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杨绛去世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一话题持续引发热议，不少学者参与其中，申明立场。罗志田对此也很关注，“有些人说，像钱钟书与杨绛这样的读书人，是不是有义务对社会的各种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有人说，他们有权利保持沉默。”那么，知识分子有没有这种权利或义务？在后天下时代，知识人在学术与社会间的角色定位有什么样的困境？

6月16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就“后天下时代的学术与社会”展开演讲，探讨读书人社会责任的时代变化与现实处境。

根据近代以来“天下”所发生的复杂变化，罗志田提出了“后天下时代”这一概念。古人认知的人类世界，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天下的范围很广阔，“是无限扩张的人类社会”。而近代之后，罗志田说，“天下出现了大的变化，在外部看，变成了世界、中国等种种概念的划分。从内部看，天下也发生了转化。原来的天下没有现在常用的国家、社会这些概念。即使有，这些字的含义也不一样。对于心怀天下的人而言，这是很痛苦的。”“后天下时代”由此产生。

“后天下时代”的出现，让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天下士到知识人

“以前的读书人，从理想层面而言，永远都是天下士。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罗志田认为，过去大部分人都读经书，而经书并不是为某个地方、区域所写的，其中蕴含的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因此，读这样的书自然不会有局限于具体区域的思考，而是理解整个世界。

而天下士理解世界的方式也主要是借助阅读。罗志田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为反例，在研究殖民地时，安德森认为西方国家是通过交通的变化来理解世界。而在中国，“而我们从来都是靠阅读，天下士不怎么凭借物质上的沟通方式就能想象世界。”罗志田说。

到了近代，读书人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化。“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到以知识为目的的学人。”

罗志田不太习惯“知识分子”这个惯常说法，他觉得“分子”这个称谓不太友善。他更喜欢称这个群体为“知识人”。然而无论是知识分子、知识人还是知识阶级，种种称谓都能看出近代以来读书人的一个根本转变——知识变得重要。

“过去，知识并不是读书人要追求的。人们要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有治学，但本身是为了理解当下，是闻道进程中第一层次的追求。”到了近代，随着科举制取消，新学堂的办理，读书人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知识也成了读书群体的名称与追求。“比如大学里都说老师教学生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现在大家也不闻道了，闻道和天下一起慢慢消失了。”

学人渐渐产生，他们的特点是“专”家，对单独的领域十分精通。在过去，“人们强调君子不器，不要学单独的知识。天下士都避免专于某一门，很多学律法、税法的都去做师爷了，在当时是不入流的，不参加科举。”而现在，“如果你没有单独的知识，人们就觉得你不是专家。”

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西方理想型的知识分子要站在政府或社会的对立面，责任是指出问题，加以批评。“而中国过去读书人的角色和西方知识分子类似，但比那个还要高”，罗志田说，“一方面，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人可以选择像清朝的李光地那样歌颂盛世；另一方面，读书人还可以在社会之上或社会之外指引批评政治，甚至可以参与政治。”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士随时都做好了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游走换位的准备。“这样的士不要专门的知识，后来只要会写八股文就可以。曾国藩就是这样的士，他主要是靠八股文，他的知识都是考科举、进翰林院的时候恶补的。”

此外，对天下士与知识人来说，目光长远与否也是很大的不同之处。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过去，“远虑”的任务交给了天下士，士人有责任做出长远的思考。而后来，“知识分子变成专业的知识分子，你要出成果，出不了成果你就什么也不是。因此现在读书人变得不必思考长远的问题，你需要思考目前的问题”，罗志田说。

读书人的两难

天下士既参与天下，也做出批评。在不分“国家”与“社会”的天下时代，他们“澄清天下”，在政治堕落、社会不妙之际发表见解，促使作出社会；同时也注重修身，从而影响周围的平民百姓。“这才叫以天下为己任，到后来情况都改变了。”罗志田说。

天下士随时做好融入社会的准备，“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如胡适曾说：“读书人应该当裁判，如果社会走上轨道，那么不妨先当裁判，后当运动员。”而现在的知识人却不然。罗志田提出了一种知识上的“国进民退”概念，过去是小国，国家并非掌管一切，很多事都是民间自己承担。但是自近代以来，社会机构、组织变得精细，而民众的能力却变差了。志愿者服务、赈灾……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组织便完全一团乱麻。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号称20年不谈政治，蔡元培提出“为学术而学术，专家就是专家”。罗志田认为，这等于“把政治拱手让给了肉食者，成了一个没有批评的政治。”。他援引吴鼎昌的一句话，“社会风气不好在于每一个人表现的不够好，这个责任就是读书人的责任。”罗志田说，“你不去议论社会问题，不去引导。君子都不出来引导那么就剩小人了。”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新读书人面临着两难：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有责任参与政治、引导社会。读书人到底该不该引导社会？有人觉得不应该，罗志田以陈寅恪为例。在哀悼王国维的诗里，陈寅恪写道“吾侪所学关天意”。他认为斯文很重要，文化发展和民族社会兴亡衰弱有直接关系，因而将文化传承看做人生使命。

而想融入社会的人，又担忧这是否意味着“与肉食者谋”，这个时代“‘学人’和社会的关系很难处理”。“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学术很可能被社会改化了，一些不适宜的风气被带了进来。”罗志田说，最浅显的例子是很多大学老师被称为“老板”。再深一步是读书人如何表达公共关怀。“你今天看到一个学者说自己专业的事情，过段时间你发现他讨论所有专业的事情，但他未必精通于此”。罗志田说，“社会总是需要学者来说所有的事，期望学者说些话，但是学者究竟应该怎么说、怎么做，还未达成共识”。

“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最好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他说。

他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视为文德与民德的关系。“文德上去了，民德才有提高的基础。如果民德不好，文德的提高便是无源之水；如果文德不提升，民德也无所适从。”

罗志田说，“傅斯年说过，‘如果老百姓不学术，那么民德堕落’，大学要提高学术水平，激发普通人对学术的爱好，提升民德。蔡元培也认为，大学不培养专门知识人，应该培养文化中心。” 在他看来，很多地方都没有很好的文化中心，而将大学建设成一个地区的综合文化中心对带动发展而言大有裨益。他以深圳为反面例子：“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深圳精神’的提法，可深圳大学连有的重要人文科目都没有。几个有钱的老师做了生意，发了财，就呼吁让大家都发财。把发财变成整个社会的第一追求，这是很悲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