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音乐先声 朋朋

编辑|范志辉

最近，因为参与嘉宾接连“爆雷”，《披荆斩棘的哥哥》（简称《批哥》）被网友戏称为“披荆斩棘的后期”，但不妨这档节目仍然是今年为数不多的爆款综艺。随着节目的热度出圈，确实也让不少哥哥成功翻红。

比如黑豹乐队的主唱张淇，可谓是其中最意外的黑马。

刚开始录制节目的时候，张淇就被工作人员告知“三十三位哥哥里，你是最没有人气的那一个。”不过几次舞台后，依靠优秀的颜值、惊艳的嗓音，张淇的人气急速蹿升，在芒果TV与微博合作推出的人气榜单“披荆斩棘V计划”上，张淇的票数一直稳居第一。截至2021年10月25日，张淇的票数高达53万，远超其他哥哥。

但《披哥》之后，张淇彻底火了，但是摇滚乐呢？

摇滚明星的和解与消失

都说《披哥》是个中年男星再就业基地，但是张淇根本谈不上“再就业”，在娱乐圈中，摇滚乐手从未“就业”。

张淇的出圈，似乎提供了一个摇滚乐手成功走向大众视野的范本，不过可惜的是，这一范本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需要注意的是，张淇火了，但火的不是摇滚乐，他的走红更多得益于娱乐圈的“颜值即正义”。新粉称他为“人间蛊王”，是指张淇长得太帅，让人无法移开目光，就像被下了蛊，中了一种叫作张淇的毒。

同时，他的走红离不开熟稔“粉丝经济”打法的芒果TV的运作。在资本和流量的加持下，张淇的人格魅力被放大，才能在坐拥黄贯中、瑞奇、陈辉的摇滚组中被粉丝关注到。

换句话说，张淇的“火”是完全依靠一套文化工业之下的偶像产业逻辑，这与摇滚乐反抗商业建制和文化霸权的初衷是相悖的。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萌芽。彼时，崔健用一首《一无所有》向年轻人喊出了时代的先声，“魔岩三杰”则一举将摇滚乐推进了90年代的黄金时期。现如今，摇滚乐走过了唱片时代来到了流媒体时代，却在众多小众文化崛起中归于沉寂。

经过这般嬗变，许多乐评人悲观地感叹“摇滚已死”，而那些缔造一个时代的“摇滚巨星”们，也唯有选择与这一身份和解。

因1994年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当下封神的“魔岩三杰”，此刻正在面对格外寂寥的“中年危机”。

窦唯成了“仙儿”，出现在地铁上、面馆里，无法让人将他与公众人物产生联想，时不时地在互联网上上传一部作品，而在大多数乐迷听来似乎“不知所云”；张楚在千禧年初退出乐坛，2005年归来时乐坛已然沧海桑田，3年前年过半百的张楚发布了新专辑，而老狼只唏嘘道“张楚比当年还要迷茫”；而何勇更是被封杀多年，传闻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年轻一代乐迷的眼中成为一个遥远的名字。

而一把吉他划开整个时代的崔健，执拗地坚持国摇的一份初心。今年8月，崔健发布了新专辑《飞狗》，却在互联网上鲜有水花。慢慢摇滚长征路，崔健走到最后只剩一个寂寞的韵脚。

不可否认，2019年播出的《乐队的夏天》的确助力一批乐队成功出圈。

根据QQ音乐官方的统计，《乐夏》结束后，新裤子乐队、刺猬乐队均在QQ音乐上累积了近亿的播放量，痛仰乐队、盘尼西林乐队的播放量也在6000万次以上。乐队的确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很可惜，摇滚乐却只热闹了一时。

成于音综，乐队成员必须拥抱音综的营销策略：人格魅力引爆热度，摇滚乐不过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配菜。

新裤子乐队在获得热度之后，彭磊将节目中那种“招人嫌”的劲毫不顾忌地延续到了《乐夏》之外，到其他综艺节目中继续刷脸；五条人乐队的仁科依靠“郭富县城”、“农村拓哉”两个头衔让人记住了他身上的“塑料感”，不仅在《明日创作计划》中与气质雷同的蒋先贵联动，还在平遥电影节与贾樟柯在舞台唱歌跳舞。

我们不禁想问，摇滚明星的“消失”的年代，还需要摇滚精神吗？

摇滚的时代和时代的摇滚

摇滚乐作为一种思潮以音乐的形式起源于欧美，因其反叛真实的精神和独具魅力的现场表演，一出现便广泛流行于青年群体中。

20世纪8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萌芽，许多乐评人将崔健的《一无所有》视为中国摇滚诞生的标志。1994年，在魔岩唱片的帮助下，“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举办了“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唱会，如今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大陆摇滚乐的巅峰时刻。

不过，在此之后，中国摇滚乐进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沉寂期”。90年代开始，许多摇滚乐手选择来到北京北漂，蜗居在中国摇滚圣地——树村。他们在一间间酒吧里驻唱，等待着一个被唱片公司挖掘的机会，再造一个“红磡的神话”。

电影《北京乐与路》中有一个场景，来自香港的富二代制作人米高问北京的摇滚乐手平路“北京摇滚乐的特色是狠吗？”平路回答“不是，是穷。”这是当年许多摇滚乐队的生活境况，被市场主导的唱片行业排除在外，在温饱线上下勉强过活。

即便举步维艰，却缔造了诸如痛苦的信仰、面孔、Joyside等老牌乐队，那是摇滚的时代。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在唱片业和流媒体的短兵相接之后，独立与主流、商业与反商业的传统二元论模式被打破，摇滚乐和摇滚精神也呈现了全新的样态。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随之增大，人们更愿意接受缓慢治愈的风格，传统国摇反叛的内核被逐渐消弭，加重流行元素。

例如，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回春丹乐队。成名曲《艾蜜莉》中一句温柔浪漫的“夕阳掉进我心里”彻底拨动了年轻人的心弦，而女星万茜翻唱后，又为歌曲的走红又添了一把火，各路翻唱视频“血洗”了短视频平台。自然而然，回春丹成为了各大音乐节中的“当红小生”。

回望回春丹乐队的成名之路，既没有像最早一批摇滚乐队十年磨一剑只等唱片公司的青睐，也没有像许多乐队在音综中一战成名，而是首先打造一首歌词“浪漫”、旋律“好蹦”的代表作，接着依托于互联网的音乐宣发逻辑完成粉丝覆盖。

纵观近几年的新兴乐队，如脆莓乐队、华北浪革乐队、棱镜乐队等等，他们的成名之路都大同小异。由此，他们也被成为“网红乐队”。

这些乐队在互联网的传播架构之下，缺少了多年现场演出的磨砺，难免略显稚气。早先，黑屋乐队、回春丹乐队就曾因为PGM代替吉他演奏，甚至吉他solo使用伴奏而备受质疑。在豆瓣小组发起的投票中，80%以上的乐迷表示此举“难以接受”。

同时，在摇滚之外，说唱、电子等小众音乐也都在这个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市场号召力。在圈层时代，各类音乐风格“各自为政”，共同争夺着年轻人的注意力。

除此之外，说唱、电子的制作门槛更低，摇滚乐已经不是年轻人玩音乐的首选了。虽然两年《乐夏》助力多个乐队成功出圈，但是除了Mandarin、白皮书等几支年轻乐队外，绝大多数都是成军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老牌乐队。

风格愈发趋同，势头不再却后劲不足，又面临诸多“劲敌”，这个时代的摇滚显得不那么“酷”了。

我们还需要摇滚吗？

当摇滚变得不再“酷”，我们还需要摇滚吗？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摇滚精神被唱衰，但是摇滚乐市场却大有可为。

根据大麦发布的《2021五一档演出观察》，音乐节已经成为年轻人中重要的休闲项目，超六成乐迷选择跨城观演。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国庆档演出中，西安草莓音乐节、太湖湾音乐节的票房表现都十分亮眼，主打内容之一的摇滚乐也在现场音乐的繁荣中获得了更多生命力。

而作为摇滚乐演出的小型场地，Livehouse也走上了商业化运营之路。如今类似与疆进酒、MAO、Modern-Lab等知名度较高的Livehouse，一年的演出能达到150-200场，这在五到十年前完全不能想象。而国内最大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也着手推动线下演出的发展，预计在2021年底推出20个Livehouse。

而在市场之外，摇滚乐的精神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它的外延。摇滚乐确实因其反叛的精神内核而诞生，但在摇滚乐的发展进程中，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为它增加新的注脚。

摇滚精神不再是反对主流，而在于青年人对于个体思考和社会认知的表达。正如1969年，披头士乐队从“反主流”中抽身，向世界发出“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反战宣言。

如今，许多中国的摇滚乐队也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勇敢发声，“是谁来自山河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是摇滚乐队对于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的思考，“你佩戴着闪亮的项链，像一只盛开的孔雀，行走着，在乌泱的大街，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是摇滚乐队对于工厂女工的人文关怀；华北浪革乐队、五条人乐队更是将被忽略的“县城”，呈现在了音乐中，带来了更多的市民气质与烟火气。

时代在变，社会议题也在变革。中国摇滚乐经过多年的发展，年轻人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已经从反叛便为治愈浪漫。这并没什么不好。

我们也高兴看到，摇滚乐已然变成了反射出各个时代社会思潮的镜子，浪漫治愈也可以成为“摇滚精神”在新时代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