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南京大学海外学院教授景凯旋在二十位唐代诗人的作品中进行了一次游历，将二十篇诗歌随笔收入此书当中。他避免给诗人们盖棺定论，而是通过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去思索中国文化中的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审美情趣以及感觉方式。他认为，诗歌呈现了诗人的生命样式，“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在时间方面，他用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与歌德的“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对比，指出中西文化对时间感受的瞬时性及永恒差异；就自我意识而言，他主张中国士人不是没有，而是未见于反抗姿态， “终究没能从自我欲求的实现中发展出个人自由的观念，没能从天人之际的思考中产生出自然权利的思想”，只能在山水间宣泄孤愤。

除去这些随笔，书中还收录了几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他们之后的孩子》

法国东北部衰颓的前工业区日益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去年，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在中国出版，他借由理论，对故乡兰斯以及过往的工人家庭生活经验进行了一次反思。他年少时，新自由主义之风刚刚兴起不久，传统工业地区的人们却已开始吞食苦果：失业与家庭暴力交织生长、学生辍学、社区凋敝。到了九十年代，这一地区的前景更为黯淡。

《他们之后的孩子》是法国作家尼古拉·马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2018年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小说截取1992、1994、1996与1998的四个夏天，讲述了一群法国东北部少年的成长故事，他们大多是工人子女、少数族裔，生活在昔日的钢铁之城埃朗日（原型是作者的家乡洛林），日子没有什么起色，曾经以非法手段到海外大捞一笔，最后还是换来更大的拖累，永远地禁锢此地。唯一走出了埃朗日的斯特芙在本地算是优越，但在巴黎预科班同学的眼中，她不过只是个乡巴佬，“巴黎之外，只存在二流的生活。”

新自由主义对人物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小说没有直接写九十年代法国签署的一系列经济条约或是全国大罢工，历史的波澜总是以轻柔的姿态抵达边缘人的生活，再将它上下搅动。法国《快报》评论道：“作者视角广阔，常常说的是昨天，但描绘的是今日。”即便疫情之下（或者说“正是疫情之中”），巴黎街头依旧有黄马甲存在。

《平安小猪》

比起长篇幅的严肃作品，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去关注一个作家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什么，甚至用这些言论来评判其写作水平以及道德品行。2018年以来，主张生理性别客观存在的J.K.罗琳多次被攻击为“恐跨性别人士”，《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与电影的粉丝与之割席，甚至要求将她从魔法世界里除名，至于罗琳在书中建构多元世界的努力，要么被忽视，要么因为不够激进而转身为罪证。

在政治正确的舆论炮火中，罗琳新作《平安小猪》的出版显得寂寥无声。这是她在《哈利·波特》之后第一次去想象另一个魔法世界。故事中的杰克在学校过得很糟糕，玩偶小猪嘟嘟是他唯一的伙伴，却不幸飞出窗外走失，作为补偿，他收到了和嘟嘟长得一样的玩偶小猪平安。一天晚上，被丢弃到一旁的平安活了过来，他告诉杰克，想要找回嘟嘟，必须前往失物之国，杰克就此与他并不待见的平安开始了冒险之旅。在这部作品中，罗琳探讨了人与物、回忆与当下之间的关系，她期望通过故事来思考失去意味着什么，于她而言，改变和失去的痛苦难以避免，“但美好的事物仍然可以从中产生。”

《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

“五四”运动打出“赛先生”救国的口号，其时化学物理、工程建设等研究成为精英中的热门，后人作史，也颇为详细。然而在精英之外，还有一种“大众科学”在中下层民众间广为流传，其影响力之深广，连革命党人陶成章、国学大师钱穆等人都曾被网络，它就是催眠术。

清末民初，西方催眠术经日本传入中国，用途之广泛，上及改造国人、行医治病，下至戒断烟瘾、展演娱乐，军人教师、商贩职员皆是催眠术的忠实实践者，中国文化里五行与气的观念、民间信仰中的通灵身体观又被他们带入到这个舶来品中，加以融汇改造。毕业于台湾地区阳明大学医学系的张邦彦热心于心理科学史和医疗史，在硕士阶段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的催眠术问题，并写成本书初稿。受西方大众科学史热潮的影响，张邦彦在探索五四“科学”的现代性时将目光转向了中下层社会民众，他发现，于知识分子的科学主义之外，大众的“科学”包含了更多消费文化与国族政治的元素。在他看来，催眠术代表了一种由大众和知识精英共同建构、实践的科学，它为华人社会接下来在心理学、精神医学领域的发展做了知识与制度储备，并且也反映了当年国人救亡图存、急于创造新人的心态。

《劫后“天堂”： 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

1937年11月19日，苏州沦陷，曾经的富庶繁华在战火与杀戮中消散。一时间，苏州居民向周边农村与上海租界奔逃，台湾大学历史学家张伟仁幼时也在逃往行列，当时城里城外死尸遍地，他至今念及胆寒。然而，就在这片被敌军占领的废墟上，城市开始复苏，甚至奇怪地出现繁荣景象，当时就有报刊以“劫后天堂”来形容苏州。

在这本书中，巫仁恕考察了抗战期间苏州“四馆”（茶馆、菜馆、旅馆与烟管）的行业情况，以此为基点，重现了沦陷区百姓的生活日常。不同于以往对敌占区城市经济凋敝的印象，苏州城内局势稍微稳定后，居民开始回迁，城市也开始复苏。汪伪政权将苏州定为伪江苏省省会后，外地公务人员、商客、上海寓公、绍兴人等人群大量迁入苏州，在巫仁恕看来，他们形成了新的消费层，故而尽管税捐征收严苛、物资统制抬高物价，百姓哀叹时艰，以“四馆”为代表的休闲产业却一派畸形繁荣景象。作者选取史料以档案公文、新闻报刊、地方文献以及口述史为基础，又参考了当地知识分子的日记，复现了苏州当时不同职业、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

《如何阅读克尔凯郭尔》

索伦·奥比·克尔凯郭尔出生于19世纪哥本哈根的一个富裕家庭，由于父亲的专横以及自身过强的反省能力，他注定无法融入常俗的世界，而是以数量惊人又披着无数假名的著作来确定自我的存在。他提出两个影响深远的概念：一是“生存的真理”，意味着那种人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真理乃是个人生存的激情模式；一是“单一个体”，即自我不可替代，独一无二。20世纪初，他的作品进入德文世界，影响了巴特与海德格尔，经由他们又影响了法国的萨特、波伏瓦与加缪等人，克尔凯郭尔也因此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

在这本书中，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D.卡普托选取了十段克尔凯郭尔关键文本，将它们与这位思想家的生平事迹结合在一起解读。这是“如何阅读哲学”书系中的一册，该系列由英国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主编，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介绍了尼采、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

《西行影纪》

1934年春天，一个叫庄学本的年轻人辞去南京万国储蓄会的工作，自费跟随南京国民政府专使团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条浅水船自上海出发，溯水西行，过巫峡入四川。船上人四年前参加过一支全国步行团，归来后，对高原藏地的好奇心又一次促他离开安稳生活，去发掘险地的奇事、趣事。因为使团官员的阻挠，庄学本未能按计划进入西藏，他转而去向了化外之地俄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一路翻越高山，又经历了西羌、西戎、西番等地。这期间，他用摄影与文字记录了当地人的生活，称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属大谬”。虽未能进入西藏，但一番磨砺已然为其后来十余年的边疆游历与摄影生涯做好准备。

1935年冬，庄学本又随护送九世班禅回藏的队伍取道青海前往拉萨，岂料班禅圆寂与战事的爆发又叫他不得入藏，反而在围绕西藏的边地徘徊十年，留下了许多吸纳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像资料。中国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朱靖江认为，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中国边疆的外国摄影师相比，庄学本的影像在意态气韵方面更胜一筹，所拍摄的械斗、婚丧、巫术等内容更是极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史地与民族文献意义，称其为“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实至名归。

庄学本西行，一方面是顺应本心，一方面也是响应国家危难之际开发西北、团结民族的号召，而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诡谲，却使这颗赤子之心与其成果沉寂多年。

《寻蜂记：一位昆虫学家的环球旅行》

英国昆虫学家戴夫·古尔森七八岁时开始收集蝴蝶和蛾子，并渐渐成为了识别专家。他喂养蛾子，制作完美无瑕的标本。等到十二岁时，他终于厌倦了杀死这些可爱的生物，看着蝴蝶毛虫羽化，从他手中飞走，就是最开心的事。古尔森成为一名父亲后，依旧保留这一习惯，陪孩子到田野间用轻盈的网捉虫，观察后再将它们放归自然。

这本书讲述了古尔森在全球各地追寻熊蜂的旅途，他用流畅的语言描述了角落里被人们忽视的昆虫世界，并且在旅程中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现在的成年人过度让儿童远离自然，生怕他们在其中受到伤害，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部分人类在童年期间是与自然密切接触的。让孩子们在自然里冒险，学会自我保护与面对受伤，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