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邵琬云（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地理学助理教授，从事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研究）
就在俄乌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目光之际，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二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II）的第六次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跟去年8月发布的第一工作小组（Working Group I）专门关于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做出的评估报告不同，这次报告的评估重点放在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社会的脆弱性，以及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上。
如果说去年的报告是给全人类的“红色预警”（code red），那么按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话，“这次报告是汇集了人类苦难的地图集 （an atlas of human suffering），也是痛诉气候领袖缺失的起诉书(a damning indictment of failed climate leadership)。”
这次报告由来自全球67个国家270名科学家历时四年共同参与完成。可以想见，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新冠病毒传播引起的公共健康危机对科学家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报告的结论和预测是基于几千篇学术论文做出的。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我解释了IPCC的六次报告所呈现出来的语言越来越确定性（例如“毋庸置疑”）、感情色彩越来越强烈（例如“空前”、“不可逆转”）的趋势，除了跟气候科学模型不断精化有关，也是近年来各地人们经历频发的气候灾害的产物。这次报告指出，世界每一个角落，从自然生态、人类生活到基础设施无一例外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气候变化无处不在的、极其危险的影响会越发明显。
这些影响在各大洲呈现方式有所不同。例如，气温不断上升会导致整个亚洲遭遇更多的热浪，同时也会使本来就干旱和半干旱的西亚地区更加缺水。而降水模式的改变会让位于季风区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地区洪水频发。在北美州，海平面上升、频发的飓风对人口密度大的海岸区造成巨大的威胁。在欧洲，气候变化会带来四大风险：高温刺激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高温和干旱下粮食产量降低、南欧地区会出现严重缺水、海平面上升和洪水频发。总之，这些气候上的变化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对人类生活、生存，乃至文明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去年夏季，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浪夺走了几百人的生命，发生在德国的洪水对受灾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些不断升级的气候灾害让发达国家的人们感受到气候变化不再是空间上、时间上遥远的抽象概念。尽管气候变化本身无法识别富国和穷国，但是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会决定其社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大不相同。可以说，在气候变化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居住在非洲和亚洲贫困地区的大量人口会面临食物供应不足、基础设施落无法保证安全的风险。居住在太平洋的诸多岛国会因为海平面的不断上升而逐渐消失，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何去何从？人类历史上，几次人口大规模迁徙都难以避免流血和冲突。
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会在本来就不稳定的区域激化冲突，冲突有可能进而升级到战争。比如，有一些学者认为，叙利亚内战的导火索便是始于2006年的干旱。这次长达六年（2006-2011）的极端干旱，迫使粮食产量下降，农民被迫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而导致失业率攀升，这些食物供给不足和经济不稳定因素都是内战爆发的发酵剂。叙利亚内战也引发了大规模难民迁徙。难民大量涌入叙利亚临国以及欧盟成员国让这些国家成为叙利亚内战直接影响国。
气候变化就像是我们触动的第一个多米罗骨牌。我们也可以通过气候变化的镜片来审视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这次冲突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渊源，却很少有人关注自然资源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说到自然资源，就不得不提于2014年被俄罗斯兼并的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临近的黑海拥有大量的天然气储存，有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同时，这个半岛地处干旱地区，岛上居住着200万人，长期以来，岛上的淡水供应都来自乌克兰境内在前苏联时期开挖的人工运河。2014年以后，乌克兰便切断了通向克里米亚的运河，从而也阻断了克里米亚85%的饮用水供应。近两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干旱更是让生活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人民“屋漏偏逢连夜雨”，直接影响包括农作物减产、人口迁徙、经济倒退。可以想象，乌克兰切断克里米亚的淡水供应在俄罗斯看来即是报复行为，从而也不难理解，克里米亚富油缺水的处境会成为俄乌冲突升级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IPCC此次报告在多处指出由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诱发人口大迁徙引起冲突的风险在气候变化下会越来越高。
当各地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感同身受的时候，他们也表达了为适应气候变化改变生活方式的意愿。为了减弱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许多国家投入了巨大财力物力来改善自身的适应（adaptation）。很多反对采取激进措施的人都认为，循序渐进地（incremental）提升适应力是社会解决气候变化的最佳途径。而IPCC的此次报告一开始就指出适应力有很多的局限。适应并不能完全防止灾害的发生。具体地说，很多地区做的适应都是局部的、着眼于近期的风险。例如，在全球气温上升1.5℃ 的情况下（这被普遍认为是我们所知文明还可以照常进行的上限），依赖冰川融化的岛国会经历淡水资源稀缺，在全球气温上升2℃ 的情况下，热带地区的粮食产量会大幅度降低。要最大限度地避免“灭顶之灾”，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要从循序渐进式迈向变革式（transformational）。
联合国再一次为我们发出了警告，这样的警告能否激发人类社会的变革，我们还无从知晓。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用行动去回答。比如，在世界经济依旧依赖传统能源的今天，人类社会应当如何大规模调整能源结构来改变适应的步伐跟不上变化的现状？气候变化暴露了存在已久的国家之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inequality），在气候领袖缺失的国际舞台，有谁会担起这个重任来担保甚至推进全人类的福祉？在资源短缺的地区，应当采取怎样的和平外交手段来调配资源以避免冲突和战争？对此，正如联合国的此次报告所提倡的，我们需要变革式的适应。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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