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最后来的是乌鸦》

这本初版于1949年的短篇小说集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第二部著作，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二战末期的参战经历。故事大多关于战争下脱出常轨的边缘人物，比如端着步枪百发百中的小孩、裹着皮衣的乞丐、舔奶油舔到忘我的警察和小偷忘记了追击与逃亡。卡尔维诺在前言里讲明了串起三十个故事的三条主线，一是以“抵抗运动”为中心的悬念奇遇或恐怖冒险小说，二是大战后的流浪汉冒险体裁，这里所谈的是边缘人“生理上的基本需求”，第三条主线以利古里亚海岸的景色为主导，书写了那里的年轻人、少年和动物，“好似一种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记忆文学’”。这些故事呈现出新现实主义的风格，但熟悉卡尔维诺的读者也能从中分辨出其后期创作中常见的寓言式元素。

虽然初版时间只比第一部长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晚了两年，《最后来的乌鸦》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地区的时间却比卡尔维诺的其他作品要晚得多。这是该小说集在简体中文世界的首次面世，文字由意大利语直译而来，书中还收录了意大利画家里卡多·威尔德绘制的故事插画。除这本书外，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卡尔维诺经典”系列已经出版了《树上的男爵》《看不见的城市》等二十余部作品。

《命子》

这是香港作家董启章写给三个儿女的书，不过只有第一部分中的儿子果真实存在，笛卡尔女儿和儿子花都是虚构出来的。作家用散文的形式记录了儿子果的成长以及身为人父的体验，这个真实的、不可控的儿子与作为理想儿子的花形成对照，道出了父亲心中的爱，以及隐秘的愤怒和不解。虚构的女儿，则呈现了一位男性对父女关系的想象。

对董启章来说，书写自己与子辈的关系，也是在回顾自己和父辈的关系。在书末附录的《悼父》一文中，他写道：“这是一本关于他的孙子的，也同时是关于他的儿子的书。到了最后，又成了一本关于他儿子的父亲，也即是他自己的书。”

《契诃夫的一生》

1903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于俄国基辅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十月革命的炮火将她驱往异乡。二战爆发后，她躲到了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却未能免于厄运，最终殒命奥斯维辛。从第一部小说《大卫·格德尔》到未完成的遗作《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的文学世界纯然是虚构的。法国剧作家让-雅克·贝尔纳评价，她一直避免书写现实中的人物，避免书写真人传奇，但一个真实的人物却闯入了她的虚构文字世界，这个人便是安东·契诃夫。

中国读者对契诃夫的印象，多半是教材里定义的“世界级文豪”、“俄国大作家”，内米洛夫斯基却从黯淡而困窘的生活中抓住了最为普通、又因此悲伤而沉重的契诃夫。他向往金钱的动机如此平凡，不过是为了承担对所爱的责任。他怀疑自己的价值和独特性，这几乎是人人都有过的惶惑。对于亲密关系，他说，“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 内米洛夫斯基评价，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写作，“开头总是满满当当的许诺……中段便变得皱巴巴怯生生，到结尾……烟花一场。”不过这一切并没有让她失望，契诃夫的普通温柔而深沉，有着“水晶一般的冷漠”，“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

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星期天》《孤独之酒》等著作已在中国出版，《契诃夫的一生》首次引进于2009年，此次为再版。

《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

美国马里兰罗耀拉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萧邦奇长期从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研究，尤其关注浙江近代史。这本书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来，聚焦于清末新政至北伐战争时期，浙江的精英组织和政治变迁。

上世纪70年代，历史学界通常将中国地方精英视作辛亥革命的背叛者，认为他们各霸一方，争斗不断，破坏了民国的建设。但在萧邦奇看来，这些被描述为贪官污吏、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精英恰恰代表了中国基层政治的真实情况。太平天国之后，浙江本地精英一方面重建起地方公共事务的运作，一方面又推动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绅商之别的终止。将浙江按社会政治生态情况分为四个区，并分析比较各区域精英参政模式、与政府关系、政治变迁等状况后，萧邦奇发现，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化是由核心向外围扩展的，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即为一例。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成绩好的人获得表扬，能赚钱的人赢得奖章。在我们的社会里，优胜劣汰天经地义，因为胜出和淘汰都是个体的责任，能力强的人自然应该获得更多。然而，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阶层固化，这套游戏规则越来越行不通，上层的人轻易将优势传递给后代，下层苦苦挣扎，却难以叩开美好生活的大门。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认为，上述困境不是因为人们破坏了竞争规则后才产生的，优绩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问题，它使得成功者把所获全部看成自己的功劳，而忽略了运气、时机等非道德性的因素，他们沾沾自喜的同时，又对那些缺乏足够运气与资格的人投以鄙视。他提出，我们应该从大学的角色、工作尊严以及成功的意义三方面来重新思考公民生活，落到具体的实践上，即改变大学的入学方式以转变其裁判人的角色，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纳入工作奖励的考量，并且在分配正义中将绩优的标准由市场竞争输赢转为公共利益贡献。这本书对欧美民粹主义的崛起提出了一种解释，其所批评的状况与当下中国社会“有钱即正义”、“文凭至上”的现实遥相对应。

《达达主义百年史》

1916年2月，一群艺术家、文学家、戏剧家和业余人士在苏黎世创办了伏尔泰卡巴莱剧团，进行了一场古怪的表演。雨果·鲍尔穿着方尖碑形状的服装吟唱无意义的音节；理查德·许尔森贝克打着虚构的“黑人诗歌”的鼓点；特里斯坦·查拉一边指挥，一边发出咆哮。这种名为“达达主义”的先锋艺术运动很快席卷了世界，人人都想一探究竟，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达达主义到底是什么？德国科隆大学荣誉教授马丁·米特尔迈尔在这部书中回溯了它的百年历史，尝试拨开层层误会、夸张与杜撰，探寻其本质。他认为，达达主义是性格、禀赋迥异的人们在一战期间一次“不可思议的结盟”，它将艺术、语言和文学从20世纪初欧洲压抑凋敝的旧秩序中解放出来，以“非理智、反逻辑”的方式挑战了过去的审美和政治权威。

《寻找金丝雀树》

金丝雀树，北美金柏。从前有一位矿工将金丝雀带到井下，用以判断是否有一氧化碳泄露，后来金丝雀成了环境中指示性物种的代称。在阿拉斯加，高大的北美金柏就是当地的金丝雀。20世纪末，科学家开始观察到北美金柏的大面积死亡，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原因。过去的千百年里，这些树从未受到太平洋西北岸变化的影响，当地人与树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别的地方通常只存在于人和人之间。而今壮美的北美金柏正在无可挽回地死去，连带着人与树的关系。

在气候变暖这一无比庞大、超出个人、群体乃至国家认知与掌控的图景面前，人类已经注定要看着一个个物种死去，自身的命运也笼罩在消亡的阴影之下，如此前途，科学家应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什么呢？美国生态学家劳伦·E.奥克斯和她的同行一样，经常摇摆在行动与徒劳、希望与绝望之间，但2010年，她还是被北美金柏吸引了。她见到了枯萎的树、凋敝的森林，也找到了幸存者以及对森林保有记忆的人们。她的科学研究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部非虚构作品则讲述了一个个体在死树间“生存与感受”、“倾听与呼吸”的故事。

奥克斯在引子里写道，这本书记录了她追寻北美金柏之死的努力，这“不仅仅为了揭示那些原始森林的未来，也是为了将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经验教训分享出去”。尽管灾难已经如巨浪在眼前，行动的力量还是令她“喜乐地活着”，即便这些行动比起毁灭来说微不足道。

《跟动物交换身体》

人类在总是会想象和羡慕动物的身体：“要是我有翅膀就好了”，“为什么我的脊柱没有猫那么灵活”，“如果人类也有腮，下水就方便多了”，在各种影视作品中，有变身能力或以半动物形态出现的人物往往也具备常人所没有的超能力。然而，真正结合了动物的优势后，人体又是什么样感觉呢？

日本插画师、古生物研究者川崎悟司以人类的身体为皮、动物的特征为骨，绘制了一系列看起来荒诞怪异的图像，比如长着鳄鱼嘴的人、四肢变得如青蛙般修长的人。这些图像不是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而是以动物和解剖学知识为基础的。通过不同物种的对比，作者从生物演化的角度阐释了人类为何没能拥有翅膀、爬行动物为何无法巨大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