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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减排欧美各有盘算,中国的核心工作是摸清家底

中国在甲烷减排方面起步较晚,所以目前的核心工作是摸清家底,摸清排放源的分布情况以及减排潜力,加强甲烷排放的统计、监测与管理;然后才是设定目标,先改相对好改的,比如油气的建设方面,再啃煤炭、农业这种减排难度大,影响大的硬骨头。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3日,美国加州,正在工作的抽油机。来源:视觉中国

实习记者 许睿尧

当地时间11月13日,第26届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落幕,美国环保协会评价道,本次会议就《巴黎协定》的重要实施细则达成一致,并成功保住了“1.5℃的承诺”。

大会上中美两国的举措尤其引人注目。11月10日发布的《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以下称为《联合宣言》)中提到“两国特别认识到,甲烷排放对于升温的显著影响,认为加大行动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是21世纪20年代的必要事项。为此两国计划合作加强甲烷排放的测量;交流各自加强甲烷管控政策和计划的信息;并促进有关甲烷减排挑战和解决方案的联合研究。”

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人为温室气体。那么,关于甲烷减排,全球各国已有怎样的基础条件,又将如何制定行动方案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更复杂。

简单来说,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未来少不了各种博弈和谈判,正如此前的二氧化碳减排一样,各国都会基于自己的国情而争取不一样的目标和政策。

就中国而言,由于在甲烷减排方面起步较晚,所以目前的核心工作是摸清家底,摸清排放源的分布情况以及减排潜力,加强甲烷排放的统计、监测与管理;然后才是设定目标,先改相对好改的,比如油气的建设方面,再啃煤炭、农业这种减排难度大,影响大的硬骨头。这是中国某能源企业研究员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达的观点,因为身份原因,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单位和名字。

欧洲、美国和中国,甲烷排放基础大不相同

在这位受访的研究员看来,与美欧联合推出的“全球甲烷承诺”相同,《联合宣言》可以说是美国继退出《巴黎协定》后的想要拿回话语权的措施之一。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确实在达成“1.5℃”的目标方面不可缺少。据测算,甲烷本身具有“短期高效”的特点,在20年内的增温效应相当于二氧化碳的84倍~ 87倍,在100年内的增温效应为二氧化碳的28倍~36倍。

“国际上的甲烷排放源都主要是农业、废弃物处理和能源活动。但中国与国际的甲烷排放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甲烷排放源的比例上。”

来源:《欧盟甲烷减排战略对我国碳中和的启示》,作者董文娟、孙铄、李天枭、杨秀、李政 。数据截至2014年。

当我们问到欧洲是否有更先进的减排方案和政策时,这位研究员说,其实欧洲的甲烷排放量并不高。由于欧洲的能源,尤其是甲烷排放量最高的石油、天然气,都是从美国、俄罗斯进口,所以,能源活动中的甲烷排放占欧洲总排放的比例很低,只有19%;反而是农业中反刍动物(比如牛)的肠道发酵排放排放的甲烷最高。所以,他们控制甲烷排放的主要措施,是保证供应链上游的油、气清洁,即实行碳关税,来保证能源的全价值链的清洁。

而碳关税的实行,则会影响到作为油、气出口国的美国。美国天然气是页岩气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甲烷排放会比正常的高出许多;而且美国在生产油、气的历史更久,相关生产设施都没有更新,在生产和运输中都容易产生泄露的情况;再加上石油、天然气都是独立运营,难以统一管理,这就导致美国在甲烷排放方面底子较差,标准也并不严格。

与美国不同,在油、气方面,中国的开发历史并不太长,开采和利用采用的都是比较先进的手段,在整体的管理上,安全性也较国际来讲处于较高水平,所以甲烷排放强度还是较低的。

同时,甲烷减排在油、气层面具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这就决定了排放量较高的美国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换来较高的甲烷减排,而相同的状况对油气生产中甲烷排放较少的中国、欧盟等国都不适用。澳大利亚之所以拒绝支持全球甲烷减排目标,也是这个原因,毕竟对澳大利亚来说,甲烷减排必然会涉及到农业,尤其是畜牧业。

在他看来,在美国的甲烷减排行动中,从统计数据和第三方的调查就能看出,美国显示出来的与实际做的并不相符,可以说是在统计中玩了“数字游戏”。

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机遇

《联合宣言》中提到,“中方计划在其近期通报的国家自主贡献之外,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争取在21世纪20年代取得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的显著效果。”

对于即将出台的甲烷中国行动计划,这位研究员认为,中国的甲烷减排起步较晚,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统一的管理方案,在过去的相关政策也是以安全为导向。目前我国甲烷方面的基础数据与测算方法与国际相比存在明显不足,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方式的差异:美国环保署(EPA)会每年强制企业报告数据,甲烷排放就是其中的一项,而中国报告的主要是泄露次数、设备问题的统计。统计数据、统一测算标准也是目前工作的核心,未来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也将基于此。

同时,与二氧化碳不同,甲烷的检测具有着高度不确定性,有着很大的误差,在统计时采用的测算方法,以及统计标准也会影响到统计的结果,这也要求我国先完善甲烷排放的监测标准,形成一份受国际认可的数据。

除此之外,我国的甲烷排放构成也决定了它减排的困难。以2014年的统计为例,在甲烷排放的来源中,能源活动占了45%,农业占据40%,废弃物处理部门占据12%。

在能源活动方面,煤矿是中国能源活动中甲烷排放的大头,与二氧化碳极大的人为因素影响不同,甲烷的排放属于无组织逸散,具有着泄漏浓度低、波动大、持续性强,回收利用技术难度大的特点,首先就是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其次,目前来看,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煤矿是很难被取缔的,如果强行关闭煤矿生产,只会对产业、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而煤炭开采停止后,废弃矿井依然会通过自然或人为通道继续释放甲烷。当然,从远期来看,随着能源结构的改变,煤矿开采的减少,监测、预测和减排技术的革新,甲烷的排放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不是目前就能达到的。

在农业方面,农田施肥、家畜饲养、水稻种植和粪便管理是农业主要排放源,这也是最不可能减排的部分,中国不可能为了甲烷减排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也不可能缩小畜牧业的养殖规模。不过据统计,随着主要农业产品的大幅增长,农业活动甲烷排放整体上还是保持了增速放缓的趋势。

同时,对于甲烷减排会对中国产业造成的影响,他推测,尤其是甲烷排放量较大的产业,首先面临的就是甲烷的监测成本,以及数据的报送问题;对企业来说,煤炭、石油、天然气生产等新项目在碳排放、甲烷排放的评估中标准会更严格;而已有的一些项目,会根据监测的结果以及实施难度下达相应的指标,并促使产业进行甲烷减排的相关整改。当然,这还是要等基础数据的完善才能清楚如何实施,否则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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