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辞世所引发的舆论热潮，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她的丈夫钱锺书先生。这对学界典型的夫妻档，再一次被拉到聚光灯前。好几天来关于钱杨二人的话题，在微信朋友圈内刷屏般地存在，其中大致可为心灵鸡汤派、拥趸派、批判派。在悼念之外有一些借题发挥的批评论调，常常正如《管锥编》第一册开篇所讲：“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几篇批评钱锺书的旧文得到较高的转发，稍稍归纳大致可分三类，因此我选取三位名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行进分析。这三种观点用的都是釜底抽薪的方法，从方法论、思想价值、人格等方面否定，使用的是一棍子打死的策略，不注重具体问题探讨，其批评话语也是轻佻的、激烈的、武断的，重在强化观点，不注重逻辑与材料的论证。本来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性批评，然而这些观点极具市场，唱和者甚众，因此，我的文章是为钱锺书辩解，何尝不是针对这种恶劣的批评风气。

第一种声音：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

这个观点以李泽厚为代表。李泽厚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比如说一个杯子，钱钟书能从古罗马时期一直讲到现在，但现在上网搜索杯子，钱钟书说的，有很多在电脑里可能就找得到。 严复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大家对钱钟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钱钟书不如陈寅恪，陈寅恪不如王国维。王国维更是天才。”

李泽厚是当代学界风云人物，他对钱锺书学问的看法，算是比较有代表性。李泽厚与钱锺书治学理念差异太大，李孜孜以求的是做一位原创性的、有体系的思想家，提出过许多学术命题。钱锺书治学要旨在“打通”，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学科，一向不迷信体系，在《七缀集》中还提出“系统垮塌”说。二人途已殊，归难同。

李泽厚认为“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实际上可以说这个论断已经被证伪。互联网出现这么多年来，类似钱锺书这样的作家与学问家我们并没有看到。

这个观点不足道哉，还在于就算海量的知识都输入电脑，也仅仅是提供检索的便捷，假如人的知识储备不够，要做到触类旁通依然是很难，比如钱锺书在《小说识小》中由《西游记》中的“放屁添风”，联想到《英国俗语大辞典》中“撒尿海中以添水”，这要靠互联网搜索比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接下来钱锺书还举出曹子建“挥涕增河”等四条。利用互联网解决基础材料也许方便，而一旦要打通不同语境、不同意味的材料，进行微妙的对比联系，互联网的帮助就有限了，难以做到对各类事理的深刻理解，不能做综合与分析，更何况，钱锺书那种智性的幽默，也非靠电脑能够做到的。

李泽厚还将钱钟书与陈寅恪、王国维相比，论学术地位，目前王、陈二人较高，不过的钱的成就除学术之外，文学创作的实绩也令人瞩目，这非王、陈二公可比。如果说，钱的文学地位高于学术地位大约也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李泽厚还说“《围城》除了卖弄机智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一个思想家竟说出如此绝对的话，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回环的余地。而同样这本书，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称为“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

第二种声音：钱锺书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

王朔与老侠的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里，老侠火力全开，指钱锺书“钱钟书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编》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包括李泽厚等人。近日我看到贺卫方先生对这个说法表示“看法不同”，他认为“钱锺书先生著作中表现出的思想相当丰富、深刻和锋芒毕露”。不过贺先生没有展开过多的论述。

治学必有自己独创的体系、独创的方法，这大概也是一种执妄。郭沫若倒是以“唯物史观”主编了一套《中国史稿》，然而这套书是所有中国通史类最差的一种。

其实这个问题，钱锺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提出“系统垮塌”已经有回答：“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藉口。”

刘梦溪先生将钱锺书的学问构成，约略分为四目：第一是经典阐释学；第二是学术思想史；第三是中国诗学；第四是文体修辞学。钱锺书的治学倒是有点像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纠结钱锺书是否有独创的方法或思想体系，事实上他的吉光片羽往往成为学术论文的好题目，惠及后人不知凡几。

老侠说钱锺书没有思想，这几乎都不值得批驳。钱锺书是极具现代意识的当代作家，可以说他的每本书都是批判力极强的作品，其批判力度并不低于鲁迅，如《围城》中的社会批判并不少，深入人性深层的描写在现当代小说更是独异。

第三种声音：钱锺书对现实苦难保持沉默

2007年12月，余杰写下一篇《钱钟书神话的破灭》，文章有代表性的一段是：“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这篇文风极差，深文周纳，胡搅蛮缠，充斥着“（钱锺书）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的言论，用词之极端，论断之轻佻，本是最不值得驳斥的文章。不过介于该文某些言论所体现的一类人的观念，不得不说上几句。

余杰首先指出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中“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小说毕竟是小说，更何况带有作者主观认知，岂能作为论据来引用？

余杰文章说“他（钱锺书）当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文人，但他的聪明仅仅是一种站在一旁油腔滑调地嘲讽在大地上艰辛劳作的同胞的聪明”。“仅仅是”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圈，假如把钱锺书的讽刺幽默称为“油腔滑调地嘲讽”，这只说明个人审美旨趣，不过所谓“在大地上艰辛劳作的同胞”，我不知道是否包括高松年、李梅亭、韩学愈（均为小说《围城》中的人物）之流。

余杰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贺卫方先生恰好有一段话可以移来：“你说文革之后他没有对文革反思，不对，你看过他的《干校六记》小引么？甚至不是文革后，他写《管锥编》应该在1972—1975年间，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对文革和政治专制的反思和批判。他夫妇不能勇敢担当？八九年悲剧前夕，他们夫妇参与了对政府和平解决冲突的呐喊。还有，《围城》里没有描写苦难？那里不仅仅有社会困难，更有人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苦难与悲剧啊。”

余杰该文同时说：“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这何尝不是余杰的夫子自道，余杰对钱锺书的论断就不是刻薄？

说实话，余杰的批判论调让我齿冷心寒。他的批判近乎人身攻击，他的观念几乎是逼人去死。莫非子弹射来必须以血肉之躯承受，而不容有闪躲回避？成都余鲲兄指出这一类人：“他们批判一切人性化的东西。对于钱杨这样温和的靠着人本主义而在那个血色时代的自我救赎者，他们一定是从心里感到了被人性温和一面的冒犯。”很有意味的是，余鲲兄发现，“在这次钱杨众人评议中，他们一下子站成了整齐的队形。”

钱杨的“沉默”在某些人眼里简直可判为“反革命罪”，批判别人的不革命，显示自己的最革命；他们的逻辑是，沉默意味着同谋，不同谋你干嘛沉默？对抗才有价值，中庸简直该死。高举道义旗帜，奉行划线思维。

笑蜀先生说，“人性的逻辑应该是：只要不站在专制一边，不作恶，纵然沉默、纵然不革命也仍然是朋友，仍属于必须尊重的消极自由。”

做民主斗士之前，请先尊重一下个人权益。

转自博客杜均DUJUN，作者授权界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