但是现在来看,这些尖锐的批评对我长远的学术生涯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科尔奈的课是让我受益最大的课,也是我成绩最好的课程之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课不考试,而是要写一篇短论文(term paper)。我写的论文是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是他的《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中讨论的内容。我这篇短论文是我自己收集的材料,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经济改革和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比。他给了我A+。这是我在哈佛念书期间成绩最好的三门课之一。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我选择科尔奈做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所以我在哈佛的整个生涯中,科尔奈既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导师。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作为我的导师、也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在我博士论文的签名栏永久性地留下了他的署名。 

作为导师的科尔奈教授很严厉,但是作为长辈,他对人非常亲密,超出了和蔼可亲。比如他会时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太太亲自做饭。在哈佛时他住的服务型公寓,是哈佛大学帮他安排的,离肯尼迪学院很近。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时的情景,他家里的布置很有匈牙利民族艺术的味道,他太太做的美味佳肴也是匈牙利风味。从此在我们的私人往来中都以朋友方式,称呼他和他妻子为雅诺什和苏萨。 

后来我也请雅诺什和苏萨到我家来吃晚饭。那其实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家里请老师吃饭,以前在国内都没有过。那次最让我吃惊的是,他进我家的时间跟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如此的精确!简直匪夷所思。后来他告诉我,他对守时看得非常重。为了守时,他提前开车到我家门外,就在车里等着,时间一到他就准时按门铃。 

这让我非常震动。因为我们是师生关系啊,他在学生面前,对自己的要求也如此严格。而且他还带了礼物给我,是一本匈牙利文的小说。他当时讲给我听,为什么这本小说是他最喜爱的。 

科尔奈的兴趣非常宽泛。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莫扎特,他们夫妇经常去听古典音乐会。记得在我教书多年后,曾经同他们夫妇、马斯金夫妇以及马斯克雷尔(Andreu Mas-Colell)夫妇一起在波士顿音乐厅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中间休息时,他提起那天钢琴演奏家在演奏时纵情欢唱的有趣情景。 

他还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时还没有DVD,都是录像带。他就在哈佛广场租很多录像带回家去看,什么都看。他当时看了《霸王别姬》和《红高粱》之后,还跟我们讨论。他非常赞美巩俐的演技、魅力及美丽。 

亦师亦友 

科尔奈非常在意每人的为人,超出学术之外的为人。他在为学生写推荐信时,除学术之外,只要有可能,他总还要评价这个学生的为人。大量的学术和非学术的交往使我们从师生变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大量地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我们各自的经历和观察。 

我向他谈及我的个人经历:我父亲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经在农村劳动十年,包括作为反革命被劳改等等。他觉得所有这些悲剧都像他自己的国家,他的身边发生的事件一样熟悉。在《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的序言里,科尔奈教授写到,他的一个中国学生曾经在农村经历过折磨,现在坐在他的课堂里。他指的即是我的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的经历。 

我们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理解,还因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写论文的时期,北京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两个礼拜里,除了在办公室谈话外,科尔奈还请我们到家里深谈。跟我们一样,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关注着来自北京的新闻。当时北京发生的一切把他带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觉得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国曾发生的事情,深深地揪着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别的事情。 

像许多中国学生一样,当时这个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绪非常急躁,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生政治活动,基本上荒废了学业。直到后来科尔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认真地谈话。他讲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所做的决策。然后告诉我:你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你就去做一个优秀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做一名优秀的学者,你不能做半个学者半个政治活动家,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你必须做一个选择。 

这次谈话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这个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到底我们该怎么为社会做贡献?怎样做,才能够最好地贡献社会?我自己后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长处,我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是我的学术研究。这是他对我特别大的影响,超出了学术范围,关乎我的人生选择。当我从这本自传中多次读到相关的叙述时,我觉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夜。 

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得到了几个不同机构的聘请,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我去征求科尔奈的意见。当他听说伦敦经济学院想要聘请我,他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在西方工作过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得益匪浅。这在我决定加入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讲起他们同科尔奈教授的交往。例如,已故的威尔斯教授 (Peter Wiles) (他曾是当年大力推动伦敦经济学院聘请科尔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哥穆尔卡(Stanislaw Gomulka),德赛勋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勋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 

我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书以后,一直和科尔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我曾多年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兼职。那段时间,除了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每年有四五个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经常见到他。 

记得大约在1994年,科尔奈曾请我在他的课堂上给他的研究生们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我讲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同东欧、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巨大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从中国的制度和历史角度做了解释。 

我讲完之后,科尔奈表达了鼓励,但同时当着所有学生对我提出了批评。他批评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内容。他说,虽然我省略这些内容的原因,对那些了解中国的年长者完全能够理解。但这种忽略的方式,会让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包括中国的年轻人误解,误认为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实际上,他对我各个方面的批评或提醒在二十几年里是一贯的,这一直是我们亲密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软预算约束和金融危机 

1998年1月是科尔奈的70岁生日。他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我的导师和合作者,马斯金(Eric S. Maskin)发起编辑一本学术文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为他祝寿。文集的名字就叫做《计划、短缺和转轨——纪念科尔奈》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anos Kornai, MIT Press)。 

马斯金希望我也能贡献一篇论文。而我的合作者,钱颖一和罗兰(Gérard Roland)也得到了邀请,于是我们决定把我们三人合写的一篇论文放进去。这篇论文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欧、中欧、前苏联国家不同的原因。 

当时马斯金特别嘱咐,在科尔奈生日之前这件事要保密。后来我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科尔奈的一封信,他说马斯金为他办了一个生日晚宴,晚宴上马斯金向他宣读了这本书的目录,包括我向科尔奈祝寿的传真信,得知我的一篇论文也在其中,他说他非常感动,也非常骄傲。 

在这个时间前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我的研究工作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发现韩国、日本也存在大量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由此导致了金融危机,尤其是韩国。软预算约束这个问题是科尔奈提出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我作为他的学生,熟悉地掌握了这个概念以后,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用来分析亚洲金融危机,证明市场经济中也存在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而且,市场经济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同黄海洲合写)。 

我认为,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远远超过了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都基本存在的问题。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人们不熟悉这个概念,忽略了这个问题,因此导致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次又一次产生严重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 

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我跟科尔奈教授一直保持联系,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记得在90年代末的时候,他接受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采访的时候,科尔奈专门提到了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后来,科尔奈同马斯金和罗兰合写的关于软预算约束的论文,再一次肯定了我在这方面工作的价值。 

199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组织了一个以软预算约束为主题的特邀分会(invited session)。 我又做了另一个关于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增长的论文(同黄海洲合写)。那篇论文把软预算约束的理论运用到了增长理论上,用来解释世界上不同国家长远的经济增长轨迹。当时科尔奈在场,也得到他的支持。 

最近,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同科尔奈有很多通信(email)来往。我扩展了软预算约束的理论,来分析美国金融体制内在的基本问题。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起源于美国、扩展到全球的金融机构使用了“软预算约束创新”的方式,从基础上破坏了金融秩序。他们用创新的方式来系统地软化金融机构及民众的预算约束。那些金融创新把原本每一户、每一个机构内在的预算约束,变成了外部问题。 

科尔奈非常鼓励我的研究思路。他也非常关注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的、空前规模的政府拯救倒台金融机构的行为,认为这种典型的软预算约束的做法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兴趣相投,我们甚至曾商讨要合写论文。后因时间精力所限,我们决定分头工作。 

后来科尔奈很快就写了一篇,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里的问题。他非常希望这篇文章能发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曾经送到《经济学家》杂志。但是西方的主流媒体看不到这篇文章的价值,被退稿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稿后来发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较》上,里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 

学者风范  

我想特别介绍下科尔奈的学术态度。 

在1999年的诺贝尔第五次经济论坛上,科尔奈是唯一被邀请做主题演讲的,集中讨论经济转轨的问题。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在演讲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对转轨国家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学家。 

具体而言,他批评的就是快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对市场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适当的法律、没有适当的执法机构、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在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用免费赠送认股权证的方式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得采取这些政策的国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 

这种批评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很大的胆识。因为被批评者本人就在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是非常有影响的,是拥有很大权力和能量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同大家评选相关。得罪了人,就会增加你评奖的风险。当时我们都盯着脸色铁青的被批评者。 

在我们私下的交谈中,科尔奈对经济学期刊、特别是顶级期刊的评审制度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许多顶级期刊的编辑,往往忽略在经济学思想上有重大贡献的前沿性工作,相反,没有什么重要思想、只是在技术上做了些改进的,更容易发表。他认为现在的很多评审,谬误很严重,依赖这种谬误进行的评选非常荒唐。而经济学界年轻学者的前途,都是同这个评审制度绑在一起的,这种谬误和荒唐对年轻学者的发展、对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让他非常担忧。 

一个学者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是他每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吗?关于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交谈。他对经济学界尤其是最顶尖的经济学系招聘资深教授的标准,也表示担忧。在哈佛这些年参加资深研究人员的招聘,他发现这个过程往往太过关注候选人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而忽略了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忽略了他们在学说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或者将有怎样的贡献。 

他举例说,有一个特别著名且有非常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曾经被哈佛讨论是否通过终身教职,结果否定了。否定的具体原因就是他在近期发表的东西少。科尔奈对此感到非常担忧和不满,他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荒唐的本末倒置的判断方式。 

从哈佛退休 

2002年前后,科尔奈考虑从哈佛退休。那段时间我曾请他们夫妇到我在波士顿的家里吃饭,我们在哈佛的最后一次深谈是在哈佛广场的咖啡馆里,我们聊了很久。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夫妇非常舍不得哈佛和在美国的朋友们,而且他们非常怀念《纽约时报》,觉得回到匈牙利就不能每天读到《纽约时报》了。但同时,他们又非常渴望回到匈牙利,他们和匈牙利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2002年以后,科尔奈夫妇就全时回到匈牙利了,成为布达佩斯高等学术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 –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的终身研究员。 

在2002年的秋天,我接到科尔奈的邀请去布达佩斯特高等学术研究所参加一个会议。此会议是他退休之后组织的一个庞大的研究项目:如何建设一个可信任的国家,就是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建设一个可信任的政府或者国家。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布达佩斯。我立即就被这个美丽的城市迷住了。布达佩斯特高等学术研究所地处皇家城堡附近的布达市前市政厅,俨然一所十九世纪的宫殿。门前就是建于十八世纪的集巴洛克和新哥德风格于一体的肃穆的马加什教堂。从皇家城堡俯瞰多瑙河及对面的佩斯市,辉煌的国会大厦及链子桥尽收眼底。高等学术研究所旁的小饭馆里,吉普赛音乐家们热情地演奏着包揽世界各地文化的欢乐曲调。宽广无涯的壮丽景色和无处不在的浸透着思想的空气,难怪为人才辈出之地。 

为了他的研究题目,科尔奈从全世界邀请了十几位跨学科的学者,去布达佩斯特一起探讨。除了经济学以外,还包括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我到那边带去的论文,是关于应用不完备法来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的金融体制治理的。这是我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Katharina Pistor)合作的。 

在那里,科尔奈向我引荐了两位耶鲁大学著名的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苏姗•露丝-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夫妇。布鲁斯是研究宪政宪法理论的,苏姗在研究腐败以及联邦制问题方面特别著名。 

非常有趣的是,在科尔奈帮我们引荐认识之后,我就向布鲁斯介绍我们的不完备法的理论。结果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了一阵子,布鲁斯表示对我们的理论很感兴趣,也信服了。科尔奈非常高兴,对我说,你得到他的首肯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在那次开会期间,一天傍晚,科尔奈邀请我到他家去做客,他的新家在一个半山腰,风景非常美丽。赶到他家的时候刚天黑,能看到布达佩斯特夜晚壮丽的灯火。他的新家布置的很优雅。畅叙一番之后,科尔奈亲自驾车,带我们去城里一家小饭馆吃饭,吃的是匈牙利名菜,渔夫之汤(fishman’s soup)。 

这里我还想再提一点生活细节。科尔奈开的车总是相当破旧。在哈佛我们当学生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车是所有教授中最破旧的,是一辆大众制造的rabbit,兔子车,哈哈,最低档的车,而且还是二手的,像我们穷学生用的破车。当时我们以为因为他半年在匈牙利,所以在哈佛就买辆破车对付。结果到了布达佩斯特,他的永久性的家,他还是开辆特别破的车。但是他很自豪地跟我称赞他的车有多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不同意我关于他的车的评价。这些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都很有趣。 

那天饭后科尔奈夫妇带我沿多瑙河游览夜景,他们很兴奋地领我看江上的链子桥,国会大厦,还指给我看很多他们曾经工作过的政府建筑物。当时还有个小插曲,我们从一个广场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启动车时,有根柱子科尔奈没有看清差点撞上去,结果被他太太大声训斥了一番。 

2006年,我参加位于布达佩斯特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的一个会议并演讲。科尔奈也是那里的教授。我们再一次在布达佩斯特相聚。他把我带到布达佩斯特一个豪华的奥匈帝国时代留下来的咖啡馆,可能是布达佩斯特最豪华的咖啡馆。 

在那里我们聊了很久,他给我讲这个咖啡馆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还问及若干我们共同的中国朋友,钱颖一、吴敬琏等。那天我们还谈了技术革命,包括google等等IT技术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因为他儿子安德鲁斯(Andras Kornai)是相关方面的专家,数学博士和伯克利的语言学博士。 

2009年9月,为了纪念推倒柏林墙20周年,也是东欧、中欧转轨20周年,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起了纪念柏林墙20周年的学术会。我同科尔奈在这个会议上又见面了。科尔奈又像十年前在斯德哥尔摩一样,是那次会议唯一的特邀演讲人。他讲了关于技术革命,经济转轨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会议结束之后,我同他们夫妇乘船去赫尔辛基的一个小岛,去看古迹。在那个小岛上走了几个小时,除了欣赏古迹,谈生活、谈一切之外,如同每一次一样,科尔奈对我在这次会上讲的关于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的论文又有许多批评。这篇论文既是我的新的研究,又是我已经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工作。他一方面对我的论文鼓励和赞赏有加,同时也尖锐地批评,说我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 

除学术之外,那天还讨论了他计划来北京,参加纪念吴敬琏教授八十寿辰的国际学术会议。他在过去半年里身体一直严重不适。他妻子说,这段日子里,他是靠研究工作的进展让自己心情好些。因为准备接受手术,他对于能否亲自前来北京预感不乐观。但是,他已经为最坏况作好了详细安排。他详尽地询问了会议的组织情况,以及会议的组织者,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肖梦。 

结束语:父辈般的关怀和激励 

这本自传既不是专门的学术著作,也不是通常的传记。它包括大量的学术内容,又远远超越了学术。青木昌彦教授说,这本自传是“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的确,这本自传告诉我们科尔奈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为人。 

二十多年来,科尔奈是我的老师,我的导师,我的亲密朋友。同时,他对我的精神深处的影响更像是父辈。我妻子常说,科尔奈的为人甚至性格都非常像我的父亲。科尔奈对我也确实很像我父亲对我的态度。我妻子在见到科尔奈的时候,曾跟他说,你对成钢的影响,很像他父亲对他的影响。这可能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好运气,能够有一位严父一样的老师和导师,不仅引导,而且一直监督和批评。 

在我与科尔奈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交往中,我见到的科尔奈是一个从来不对政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任何歪风邪气低头的人,永远不低头,永远都是勇敢、坦诚、直率的。他从来不会因为苟且小利而丧失原则,他是以他的人格来带动学术的。《思想的力量》是一个为真理、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人,为自己的人格所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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