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婧

6月的第一个周末，徐童在青岛开启了自己作品的“亚洲放映会”大陆首站。作为一位擅拍底层生活、对游民身份极其敏感的纪录片导演，他的出场也是颇有些生猛质感的。海军衫、棉衬衣、黑框眼镜、牛仔帽，这杂糅着斯文和野性的搭配竟让一些首次见他的观众产生了认知错觉。“那个穿着中式短衫，留着小胡子的就是徐导吧。”其实那是这次放映活动的策划人史磊。

在青岛的这两天，徐童从胶州湾的北边走到了南边，两场放映会，三部片子，他陪观众从头看到尾，总是最后离开会场的那个。而连续的满场和观众热切的反应，充分证明他的作品的确给这个商业城市带来了陌生化思考的可能，同时也让那些从农村胜利逃亡的记忆变得可堪回首起来。《算命》里的厉百程拖着风湿废掉的腿，拉着天生残障的老婆去卜别人的沧桑冷暖；八十多岁的老唐头一生倔强，儿女满堂最后却落得个独自守棺；还有二后生，把自己被仇人挖掉双眼的经历改编成了二人台曲子，一唱就是十几年...

所以在这无数个充斥着粗糙、漂泊、悲悯与原始生命张力的镜头背后，拿着机器的人是如何透过别人的故事来感自己的慨，通社会的情呢？这无法是一篇影评，大概更像是一段采访感悟吧。

对漂泊的痛感会促使人表达

徐童的代表作“游民三部曲”反映了底层小人物生活中，如影随形的动荡，而这种不安稳，也正是他在工作无着落时所熟悉的。所以当他在河北燕郊，以“游民”的身份撞进另一个“游民”厉百程的生活里时，对方闻到了相同的气味，这看似走运的遭遇式选题才有了个好开头，而此间信任也是我们隔着屏幕能够感觉到的。

梁文道曾说“知道什么事情无常，你才能稳定”。徐童把镜头锁定于底层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对漂泊的切肤之痛感同身受，迫切地想要表达。”而与被拍摄者同吃、同住、同行所换回的默契，更令他能够从容地交代出那些陌生化的生活。社会金字塔的庞大底座亟待生存状态上的改变，“粗鄙的社会结构造成了粗鄙的人性”，而看见正是改变的开始。尽管这些记录的影像尚无法完全脱离作者本人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但它试图奔走呼号，引发社会思考的实践正是纪录片的责任所在——用镜头对这个世界无止尽地观照。

透过别人的生活追问自己

纪录片导演们试图通过现实影像传达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他们是提问者，观众是回答者，但何尝不亦是在自问自答。

60年代生人的徐童，学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80年代。那时西方思潮潜移默化的势头颇为凶猛，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被塑造出了古代的侠之风骨，即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怀有发自内心的道义与责任。因此徐童现在所做的纪录片，也可称得上是他道义情怀的集中释放。

虽然镜头直面的多是惨淡的现实，但徐童却表示自己从中获取到了野草般的生命力。他坦承顺着人物而自然产生的影像，矫正了自己那些知识分子的认知，也磨平了小资的棱角。“生活太强大了，谁能牵着它走呢？”也许正如尹丽川所说的那样，“对生命的认识，靠聪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厉百程为生存所行的 “小奸小恶”，那通透的一句“没乐趣就不活着也太无情了”，才能让徐童放手对底层人物生存哲学的质询。因为“活着就是生活的本来意义”。

文化论产业就养不出大师

作为独立纪录片的拍摄者，徐童对目前的国内电影市场还是略有些敬而远之的感觉，尽管他写的小说《珍宝岛》已经被不少影视公司打起了主意。“无论剧情片的故事如何设计，它所要体现的人类基本情感都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但现在这点无法被保证。”他直言自己更看重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文献功能，它能够为历史背书，能够传递力量。而堪称典型的二战纪录片，甚至比许多战争电影还要耐看。“我觉得导演专业非常有必要开纪录片课，它可以帮助学生养成基本的拍摄视角和人物关系，去做一种内在化的、代入感强的表达。”

但同时他也思考，纪录片导演过于习惯拍熟悉的场景，把真实性作为最高的拍摄考量指标，有时也可能会造成视野的局限。比如在没有足够了解相应的文化背景之前，他们某些主观化的镜头表现，或许会引发观众的质疑。

而当谈及目前较热的“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时，徐童表示自己不太认同此说法。他认为过度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正是导致电影创作缺乏内涵的重要原因，再加之文化滑坡带来的观众群体价值观、审美需求的差异化加剧，电影市场陷入了快餐消费的恶性循环。这个现状想要改变，需要综合的文化养成与恢复，“产业一下是不会出现大师的”。

徐童简介

1965年生于北京。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

纪录片作品《麦收》、《算命》、《老唐头》，合称“游民三部曲”；之后相继完成纪录片《四哥》、《挖眼睛》。多次参加国内外电影节、影展并获奖。 2011年《东方早报》授予“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同时还有小说作品《珍宝岛》，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出版。现在正在制作的纪录片《赤脚医生》，将于年底成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