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日前指出，中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技术创新是必然选择，而“人才红利”是经济转型的根本。

NIFD表示，人力资本提升能够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人力资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质量范畴，包括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

“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匹配的是劳动报酬的提升。劳动报酬提高促消费，消费促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提高促进创新，创新提升劳动效率再促进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NIFD称。

但是，目前中国人力资本高的人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其教育得不到市场回报激励，创新受阻。人力资本提升与效率提升相关度下降，阻碍了技术创新。

“目前我国工作安排与技能相关度较低，教育回报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城乡户籍、服务业的行业管制等都造成了‘好’的工作岗位与技能不匹配。”NIFD称。

据NIFD的研究，中国同等受教育者的收入方差比美国和法国大得多，说明工作安排与技能相关度较低。高技能组中，中国的收入方差比美国、法国平均方差高15.7倍，中技能组方差相差18倍，低技能组相差16倍。

NIFD表示，一方面需要放松对人力资本的行政管制，释放“人才红利”，另一方面要引领社会投资于教育、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等方面，推动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变。

NIFD特别强调服务业“人才红利”的重要性。他们指出，随着收入和城市化率的提高，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是必然趋势，服务业也是制造业升级的根本所在，是制造业效率、价值和创新的根本。但在中国，消费服务业因受公共服务行政管制效率低下，导致科教文卫体发展不足。

“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主要体现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等行业，但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有限，且并非完全由市场主导。涉及到广义人力资本的高端服务业受到行政管制，供给缓慢，人力资本堆积与无效率共生，未能形成产业效率提升与人力资本聚集的同步。中高技能、退休员工再就业等劳动力市场机制还很不成熟，或者说效率较低。”

“这些都需要逐步进行体制改革，放松对广义人力资本供给部门的管制，加强服务业供给侧改革，消除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的扭曲。”NIFD表示。

NIFD认为，提高“人才红利”，除了放松行政管制外，还可以借鉴由德国主导、欧盟推进的“社会投资”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促进社会保障更加充分和可持续地投资于人的技能，支持员工渡过他们一生中的关键时刻”。

“社会投资” 把重点放在通过投资于教育、在职培训、终身教育等方面，推动国家向知识经济转变。社会投资有助于人们适应社会挑战，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帮助人们避免陷入贫困或失去生活的家园。

此外，NIFD指出，引领教育投资、推动劳动力从数量向质量转换，提升效率，能够降低不劳动坐等福利的老福利主义“养懒人”的思维定式，有助于平衡财政能力，避免老龄化带来的过度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