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和中国所有重工业城市一样，这里显得沉闷、单调，松汀原来是最大的钢铁厂之一。此前，它陷入了停产，厂里很多工人已经数月没拿到工资并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不过就在最近，沉默被打破，松汀起死回生了。

这是《纽约时报》在6月20日报道中的一段描述，该报道对中国去产能推进的效果提出了质疑。

报道称，不只是松汀，上海宝山钢铁在广东启动了最先进的钢铁厂，一度停业的河北中小钢厂也在都陆续复产。去年，中国永久关闭的钢铁厂不及整体钢铁产能的2%。同一时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

对于外国媒体的疑问，《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2日作出了回应。“化解过剩产能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中国去产能会全面综合考虑市场自身规律、新旧经济动力交接与社会民生保障等诸多因素，不可能仅仅以压减多少产能、倒闭多少企业作为简单的衡量标准。”

一来一回的交锋给去产能和复产潮中摇摆前行的钢铁行业披上了一层不散的阴云。中国的去产能真的很缓慢吗，下一步又该如何加快推进？

从公开数据开看，尽管官方在不断强调其重要性，但钢铁行业的去产能确实出现了“倒流”。

今年4月，中国钢铁日均产量达到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2月以来每周的高炉个数开工率和容积开工率一直呈现环比上升。

中钢网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份第三周，复产高炉个数已达108个，日均产量为29.05吨，年化产能达1.06亿吨，占年初停产产能的67%。

来自环保部门的消息也对于此轮的复产潮提供了印证。

4月28日，环保部约谈重启，对象是山西省长治市、安徽省安庆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商丘市、陕西省咸阳市5个地市政府，约谈的原因在于2016年一季度，上述地区空气质量明显恶化，大气主要污染物浓度不降反升。

利益的驱使或是让钢企重新“点火”的原因之一。

2015年12月，钢厂开工率仅为76%，盈利者更是寥寥无几。大量钢企债务缠身，不得不熄火停工。而去年12月中旬以来，国内市场钢材价格开始步入回升通道。

根据卓创资讯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钢材价格从2015年11月底到今年4月底，实现了快速上涨，期货最大涨幅高达1159元/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界面新闻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钢价的快速回升是推动钢铁企业再次复产的关键因素。

《人民日报（海外版）》援引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的分析称，转型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发力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政府“稳增长”的逆周期调控手段，而这将带动国内相当数量钢铁、水泥、玻璃等过剩产能的需求。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看来，之前房地产的大面积开工和基建投资确实在供需基本面上为钢铁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但他指出，去产能难以推进，关键原因是其戳中了地方政府的“痛点”。

他在采访中对界面新闻说：“根据官方的统计，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可能会导致180万人的下岗分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妥善的安置这些人是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据公开信息，松汀雇佣了大约6000名员工，是唐山规模较大的私有钢铁厂之一。自2015年初，员工就开始无法规律地拿到薪水。那一年的部分时间，该厂的一部分设备停产，管理层开始裁员。

“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工人透露，一些员工开始讨要薪水。当时松汀欠了他们大概六个月的工资。”《纽约时报》称。

中国大多数国有钢铁厂的职工动辄上万人，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公布若干文件，包括“释放”1000亿元来处理去产能可能导致的失业问题，但效果仍然以待观察。在某些地区，甚至存在地方政府和中央决策层对政策解读和执行中的差异。

据路透社报道，4月下旬，钢铁大省河北，该省发改委副主任宋立民在被问及如何安置分流下岗员工和处置僵尸企业时就表示，中央正在研究处置僵尸企业的政策，河北也正在摸底，等中央政策出台后再结合河北情况出台政策。

时隔不久，环保部网站消息，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北省反馈情况称，河北省环境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违法违规上马项目问题突出，部分重点工作推进不严不实。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曾湘泉看来，如果一个企业一次性裁员成千上万人，这些职工涌到社会上之后议价的能力就会下降，必然会形成收入和心理的落差。

曾湘泉表示，政府应出台有效的就业服务措施，如加大就业市场硬件和软件的建设投入、启动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工程、制定困难企业和员工再就业优惠的税收政策等。他将这一过程称为风险的“释放”。

“很多条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企业都在观望状态中，尽管他们都清楚去产能会对中国经济产能积极影响，但谁都不愿意先看着 ‘刀’架到自己脖子上”。白明说。

从高层近段时间的动作和表态可以看出，去产能的推进或许会进入一个更加严格的阶段。

4月21日，一行三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特别提出，对钢铁、煤炭行业的信贷需求，金融机构应坚持区别对待，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

此外，发改委等部门也正就煤炭去产能”征求意见，主要涉及调减工作日、暂停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引导僵尸企业退出、推进煤电一体化、鼓励国有资产证券化等六大措施。

在行业内的专家看来，在推动去产能之前首先要厘清基本概念，在去产能进行的同时则需要中央在政策上进行纠错和护航。

聂日明表示，外界现在普遍强调的去产能还存在一些模糊性，产能过剩的行业中，有好的利润为正的产能，也有利润为负、长期靠政府补贴的坏产能，所谓的去产能，应该是去“坏”的产能，而不是去“小”的、“民营”的产能。

“对于有严重外部性的落后产能，如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政府应该订出一条环保标准，合格的放行，不合格的关闭，而不是简单的并购重组。”聂日明说。

他同时指出，长期以来造成“僵尸企业”退出困难的原因是来自政府的天量信贷，这些贷款不断为产能过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托底”。

央行公布的2015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1.72万亿元，同比增多1.81万亿元；2015年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较2014年末回落2.4个百分点，但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

“信贷应该更加遵循市场的逻辑，而不是政府拍脑袋决定的，如果再进行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对地方政府，甚至中国的金融系统产生重大影响。”聂日明指出。

中欧陆家嘴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刘胜军则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去产能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各种债券人、债务人的利益关系。如果将这些问题都按照法律的途径得到妥善解决，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但是如果政府的力量过多地介入，就会破坏市场的原则，这本身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兼顾到。”他说。

他在采访中建议，中央政府要将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明细化，打消官员在推动去产能过程中的顾虑和心理包袱。其次，对于官员所担心的社会稳定问题、不良资产等这些问题，应该提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可操作办法，让他们能够放开手脚去推动去产能。

“去产能的任务拖得越久，付出的制度成本就越大，这也是高层最近频繁表态说要对产能过剩问题下狠手的原因”刘胜军对界面新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