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我家搬到成都的西城区，我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个西城区图书馆。那是60年代，文革之前，图书馆还可以正常地借书。当时我父母有两个借书证，他们没有时间借书，我刚开始读书识字，正处于对文字比较渴求的时候。在搬家之前，我喜欢看小人书。搬到那以后，我很有兴趣到那里借书，慢慢对小说类的东西感兴趣。
小学四五年级，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读中国古典书籍。那时是文革的前期，老师自顾不暇，都是自己找书，或者朋友、同学推荐。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10岁，他很喜欢文学，他会推荐我看一些书。最早产生影响的是《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里面，有些是比较简单的，给我很深的印象。每首诗后面也有注释，我一边看一边翻字典。小时候很时兴翻字典。我很喜欢读字典和成语词典，当小说书读。后来读小说，也是半懂不懂，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要去认字，遇到一些生词生字，看字典，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初中到高中，比较集中地读一些禁书。
1966年之后，说起来你们不知道，叫“停课闹革命”。学校不上课了，老师有些被批斗，有些是黑线人物，所以他们自身难保。那段时间是我读书最多的时间，自己到图书馆借书来看。因为没事干，也不上课了。很快图书馆关闭，不让借书，书都是毒草。但是同学之间会互相借书，提供书。那时，书很难找到，一本书很珍贵。读书对我来说，是历险。特别不容易找到，就特别盼望去找，找到之后，还有别的人等着看那本书，时间很珍贵，所以就要急着读完，有时没看完，就被别人拿走了。所以，一旦借到一本书，总是很认真地去读，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从中学到高中，基本上处于这样的状态。
文革进入后期，很多书都没有，因为社会的所有功能都停止了，出版社不出版书。地下流传一些文革前的出版物和民间流传的一些版本。读这些书，是读禁书的状态，这是一种禁忌。在文革期间不能读这种书，那是封资修，是毒草，但实际上，反而构成一种张力。你特别想要去读，就跟现在想要用翻墙软件去翻墙一样。
我记得那会儿读《红楼梦》，很犯忌，只能偷偷地读。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把书放在抽屉里面，把抽屉打开一点点，表面上看不大出来，悄悄看。老师发现了，要来把这书收了，但是这本书是借来的，我很紧张。老师来收书我就跑了。老师在后面追，我在前面跑，书是借别人的，不能被收走，怎么办，只能乱跑。老师一直很执着地在后面追，我一急了，跑进女厕所去了。老师是男的，40多岁。
后来我想老师也不一定是要收缴我的书，没准他自己也想看，但是都不知道。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就觉得很害怕。有点偷吃禁果的感觉，同时形成一种张力，对这本书很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看，每一次读都非常不一样。
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四大名著，但当时并不容易借到。如果是借到一本，很不容易了，最后如果四大名著你都读过，那在同学眼睛里面你就很牛了。大家都在流传这种说法，你就会对它很向往。《红楼梦》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很小，是在我学会认字没太久，小学4年级。我一边拿着字典翻，一边读，很多东西读不懂，但是因此认得了很多字。最早接触中国古典诗词，也是通过看字典看注释，带有研究性质的。而且是反复地读，因为不懂，就要反复地读。
中学的时候，第二次读《红楼梦》，这书肯定是我这辈子读得最多的书。那是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红楼梦》里描述的全部生活，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古代的世界，跟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对我构成很大的吸引力。它描述的很精致的生活，恰恰是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所要唾弃的。书里面，有大量的关于清朝贵族生活很细致的描述，所有这些，跟你的现实生活完全离得很远。但让你有很大的想象，所以会反复地读里面的东西，去咀嚼。比如里面有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红楼梦》里有很多中国古典文学的样式，包括诗词、联句、集诗、酒令、词牌，有很多层次，可以反复去读，每一个层次都值得再去读一遍。
这就是我那一代人的读书的过程，精神生活很匮乏。
我是成都本地人，小时候在成都，不像北岛和朦胧诗派的诗人们，大都在北京，他们比较早接触国外的现代文学，比如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或者通过内部资料读到当代的东西。我那时候完全读不到现当代文学。我上小学，已经文革了，非常封闭了，也不会再有新的出版物，能读到的是过去民间流传的东西。所以读得特别多的，都是中国古典的文学，包括口头文学，戏曲，评书，比如《隋唐演义》和《三侠五义》，公案小说。
成都诗人跟北方诗人的写作不太一样。你要仔细去分析，比如柏桦、张枣、钟鸣，包括四川的“整体主义”、“莽汉主义”。如果你仔细去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比较多地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这跟“朦胧诗”的诗人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朦胧诗”的诗人你仔细看，比较多地受西方当代诗歌或者受俄罗斯诗歌的影响。我觉得这有一个地域性的政治背景在里面，跟阅读的资源和环境，也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我们根本读不到国外的现代文学，最多能读到解放前出版的一些18、19世纪的西方经典小说。
1974年，我高中毕业，下乡待了两年。下乡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空白。到了农村之后，更没有书可看了。我带了几本书下去都被我翻烂了。一本是《三侠五义》，还有一本是《牛虻》，还有一本《唐诗举要》最经看，因为是文言。现在的人不可想象，有些书已断成两截，上半页和下半页一页一页地拼凑起来看，有些书，开头和结尾已经被翻烂了，只能从中间开始看。甚至看完了都不知书名。
应该说，古典诗词对我开始写作影响很大。比如我读《红楼梦》，我会抄它里面的诗。我那会儿抄了一本，全是《红楼梦》里面的诗词。《唐诗三百首》也抄过很多。因为是借来看的，所以你赶紧把里面精华的部分抄下来，抄成一本一本的。通过抄，增加了记忆，也增加了对诗词的了解。所以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开始模仿古体诗。很有兴趣，觉得古典诗词有一点点像游戏，有固定的格律、限制、对偶，你会很有兴趣不断地去写作、推敲，达到比较完美的状态。这是我最早开始写诗的一个起因。
前一段时间我还在翻我以前写的本子。1978年，我跟同学一起去峨眉山，回来写了一首骈体文，叫《峨眉山赋》。上个月我拿出来读，现在还认为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尽量严格按照赋的格式写成的，前面是四六句，后面还附一首诗。哈哈。实际上，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只是那时候是模仿性质，相当于艺术家刚开始要临摹名画一样。
文革结束后，西城区图书馆有一天处理旧书。我一直不知道图书馆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书处理掉，可能没地方放了？反正就在我们家隔壁，没多远。我从小有点点收藏的意识，看那些书很便宜，按堆卖，两三块钱就买回一大堆。后来，因为家里的房子太小，我收藏的旧书被我哥扔了。要是不扔，还是一大笔财富呢。当时收回来的书里面，有很多新诗作者的诗集，我就开始读一些新诗。没有国外的，大概是戴望舒，徐志摩，郭小川这些诗人的诗集。我比较喜欢戴望舒，也有点喜欢李金发，李金发很晦涩。我因为年轻，对自己不懂的东西，倍感兴趣。他越是写得晦涩，越喜欢。
1978年，文革结束后，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世界名著，新华书店开始卖。当时我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上学，听说成都的沙河新华书店，第二天要卖世界名著了，一大早就去排队。那天，新华书店人山人海，特别长的队，都见不着尾。想想禁书禁了10年，10年是一个空白。我们没有书可看，突然一下，世界名著来了。什么感觉？不光是我们，来的人更多的还是“老三届”。他们文革之前正要进入大学，以他们为主。他们在最青春年华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书可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空白。我那会还比较年轻，也在排队的队列之中。
出版自由以后我才能够读到现代的东西。比如西方的现代文学（还不是当代的），我在八十年代才读到。当时有些翻译的作品进来，但不是太多，是零零碎碎的个人的翻译，81年开始有很多现代文学翻译过来，重新出版。我记得漓江出版社翻译得挺多的，在全国都很有名。他们出版现代文学书，有很多诺贝尔奖的作品也翻译过来。这样才开始读到很多现代诗歌。
最早的现代诗歌我读的都是手抄本，都是别人抄在本子上的，借来看，看了抄。我那会，抄了两大本。叶芝，圣琼·佩斯，艾略特，最早都是从手抄本上读到的。
那时，肯定受现代文学的影响。手抄现代诗的过程，回想起来，跟我小时候手抄唐诗的过程是一样的。抄写的过程也是记忆、学习、临摹的过程。当我写《女人》时，已经读了很多现代诗，受到了一定影响。不仅仅是受某个人的影响，而是受到当时读到的所有现代诗歌作品的综合影响。所以整体上西方现代诗歌、中国古典诗歌都对我当时的写作产生了作用，多方面综合的影响。
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不只我，比如北岛他们可能最早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后来当出版开放，大量的西方现代文学涌进来之后，他们也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就像莫言的写作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一样。那时，成都和北京还是略有不一样：北京更早接触到国外当代的东西。所谓当代，不是像现代作品，已经成为经典，它是在生长中，是跟你同时代的作家的东西，他们可能已经能够接触到。但对成都诗人来说，当时还是不太可能读到。
1990年，我去美国。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白。一下子，我的文脉就断了。前面我讲了很多，尽管在最禁忌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还是能读到一些书，对我来说很重要。在美国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写作。在一个看不到方块字的地方，我的文脉和灵感，一下就消失了。跟现在的人出国不一样，我们那时候，中国大陆出国的人很少，国外华人的圈子，基本上是台湾的。你说读英文书，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太多英文的基础，不可能马上读懂英文书。
我住的地方，有一个社区图书馆，很大，所有语言的书都有，也有华语的书。我常常去。但基本上是台湾的繁体字版本。我看繁体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从小看繁体字，竖排版，我最早读的《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在社区图书馆，我又重新读到四大名著，我还是很有触动。当时觉得我在美国期间，可能只能重读四大名著了。压根儿没有现代文学方面的书。
我的阅读重新回到中国的古典作品。在美国，我又重读了一遍《红楼梦》。我这辈子不断地重读红楼梦，挺有意思的。而且在纽约，我还借到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录像带，边看书，边看电视剧。在国内我基本不看电视剧，到国外，这些东西构成了一种乡愁。我觉得电视剧也特别好看。
在美国重新读名著的时候，体会比小时候深很多。因为你的背景完全变了，在一个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国家，整个国家文化的结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样的背景下，你再来读四大名著或别的古典作品，你就有更多的体会。
我在美国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可能人也处于一种困惑吧，人生下一步怎么走，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写作就变成一个继续不下去的事。我当时想：我可能江郎才尽了，写不出来了。其实也写了两三首诗，完全没有感觉，写得很差，心沉不下来，也不太想怎么样继续写。
在美国，我开始看很多博物馆。去美国之前，我已经对西方的当代艺术了解很多，但没有看过原作。整个80年代，是中国人恶补西方文化的一个过程。我们读了很多书，看了他们很多信息，对西方特别了解。到西方以后，再看，也是觉得很好。但不是那种震撼的感觉，因为你已经有预期了。
但是，中国绘画对我，却等于是一次醍醐灌顶的洗礼。我在大都会博物馆，看了一个中国古典绘画的展览，基本上是宋画、元画。中国很多特别好的古典绘画，都在国外，对我的刺激也很大。小的时候，古典的东西全是禁区，都是毒草，古典绘画更是。所以对我们这一代，这些完全是空白。文革结束之后，也不可能坐飞机到北京，来看故宫博物馆。所以，我没有看到过很好的中国古典绘画。以前，真的没有对古典绘画那么有感觉。后来又去英国，看了大英博物馆，也看到中国古典绘画，每次都留下醍醐灌顶的震撼。当时国内的大环境是恶补西方文化，不会更多地去关注自身。因为好像总觉得我们对世界文化缺课了，没有想到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也缺课了。所以我当时震动还是蛮大的。
这些意识，对我的写作都是有影响的。不是马上就来的影响。我回国后，没有马上写到这些。中国古典的绘画也好，文学也好，都有非常独特的美学观，和西方的文化体系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我重新看待它，我从里面获得很多东西。
回国以后，自己感觉文脉又续上去了似的。很自然地，哎呀，突然一下特别想写作，内心涌动着许多灵感。很快，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有那一时期的新作，有很多是与我在美国期间的感受有关的，其中，有一些与中国戏曲有关的作品，都与一条影响我的传统文脉有关。
90年代，我的兴趣有点转变，开始喜欢看建筑和艺术。1991年，我在纽约第一次看到弗里达·卡罗的画册，就特别特别喜欢。觉得跟我写《女人》有相似的地方。我觉得诗歌和艺术是相同的东西，诗画同源。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一个是视觉的，一个是文字的。她的画有非常强烈的超现实的气质。对我是有影响的。
我那会儿也特别爱看建筑书。比如，法国的柯布西埃，日本的安藤忠雄，还有很多。后来诗歌写作中，我比较注重结构，我想是从建筑中来的。
80年代我爱写长诗，90年代末那段时间，写了一些短诗，很短。我过去不太爱写那么短的东西。这段时间，可能是我对过去写作的一种反思。当时，我特别喜欢一个建筑师，密斯·凡·德·罗，他曾说“少就是多”。那句话对我影响挺大的。我想尝试在诗歌里面，用“少就是多”的概念来写作。2002年，我的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就是那段时间写作方向转变的一些探索。我并不认为那段时间对诗歌的探索很成功。但至少，我希望写作能够有一些推进，把你的诗歌语言尽量往前推。
1998年，我开了白夜酒吧。开酒吧，对我影响很大。之前在家，在单位，都是很封闭的环境。加上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去应付外部世界，比较倾向于封闭。早期的写作，更多的是写自己的体会，内心的感受，以个人体验为主。酒吧是个公共空间，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都要接触。人家要来，你不能把人赶出去。在这里，我有各种各样的观察，眼光带有观察的特征。这个视角的改变，对我的写作有影响。我的写作视角，变成观察者的视角。我开始写一些与现实有关的东西。你平常在一个公共空间，涉及到公共话题，就会对社会现实有一些理解、感悟，所以，我后期的写作跟现实和社会关系紧密很多。
最近这些年，建筑看得比较少了，当代艺术，也没有最早那么感兴趣了。当然，也还在看，但不像过去那么密切关注。我这个人，从小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成了一个习惯。读书，完全是非功利性的，兴之所至。我不排斥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接收，都可以成为营养。从这一点出发，一切滋养，都能成为文脉，都成为写作的配料，主菜则一定是厚重多汁，又能回味的干货。最近我出版的长诗集《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就是这样的，要说到文脉，那就是从小在成都西城区图书馆就开始了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热爱，虽然在几十年之内，并没有觉得有实际用处，但是，一旦需要，它们就能转化内在的能量。
—— E N D ——
题图来源于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