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在《说故事的人》中认为旧时代说故事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泛海通商游历四方的水手，另一种是安居耕种的农户，“人们把讲故事的人想象成远方来客，但对家居者的故事同样乐于倾听。”但是这种划分只不过是大致的分类，两种类型的人会相互渗透和交融，“安居本土的工匠师和漂游四方的匠人在同一屋顶下合作，而每个师傅在本乡镇安家落户之前也都当过浪迹四方的匠人。”

中国说故事的传统，从唐代“说话”“俗讲”、宋代“话本”演变为明清白话小说、弹词、鼓书，如今最会讲故事的人，会是小说作者吗？

2015年10月台湾文讯杂志社主办的“小说引力：华文互联平台”，在台湾、上海、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六个地区，由作家、学者、编辑分别以票选、讨论推荐的方式产生“2001-2015年华文长篇小说20部”，入选的有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吴明益的《单车失窃记》，路内的《花街往事》，陈玉慧的《海神家族》，陈冠中的《建丰二年》等。2016年6月“小说引力”邀请入选作家在上海和台湾分别举办小说家交流座谈会，主题是“故事、生活经验与创作”。

骆以军：偷故事的人有恶魔的记忆

骆以军，曾任出版社编辑，现为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讲师，著有长篇《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

出席复旦大学的座谈时，他穿着T恤，戴一副黑框眼镜，衬得面色黝黑，看起来像个透着苍莽之气的西部大汉。他说自己是经验匮乏者，自己没有什么故事，因此成了一个偷故事的人。

十五年前，他正在写长篇家族小说《月球姓氏》，其中一章叫做“梦里寻梦”，是关于妻子的家族故事。他的妻子是澎湖人，在大陆避谈鬼神的时候，那里仍浸淫于小鬼、巫蛊之类巫术文明，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令人惊奇的“巫鬼之术”。

“妻子的外婆过世以后，大舅和三舅因为争夺遗产而发生纠葛，大舅养小鬼到三舅梦中揍三舅，每天一到黄昏之时，大舅就会释放出小鬼，让他们从地面飞旋而上，戳破纸窗，钻入三舅的最隐秘的梦中。可怕的是，每到三舅入睡之前，他都会哭泣着喊：他们要打我，他们要打我。三舅醒来之后，也像被人打了一样，身上全是淤青。三舅妈也疯了，被锁在顶楼。有十年的光景，三舅的岳母会煮一种药草，每天会给三舅擦拭身体，企盼这样的话梦里会耐打一点。这样亲密的身体行为让邻居谣传这家有不伦之事，由于三舅身体的衰弱、三舅妈精神的崩溃还有不伦的谣言盛行，大舅的计谋得逞，三舅一家由此衰败下去。”

当时，联合报主编联系到骆以军邀请他参加年轻作家专题，骆以军正好有这篇“梦里寻梦”适合发表，又觉得澎湖人，妻子的三舅一家，应该不会看到《联合报》，就提供了这段故事。巧的是，三舅正好从澎湖监狱到台湾的桃园监狱来，从同乡狱卒手中看到《联合报》副刊。因为三舅不能分辨社会新闻和小说故事，对骆以军在报纸上讲述他“养小鬼”还有“岳母女婿不伦之事”非常生气，电话打给骆以军岳母，痛斥“你女婿是个狗仔，乱写人家的事。”骆以军也害怕自己触犯澎湖人的族规，会被切手指、下跪之类的。

就在这时，骆以军妻子的表弟，也就是三舅的大儿子，一个警官，打电话过来与她长聊，说，姐夫的故事，我看了三四十遍，这个故事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年，包括八九点时爸爸如何哭，妈妈怎么被关在顶楼，还有阿嬷熬的草药味道慢慢弥漫，家中暗淡的氛围全都回来了，只是有的事实差别让我不能分辨到底他说的是真的，还是我回忆的是真的。比如姐夫写阿嬷被我从二楼丢下来的冷冻猪心砸在胸口死了，但我记得，不是我杀死的阿嬷吧？她是慢慢老去然后死掉的吧。

这是第一位读他单篇作品频次最高、解读最深入、影响最久远的读者，对他来说，表弟的“赞美”超出后来所有评论家的分析与评价。在他三十出头穷困潦倒之时，让他看到写小说的希望。因为表弟的话，让他明白，如果写小说的人是偷故事的人，偷故事的人反过来影响了发生故事的人本身，这已经不再是故事。而是“如同聚斯金德的《香水》，主人公葛奴乙由死去少女中萃取出的香水使无数人为之迷狂，这是恶魔的记忆。”   

吴明益：写小说要先把故事讲出来

吴明益，现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著有长篇小说《复眼人》《单车失窃记》，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散文集《迷蝶志》等。

他面庞儒雅，语调温和，说起故事来节奏极好，悬念笑料一一展开，在衡山·和集的讲话，是他在大陆第一次与读者的见面会。

吴明益的小说是先讲出来的。《天桥上的魔术师》就是他上课时一个礼拜讲一个故事的合集，在此之前他都不知道这些故事具体如何发展；长篇小说《复眼人》中的部分故事也是先讲在课堂上的，学生是第一批听众；故事讲出来后，他再在暑假再将其转换成文字。

这次也是，吴明益说了两个故事，可能不久后就会变成文字。

第一个故事是他在旅途中碰到的。他在教创作课时经常带学生外出，有次走到花莲一条小溪的尽头，突然天降大雨，他担心危险，于是让学生们停止前行。正在此时发现一排日占时期的将军府老房子，里面陈列着一个观者寥寥的中年妇女画展，所画的都是贫乏无聊的佛像。吴明益与这个中年妇女聊天，隐约能判断出她当年风姿卓绝。雨停之后，因为实在没人来看她的画，中年妇女盛情挽留他，讲起自己的经历：她曾做过三十几份工作，还开过酒家。

1970年时，她在花莲的和平——如今东干线上不到五百人的荒凉小镇——开了一座四层楼的酒家，最多时有三十几个小姐，她们当中有太鲁阁人、柬埔寨人、日本人还有花莲山地人。吴明益觉得惊讶，那么一个小镇，那么多小姐，生意会好吗？妇女说，和平小镇的兴起是由于当时台湾政策的变化，将水泥工业从高雄转向花莲，因此和平聚集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工程师还有数千位挖矿工人。吴明益想到，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结局，这是老天送给他的长篇吗？要写这个故事，他必须研究花莲东部矿产开采史；他必须变身三十几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小姐。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这个戴着一颗金牙的中年妇女在溪的尽头做佛像展开始。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大哥的。他们家七个小孩，小时候在家养过老鹰，短篇集《天桥的魔术师》里就有楼顶放老鹰的故事。那其实不是他们童年的唯一一只鹰，另外一只鹰的故事发生在台北的永乐市场，就是电影《超体》里出现的陈旧市场。

高中时的大哥和伙伴们闲来无事逛永乐市场，发现那里卖小老虎，他们非常想买一只养在自家庭院里。但是一只小老虎卖两万台币，钱从何而来？大哥和几个伙伴约定在一年之间，各自打工，分别赚三千块。一年后，他们终于用各种方式攒齐了钱可以买老虎的时候，小老虎已经变成了大老虎，买不回来了。大哥只好用三千块买了一只老鹰。

1970年代末台湾有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华西街上公开宰杀了一只老虎，这也是台湾公开宰杀的最后一只老虎。吴明益说，这是令人羞愧的消息，也代表着某个时代的过去。

吴明益想到，这只老虎，可能就是当年哥哥想买的小老虎吧。这个故事从哪里写起？就从七个少年打算买老虎开始，一年中，他们如何因为工作和买老虎的梦想在繁华的1970年代的台北长成大人。至于这个故事的真假，以及老虎是不是那一只，并不重要。

当然，吴明益的小说创作不是“说出来”就完成了，还要精于研究，他欣赏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研究式”的写作方式：能够融入多样的、不可能想象的别人的生活。在《睡眠的航线》里他读历史，去日本，探访到三岛由纪夫当伙房兵就是在他父亲所在的部队，从而将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魔幻地交迭；在《复眼人》里，他借了很多人类学的观点来创建他的热带岛屿，创造岛屿的语言、求爱方式与世界观；在创作《单车失窃记》时他收藏研究古董单车，拥有15辆老单车，还跟修车师傅学会了单车语言，甚至台湾历史博物馆现在做历史单车展览，都要问他借几台；借由这些小说，他建立起过去并不关心的知识体系。在上创作课时，他会让同学们多多观察研究，比如写一个钓鱼者，就要了解他用几号线，怎么钓鱼；写越南新娘，就要知道她每周花多少台币打电话回越南。

路内，兴高采烈地讲述失望的时代

路内著有长篇小说“追随三部曲”、《花街往事》《慈悲》等；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少年巴比伦》已出全球英文版，并被改编为电影。

他看起来不太像宣传照片上的样子，金丝眼镜，利落的短发，这身打扮更贴近广告人的身份，大概跟他最近转型做导演有关。

路内写作的重心在于他的个人经验。他从1992年到1995年在苏州的糖精厂做工人，那里的生活充满“魔幻和荒诞”的气质，“如果在家烧菜不放糖，让我走过去抖抖头发就可以。离很远，就能感到嘴唇是甜的”。他把这三年的时光掰开了写，让自己的个人经验呈现为小说。但这种呈现的真实性往往与评论界的看法有所偏差，“当我说，我写的全是真的，他们说你有所夸张。当我说，我写的都是假的，他们说，你写的反映了那个时代。”

他讲的故事来自《花街往事》，关于家族经验，“是用兴高采烈的手法讲述一段非常失望的时代。”

第一个故事是父辈们在1967年的“武斗”。“对于父亲七个兄弟姐妹来说，到老了在桌上谈论的，是最让他们开心的1967年的夏天，在他们眼中，这根本不是历史描述的民族悲剧或者政治灾难。那个夏天，他们可以用硫酸融掉一座楼，英勇的四叔还把校长的腿打断了。四叔和女同学去学校的图书馆偷书，从墙缝里挖到砌进去的清朝印的《线装本石头记》。四叔和女同学分上下册各自带走，四叔回家看完了上册，还想找有下册的女同学交换时，才发现那个女同学已经在护城河边被流弹打死了。四叔大概很喜欢那个女同学，他坐在河边重机枪边上，对河对岸打了一夏天的重机枪，根本打中不了谁，他只是想发泄一下。他们从来都兴高采烈，他们不是恶人，也不觉得自己作了恶，他们仍然生活在我们身边。”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会跳舞的父亲。“父亲很早就在百乐门学会了跳舞，但是国家在1957年禁止跳舞，父亲也不敢透露自己会跳舞。直到80年代，国家开放跳舞，但已经没人会跳舞了，工会俱乐部问谁会跳舞，只有父亲会，因此他就开始教别人跳舞，学会的人再去教别人跳舞，影响到更多的人，因此跟父亲学跳舞的人，大概足有五六千人。但是1987年前是不允许有营业舞厅的，跳舞时男的和女的要保持一肘的距离，太近了就是黄色舞蹈，太远了却是做早操，所以女性都穿着马海毛毛衣跳舞，因为这样无法测量距离。父亲去人家家里跳舞，当时这叫黑灯舞，是违法的。有天警察来抓人，父亲逃走了，举办舞会的人却被抓走了。两个月后，国家开放跳舞了，但那个人还要等刑满再释放，因为他是在还有禁令的时候犯的事。”

 “经验有时不可说，小说家某种程度上总是保持沉默，因为讲的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叙事人的经验，叙事人总是挡在小说家前面，小说家总是患有莫名其妙的失语症。”路内用叙事学的观点把叙事人和小说作者的身份区分开来，像是在故意割裂他的经验与他所说的故事的关系，虽然个人经验和家族经验提供给他故事的基本素材，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是沉默的。

“说这都是我们家发生的故事是很low的，这么说这个小说家就要完蛋。所以我有时说这都是我们家的事，有时说，有的也是我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