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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鳗鱼饭”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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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鳗鱼饭”背后的较量

夺回国产鳗鱼定价权,要靠年轻人的“嘴”。

文|Eco新势 

最近北京气温骤降,午休时一碗暖心又治愈的鳗鱼饭,成了我等干饭人“自我宠溺”的新选择。 

提起鳗鱼产业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本以为,日本鳗鱼才是世界霸主,事实上,我国的鳗鱼产量和出口量已经做到世界第一。以后日本留学的小伙伴再晒所谓正宗鳗鱼饭,要提醒他们看看鳗鱼产地了。

可是别看中国鳗鱼远销海外,背后的最大赢家却不是我国。

从神秘物种,到水中黄金

鳗鱼,一度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最早的鳗鱼出现在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它们的身世扑朔迷离,还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传闻。曾有走出太空舱执行探索任务的宇航员看到了类似鳗鱼的物体;还有一种说法称,尼斯湖水怪本尊,就是一条巨型鳗鱼。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提出了“无生源论”,认为鳗鱼是从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对于鳗鱼的前世今生都非常模糊,还衍生出“无性繁殖”、“寄生虫演变”,甚至“石头变化而来”等猜想。

随着海洋科学进步,鳗鱼身上的神秘色彩逐渐散去,加上“靠海吃海”的日本人以酱油烧烤解锁了“鳗鱼料理”的新吃法,鳗鱼身价水涨船高,成为了名贵的食材。回看当下,鳗鱼苗价格也是非常昂贵,价格可达到30万一公斤,堪称“水中黄金”。

鳗鱼因为其特殊的生活习性,无法实现全人工孵化。因此获取路径非常单一且严苛:先要到野外环境中捕捞鳗鱼苗,然后将它们放入配有注水系统、排水系统、增降温系统、增氧机的养殖场,在满足相应的水质、饲料条件后,方可成功养殖。

我国鳗鱼产业则起步于70年代末期,敏锐的广东顺德稔海人发现日本鳗鱼供不应求的商机,在原有鱼塘进行土塘养鳗的改良试验,并取得成功。同时间,另一边的福建地区也无师自通,其鳗鱼养殖产业已经在莆田市、福清市落地生根,逐步向全省扩展,发展成当地支柱产业。

然而中国鳗鱼经济表面上看风生水起,很多隐忧却逐渐暴露出来。

大浪淘沙,重塑行业格局

90年代中后期,江西、浙江等周边省份也加入了鳗鱼创收大军,鳗鱼顺势成为我国单项农产品出口创汇较高的“超级单品”,开始走向日本、韩国、美国市场。

养殖鳗鱼为养鳗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第一批养鳗人富起来以后,外界纷纷效仿,让整个行业“卷”了起来。逐渐从个别村中几家养鳗人,发展成为了整个村子遍地的养鳗人。

鳗鱼市场的供求天平出现变化,叠加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下滑等多重因素,导致鳗鱼收购价格大幅下跌,不少跟风的养殖场亏损倒闭。 

雪上加霜的是,小部分无良商家开始不规范操作,在出口的鳗鱼中出现了“硝酸亚汞”、“恩诺沙星”、“孔雀石绿”、“结晶紫”等一系列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这给了鳗鱼进口大国日本控制干预的理由,设置了所谓的“绿色壁垒”。 日方甚至趁此之际,出台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品药残限量制度《肯定列表制度》。 与此同时,又赶上欧洲鳗鱼被列入华盛顿公约。

这里稍作介绍下,欧洲人一直以吃幼鳗为习,但是这么吃就吃出问题了,一下子把欧洲鳗鱼吃撑了濒危物种。华盛顿公约因此将鳗鱼归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对于养殖户来说可是个灾难性事件,中、日、韩曾为此开了多次 “国际性鳗鱼资源养护管理非正式会议”,讨论解决办法。

内忧外患下,鳗鱼行业从盛转衰,这一寒冬不可谓不寒。

2004年中国出口鳗鱼产品近11万吨,而2008年就已经锐减至6万吨,为近20年来最低出口量了;换汇额也从2004年的8.6亿美元,在2008年跌到了5.6亿美元。 

在危机中,自然要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国内从事鳗鱼养殖生产、加工和经销的单位,依据严格的技术规范,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从源头抓起、全过程监管的质量安全保证制度。

这些努力果然收到成效,我们面对日本苛刻的《肯定列表制度》逐渐应付自如,还与日本贸易商合作,邀请日本主流媒体到中国来实地拍摄报道。随后日本超市和量贩店的中国烤鳗销售量逐渐回升。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鳗鱼行业确立了打造自主鳗鱼品牌,加强品质的管控为主体的思路,提升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此前我国使用的产品标准、以及口味多是日本的,属于没有自己产品的特征。也正因没有品牌,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售价甚至只有日本同类产品的四分之一,后续则更是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越来越差。

打造鳗鱼品牌,让“中国鳗鱼”,“顺德鳗鱼”,“福建鳗鱼”进入外商、消费者的心中。而在这些年的努力当中,各大自主品牌也逐渐按着计划发展起来。

国鳗崛起,却饱受“无定价权”之痛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近5年我国年均出口烤鳗约4万吨,其中日本、美国、俄罗斯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但即使这样,国鳗崛起还缺少关键一环,那就是定价权的回归。

在这个产业里,鳗鱼价格走势主要受到苗种供应量和国内外鳗鱼消费量的双重制约。

先看苗种方面,日韩方面一直保持技术垄断。国内在主要养殖鱼类的营养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仍需加速追赶。所以我们水产饲料配方的技术含量不高,需要消耗大量优质鱼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别人一吨鱼粉能养的鱼,我们可能要多付出几倍的量,一下子成本就上去了。 

由于鱼饲料技术含量低,诱食性和适口性差、饲料转化率低,一些养殖者只好使用小杂鱼投喂,又间接造成小杂鱼资源的浪费。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前我们曾有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10年前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Skretting公司,收购中国珠海的世海水产饲料公司100%股权。Skretting是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饲料集团荷兰泰高旗下舰企业。

当时Skretting 花费4000万(3.6亿人民币)收购的是一个年产10万吨水产饲料、年纯利润只有1000万人民币的中型水产饲料企业。

表面上看,外资企业真是人傻钱多,居然为了一只小虾米拿出了自己10几年积累的利润。但结合2011年世界局势的变化来看,就会发现我们“图样图森破”:当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直接造成鱼粉、豆粕、谷物等饲料大宗原料的价格上涨。收购珠海世海水产饲料公司,恰恰让对方强化了对上游鱼粉的掌控力。

再看消费方面,鳗鱼一直是以出口国外为主,内销占比此前一直不到一成。

苗种养殖技术上的劣势,加上销路途径的相对单一,使得鳗鱼定价权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里。

好在,当下事情已经发生了转机。

一方面,国内水产特种饲料品牌在崛起,比如天马科技研制出玻璃鳗配合饲料,不但解决了我国养鳗业长期使用红虫带来的水环境污染问题,而且改善了养殖安全与鳗鲡食品安全问题,打破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垄断,算是在行业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另一方面,商家侧的经营思路转变,让国内鳗鱼消费量有了质的飞跃。疫情初期,本该出口的鳗鱼出不去,只能囤积在鱼塘里,于是很多渔农走向出口转内销之路。

其实早在之前行业内遇到类似危机时,内销一直就是各专家一直提及的改善策略。只可惜,当时渔农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决心,倒是这次的疫情给了大家这个决心。

果不其然,只要打动了我国吃货大军,就没有清不了库存的产业。据央视探访,中国鳗鱼产业内需订单在第一波疫情后期,暴增了50%。真正属于我国鳗鱼产业的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干饭人也要发挥优势,“吃”出一次真正的国鳗崛起!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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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鳗鱼饭”背后的较量

夺回国产鳗鱼定价权,要靠年轻人的“嘴”。

文|Eco新势 

最近北京气温骤降,午休时一碗暖心又治愈的鳗鱼饭,成了我等干饭人“自我宠溺”的新选择。 

提起鳗鱼产业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本以为,日本鳗鱼才是世界霸主,事实上,我国的鳗鱼产量和出口量已经做到世界第一。以后日本留学的小伙伴再晒所谓正宗鳗鱼饭,要提醒他们看看鳗鱼产地了。

可是别看中国鳗鱼远销海外,背后的最大赢家却不是我国。

从神秘物种,到水中黄金

鳗鱼,一度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物种。最早的鳗鱼出现在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它们的身世扑朔迷离,还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传闻。曾有走出太空舱执行探索任务的宇航员看到了类似鳗鱼的物体;还有一种说法称,尼斯湖水怪本尊,就是一条巨型鳗鱼。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提出了“无生源论”,认为鳗鱼是从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对于鳗鱼的前世今生都非常模糊,还衍生出“无性繁殖”、“寄生虫演变”,甚至“石头变化而来”等猜想。

随着海洋科学进步,鳗鱼身上的神秘色彩逐渐散去,加上“靠海吃海”的日本人以酱油烧烤解锁了“鳗鱼料理”的新吃法,鳗鱼身价水涨船高,成为了名贵的食材。回看当下,鳗鱼苗价格也是非常昂贵,价格可达到30万一公斤,堪称“水中黄金”。

鳗鱼因为其特殊的生活习性,无法实现全人工孵化。因此获取路径非常单一且严苛:先要到野外环境中捕捞鳗鱼苗,然后将它们放入配有注水系统、排水系统、增降温系统、增氧机的养殖场,在满足相应的水质、饲料条件后,方可成功养殖。

我国鳗鱼产业则起步于70年代末期,敏锐的广东顺德稔海人发现日本鳗鱼供不应求的商机,在原有鱼塘进行土塘养鳗的改良试验,并取得成功。同时间,另一边的福建地区也无师自通,其鳗鱼养殖产业已经在莆田市、福清市落地生根,逐步向全省扩展,发展成当地支柱产业。

然而中国鳗鱼经济表面上看风生水起,很多隐忧却逐渐暴露出来。

大浪淘沙,重塑行业格局

90年代中后期,江西、浙江等周边省份也加入了鳗鱼创收大军,鳗鱼顺势成为我国单项农产品出口创汇较高的“超级单品”,开始走向日本、韩国、美国市场。

养殖鳗鱼为养鳗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第一批养鳗人富起来以后,外界纷纷效仿,让整个行业“卷”了起来。逐渐从个别村中几家养鳗人,发展成为了整个村子遍地的养鳗人。

鳗鱼市场的供求天平出现变化,叠加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下滑等多重因素,导致鳗鱼收购价格大幅下跌,不少跟风的养殖场亏损倒闭。 

雪上加霜的是,小部分无良商家开始不规范操作,在出口的鳗鱼中出现了“硝酸亚汞”、“恩诺沙星”、“孔雀石绿”、“结晶紫”等一系列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这给了鳗鱼进口大国日本控制干预的理由,设置了所谓的“绿色壁垒”。 日方甚至趁此之际,出台世界上最严格的食品药残限量制度《肯定列表制度》。 与此同时,又赶上欧洲鳗鱼被列入华盛顿公约。

这里稍作介绍下,欧洲人一直以吃幼鳗为习,但是这么吃就吃出问题了,一下子把欧洲鳗鱼吃撑了濒危物种。华盛顿公约因此将鳗鱼归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对于养殖户来说可是个灾难性事件,中、日、韩曾为此开了多次 “国际性鳗鱼资源养护管理非正式会议”,讨论解决办法。

内忧外患下,鳗鱼行业从盛转衰,这一寒冬不可谓不寒。

2004年中国出口鳗鱼产品近11万吨,而2008年就已经锐减至6万吨,为近20年来最低出口量了;换汇额也从2004年的8.6亿美元,在2008年跌到了5.6亿美元。 

在危机中,自然要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国内从事鳗鱼养殖生产、加工和经销的单位,依据严格的技术规范,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从源头抓起、全过程监管的质量安全保证制度。

这些努力果然收到成效,我们面对日本苛刻的《肯定列表制度》逐渐应付自如,还与日本贸易商合作,邀请日本主流媒体到中国来实地拍摄报道。随后日本超市和量贩店的中国烤鳗销售量逐渐回升。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鳗鱼行业确立了打造自主鳗鱼品牌,加强品质的管控为主体的思路,提升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此前我国使用的产品标准、以及口味多是日本的,属于没有自己产品的特征。也正因没有品牌,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售价甚至只有日本同类产品的四分之一,后续则更是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越来越差。

打造鳗鱼品牌,让“中国鳗鱼”,“顺德鳗鱼”,“福建鳗鱼”进入外商、消费者的心中。而在这些年的努力当中,各大自主品牌也逐渐按着计划发展起来。

国鳗崛起,却饱受“无定价权”之痛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近5年我国年均出口烤鳗约4万吨,其中日本、美国、俄罗斯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但即使这样,国鳗崛起还缺少关键一环,那就是定价权的回归。

在这个产业里,鳗鱼价格走势主要受到苗种供应量和国内外鳗鱼消费量的双重制约。

先看苗种方面,日韩方面一直保持技术垄断。国内在主要养殖鱼类的营养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仍需加速追赶。所以我们水产饲料配方的技术含量不高,需要消耗大量优质鱼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别人一吨鱼粉能养的鱼,我们可能要多付出几倍的量,一下子成本就上去了。 

由于鱼饲料技术含量低,诱食性和适口性差、饲料转化率低,一些养殖者只好使用小杂鱼投喂,又间接造成小杂鱼资源的浪费。

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前我们曾有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 

10年前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Skretting公司,收购中国珠海的世海水产饲料公司100%股权。Skretting是全球最大的水产饲料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饲料集团荷兰泰高旗下舰企业。

当时Skretting 花费4000万(3.6亿人民币)收购的是一个年产10万吨水产饲料、年纯利润只有1000万人民币的中型水产饲料企业。

表面上看,外资企业真是人傻钱多,居然为了一只小虾米拿出了自己10几年积累的利润。但结合2011年世界局势的变化来看,就会发现我们“图样图森破”:当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直接造成鱼粉、豆粕、谷物等饲料大宗原料的价格上涨。收购珠海世海水产饲料公司,恰恰让对方强化了对上游鱼粉的掌控力。

再看消费方面,鳗鱼一直是以出口国外为主,内销占比此前一直不到一成。

苗种养殖技术上的劣势,加上销路途径的相对单一,使得鳗鱼定价权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里。

好在,当下事情已经发生了转机。

一方面,国内水产特种饲料品牌在崛起,比如天马科技研制出玻璃鳗配合饲料,不但解决了我国养鳗业长期使用红虫带来的水环境污染问题,而且改善了养殖安全与鳗鲡食品安全问题,打破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垄断,算是在行业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另一方面,商家侧的经营思路转变,让国内鳗鱼消费量有了质的飞跃。疫情初期,本该出口的鳗鱼出不去,只能囤积在鱼塘里,于是很多渔农走向出口转内销之路。

其实早在之前行业内遇到类似危机时,内销一直就是各专家一直提及的改善策略。只可惜,当时渔农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决心,倒是这次的疫情给了大家这个决心。

果不其然,只要打动了我国吃货大军,就没有清不了库存的产业。据央视探访,中国鳗鱼产业内需订单在第一波疫情后期,暴增了50%。真正属于我国鳗鱼产业的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干饭人也要发挥优势,“吃”出一次真正的国鳗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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