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和他的三万个孩子

起初,他担心艾滋孤儿无法生存、上学,后来担心他们无法上大学、就业,再后来担心他们没有对象、无法组成家庭……

2021年10月28日刘素楠 上海来源:界面新闻

正午

采访 文 | 刘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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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15岁的小朵第一次参加智行基金会的夏令营,也第一次知道了“小海星”同伴。她来自江苏的一个贫困家庭,小学六年级时加入智行助学计划。这次夏令营的活动,小朵最期待参观上海纽约大学。

在夏令营里,当“大海星”们唱起《夜空中最亮的星》时,她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小海星”的身份。 所谓的“小海星”,其实来源于一个小故事:老伯和孙女漫步于海滩,海滩上却躺着无数垂死的海星。老伯俯身拾起一颗海星,掷入海里。孙女好奇地问:“爷爷,这里有那么多海星,干嘛要这样做?”老伯再拾起一颗海星掷向海里,说:“对我们来说,这只是数千颗海星其中之一,但对这颗海星来说,就是它的一切!”

这是智行基金会第17年举办夏令营。因为疫情的缘故,基金会创办人杜聪无法到达现场,他欢迎视频中说,“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但教育不仅仅是考上好的大学,品格的教育也很重要。希望你们以后有好的发展,也别忘了回报社会。”

每个营员手里都有一本小册子,写明注意事项和七天的行程,包括参观上海博物馆、夜游浦东、迪士尼活动,探访星巴克旗舰店、百盛、上海纽约大学,其中穿插了艺术疗愈、安全急救培训等。据智行基金会资源开发与传播经理陈仲伟介绍,参访地包括本地的旅游资源,可以让孩子们了解体验当地文化,也包括知名企业,还有一些知名高校的参访。夏令营也包括心理干预、艺术教育等内容。

按照原计划,智行基金会今年暑假在17个城市举办19个夏令营,覆盖接近700个学生。但受部分地区新冠疫情的影响,8月的夏令营大部分取消了。

小天也参加了这次上海的夏令营。他在河南长大,高中加入了智行基金会的助学项目“海马计划”。从来没有出过省界的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印象最深的参访地是中共一大纪念馆。“那些岩画、党的起源的故事、仁人志士的浴血奋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今年刚参加高考,被北京中医药大学录取。这个从小体弱多病的学生,希望以后不仅能自助,还能帮助别人。“我认同智行的价值观,一帮三,三帮九,别人帮助过我,我也想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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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小朵、小天只是最近才接触到智行基金会的活动,那么,像小浩这样的青年,则几乎是在智行的活动中长大的,公益也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浩今年20岁出头,出生于中部地区一个被艾滋病影响的村庄。90年代,当地不少人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有些农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卷入这个巨大的“黑洞”中。

2008年,小浩上小学,他接受了智行基金会的资助。2010年,他参加了智行基金会举办的广州夏令营,实现了人生中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去海边,参观了中山大学、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第一次在高档餐厅吃西餐……后来,他几乎参加了智行基金会所有类型的活动,比如2015年,刚上大学的他,参加了“镜中英雄”项目,这是一个涉及心理疗愈以及职业生涯规划的工作坊。2016年的大学暑假,他以志愿者老师的身份参加了智行基金会的社区支教。

在支教活动的闭幕仪式上,他第一次听说了“智爱骑行”。 这是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生和骑行爱好者发起的非正式公益项目倡导骑行和公益。 小伙伴们分享了长途骑行的故事:4个年轻人从广西桂林骑行至云南林昌,一路2000多公里,花了25天时间,探访贫困山村的孩子。小浩感到热血沸腾,他素来热爱运动,喜欢登山,2017年开始跑马拉松。那次活动结束之后,他立即去加发起人的微信,并在2017年正式加入智爱骑行。

2017年4月,小浩发起了一次骑行公益活动经过前期的训练和考核,最终选出10名队员。盛夏7月,他们从河南郑州骑行到广西南宁,全程2203.7公里,历时一个月,筹得了11966元钱。“路上发生了爆胎、摔车、暴晒、淋雨、泥石流、迷路等事情,骑到南宁的时候,一切都释然了,感觉很有意义!”回忆起这些经历,小浩感到很开心。

2018年,还参加了香港规模最大、久负盛名的远足筹款活动——毅行者。参加活动的选手要在48小时内完成100公里跨越多座高山的麦理浩径全程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最终,小浩以35小时27分的成绩完成比赛。“没有跑之前我也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翻了20多座山,走过70多公里的时候,脚很疼,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但最后完成了,还是很有成就感。”

如今,智爱骑行的微信群里有近1000人。同时,小浩也活跃于不同的公益群、骑行群、跑马群。在他看来,公益就是由1%的人去影响99%的人,最大化调动、利用社会资源。除了为智行基金会筹款,他还曾联系郑州市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组织高校学生参加急救培训;有位志愿者阿姨查出了脑肿瘤,他发起筹款为其筹集了6000多块钱用于治疗。

7月20日下午,郑州全城突降暴雨。他帮朋友抢救被淹的宠物店,出来发现主干道的水已经涨到了大腿根部,水流湍急,微信群里不断弹出郑州洪灾的消息。次日,他出去转了一圈,查看受灾情况。作为智爱骑行的群主,他和队员商量,通过微信公众号加入了共青团志愿者。之后的一周,他和队员们在网上发起了水灾专项筹款,帮忙搬运、分发物资,帮助公益组织协调对接资源。

“如果没有遇到智行基金会,你现在的人生会是怎样的?”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小浩思考了一番,答道:“我们村有12个人一起上小学,上到初中就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家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去打工可以挣钱,他们都出去打工了。我没有羡慕过他们,我就想考大学。” 小浩未来的计划是好好工作,用自己的钱去考个研究生,未来把父母接到郑州生活。

他认为,智行基金会不仅是助学,它还给了所有受助者一个目标——勇敢追求美好的生活。“你在智行很快乐,帮助别人也很快乐。智行做得最好的,就是帮助你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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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却病危的病人,本应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年纪,却没能力照顾幼年子女,过着天天与死神搏斗、风烛残年般的日子。” 回想起2002年次前往大陆中部地区的农村探访,杜聪依然记忆犹新

这次探访也深深影响了杜聪发起的智行基金会的工作方向。“艾滋病人在缺乏药物的情况下,也许不会生存很久,但是他们遗留于世的孩子,大部分都没有艾滋病,还要在社会上生存。如果他们现在得不到照顾,在没有父母关爱的环境下成长,又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群可能数以百万计的艾滋孤儿,将来长大后,流落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亲无故,很有可能会学坏,成为流氓,沦为社会的害群之马,造成种种不稳定。”

从那以后,杜聪决定资助艾滋孤儿,他有一种被“托孤”的责任感。

杜聪1968年出生于中国香港,小学至初中就读于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1982年随父母移民美国,高中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金融专业,随后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深造,获得硕士学位。29岁时,杜聪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1998年,杜聪发起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原先的目标是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做预防工作。和大多数慈善家一样,他最初是一边经营商业企业,一边做义工从事慈善事业。后来,紧迫感让他放下了金融行业的工作,全力投入慈善。

2002年至今,接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政府和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加码,他对孩子的担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起初,他担心孩子们无法生存、上学,后来担心他们无法上大学、就业,再后来担心他们没有对象、无法组成家庭……

20年来,超过3万个孩子的命运被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陆续从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不少人已经结婚生子,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拥有了平凡的幸福。后来,杜聪被孩子们称为“杜爸爸”。

在某个问答网站上,一位艾滋遗孤采取匿名的方式写下了有关智行基金会的答案:“我努力的成长,只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杜爸爸的后盾。”

智行基金会的资助对象也从“艾滋孤儿”转向“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之后又变为“困境儿童”——资助范畴一再扩大,艾滋病的影响则在减小。

现在,杜聪从“杜爸爸”变成了“杜爷爷”。他担心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以后很多工种将由机器来取代,孩子们就业方向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要引导他们去朝阳行业,希望他们在这些行业里找到自己的职业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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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者的尊严如易碎的玻璃,在决定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时,杜聪便有意识地呵护他们的尊严。“我希望他们以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发展,即使出身卑微、是个孤儿,也能很自豪地做人。而不是利用自己弱势的身份获取别人的可怜和同情来长大。”

智行基金会带着助学计划第一次进入华中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村庄时,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助下,召开了村民大会。杜聪申明,基金会制定了客观标准,凡是在当地有户籍的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只要愿意就能获得一份助学金,不设置人数上限。

此举可避免受助者为了争取有限的受助名额而斗穷斗惨斗可怜,甚至从小养成乞丐心态。“我提前做过摸底,知道一个2000多人的农村大概有多少孩子。最后我们在那个村子资助了127个孩子。如果有第128个,我们也有能力资助。”杜聪说,“把这个村子所有的孩子资助完之后,如果我们再有资源,就再去第二个村庄、第三个村庄,但是起码会把范围限定在一整个村子的环境里,让他们不需要争夺有限的资源。”

在去受助者家庭或智行环保袋工厂参访时,杜聪会提前提醒参访者,不要当场给钱或者购买环保袋,“这样会让他们很没尊严”。

杜聪认为,救助工作的难点是心理治疗。很多受助者缺乏安全感,也缺乏自信心。“安全感从一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建立,哭了会有人抱着,饿了就有人喂奶。我们要做的就是安全感的重建,这个工作确实比较困难。”他强调智行基金会不是一个冷漠的助学机构,而是一个大家庭。“一旦成为我们智行的孩子,就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份子。”

每年暑假,智行基金会将举办夏令营,让品学兼优的学生到北上广一线城市开阔眼界,感受努力与美好生活的直接关联。近年来,由爱心企业支持,基金会与专业心理组织合作,在夏令营结束时对营员进行专业的心理测试,以此了解夏令营对学生们的助益情况。

2020年的一份夏令营心理分析报告显示,6个夏令营中,84%的人表示了解了城市的文化遗产,92%的人了解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75%的孩子与具有类似背景的大学生进行交流,87%的人认识了新的行业,84%的人认识了新的职业道路。

“书中自有黄金屋”,杜聪认为,12-16岁的初中生从来没有见过所谓的“黄金屋”,当他们亲眼看到世界的美好,开拓了眼界,再稍加引导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个孩子去航空公司看到了大飞机,之后真的当上了飞行员去开飞机。”

将近20年,智行基金会资助与服务了3万余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这些人中大学入学率超过90%。“我们知道教育改变命运,但不是盲目追求入学率。”杜聪补充道,他鼓励孩子们发掘自己的兴趣点,学习一技之长。智行基金会目前提供烘焙、老年人居家护理等职业培训,支持学生就读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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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行基金会,超过一半的工作人员都曾是受助者。“如果一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长大后可以回到智行基金会工作,我觉得是很理想的,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有更敏锐的敏感度去服务他们。这也说明他们已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逃出了艾滋病的阴影。”杜聪说。

“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在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文化,比如我们的大学生暑期工作计划,就是让大学生回到家乡做支教志愿者,形成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去照顾弟弟妹妹的习惯。我们的孩子哪怕毕业了,也有校友会来维系,他们也能够经常参加基金会的活动,这样就不会觉得脱离了大家庭。”杜聪解释.

他在资助体系中设置了互助自救的理念,其中口口相传的一句话便是“一帮三,三帮九”,鼓励“小海星”、“小海马”们回报社会。

老潘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上大学时,他因村里乡亲们的推荐而结识了智行基金会。他记得初见杜聪的那一年冬天,这个说着港普的、笑容可掬的人对他进行了一对一面试。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基金会举办的创业培训、公益培训,还经常去给基金会帮忙。大学毕业之后,他决定留在基金会工作,工作地点就在自己的家乡。在智行大家庭里,老潘还找到了另一半,结婚生子。

智行基金会要对抗的不止是贫穷、疾病,还有歧视。2016年12月,基金会遭遇了最大的一次由“艾滋病”标签引发的舆论危机。

为了给学习烘焙的孩子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一些投资方支持杜聪在上海南京西路开设了法式面包坊Village 127。 这是一家工商登记注册的餐饮企业,店里的面包师基本上都是曾受资助的孩子,面包坊的盈利所得全部用于公益慈善。但是,当“餐饮”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出现在报端时,个别消费者对此生产了误解。在某点评网上,一众网友给面包坊打低分,留恶评。质疑声铺天盖地。

提及当时的质疑,杜聪解释说:首先,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并不等于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孩子。面包坊证照齐全,工作人员也都身体健康,持证上岗。其次,艾滋病毒也不会通过食物传播,其传播途径是性接触、血液、母婴。

“发生这样的事情挺让人沮丧。”杜聪说,“但是也有一些支持我们的声音。所以这个社会对艾滋病的污名化没有以前那么严重,社会也不是那么无情,大家也没有那么无知。”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公益慈善行业也迎来了“寒冬”。智行基金会原本每年三分之一的善款来自于线下的慈善晚宴、徒步筹款等活动,但在疫情期间线下大型慈善活动一度停摆,善款的收入大幅减少。杜聪透露,基金会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财务赤字,预计2021年度可能会延续这一情况。

财务专业出身的杜聪素来居安思危,他在十几年前就建立了基金会的预算储备金制度。随着机构规模越来越大,储备金也越来越多,目前可确保基金会在连续三年赤字的情况下依旧顺利运转。另一方面,基金会也在拓展新的筹款渠道,上海的Village127面包坊也通过售卖月饼等方式,支持智行基金会

“艾滋病的防治不是难点,社会公众的态度也慢慢有所改变。几年前《慈善法》出台,未来贫困人群无疑会越来越少,我们应该把服务对象变成合作伙伴,比如把他们栽培成为很好的面包师,让他们去生产面包,解决社会的刚性需求。”杜聪说。

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转型,未来的筹款方向也会发生改变:让一个人每天捐20块钱比较难,但让一个人每天来买一杯咖啡、一片面包相对容易。在他看来,不久的将来,公益慈善领域将进一步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公众参与度。

今年夏天,杜聪去游泳馆办卡,有人提醒他:“你不如过几个月再来办卡。”他才猛然惊觉,自己快到55岁,可以办老人卡了。

他在华中一个小城市里有一个小房子,以往没有疫情的时候,他经常下乡家访,在公益慈善“一线”工作让他感到快乐。每年大年初四,他就在那个房子里,等着孩子们来拜年。年复一年,他从“杜爸爸”变成了“杜爷爷”。

他的血糖偏高。一个做中医的孩子带了些中药给他,叮嘱他不要吃含糖量高的食物。“天呐!”杜聪心里感慨万千,“我还记得十来年前我还担心他,担心那个得了艾滋病的、骨瘦如柴的小孩会死掉,现在换他来担心我,叫我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好像我是他的病人一样!”

他感叹慈善公益的神奇之处——无意中种下的善因,生根发芽开花,结出了善果。

(文中小朵、小天、老潘为化名)

——完——

 

作者刘素楠,界面新闻记者,关注时政、社会民生、公益慈善、热点公共事件等,常驻上海。 

题图,智行大学生暑期工作-兴趣班“牵起手,就是力量”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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