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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K12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转变:从“开着跑车”到极度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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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K12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转变:从“开着跑车”到极度内卷

升学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孜孜以求的目标。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 | 陈琼烨

国际教育在中国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已有1300余所国际化学校。在过去十年间,每年新增规模基本保持在50所以上。

中国内地K12阶段的国际教育,经历了从本世纪初“开着跑车”,到如今的极度内卷。水涨船高的标化成绩,换来国外大学录取门槛的被迫升高。

王普所管理的上海诺美学校成立于2017年,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制的国际化学校。其所属的诺美教育集团,十年间先后参与七所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的开办及合作运营。核心团队自2004年起从事国际教育至今,是中国国际教育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此前,王普曾连续17年任职于中国内地最早一批招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化学校,先后担任学科教师、班主任、中层管理及校长职务。

回望过去20多年,王普认为,国际教育的终点并未改变,依旧是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中国内地家长由被动转向主动规划。

上海诺美学校校长 王普。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提供

界面教育:何种契机让你踏入国际教育行业?

王普:1988年,我是一名高中教师,连着三年教高三,当时已经开始提倡所谓的素质教育,对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也是有反思的。当我了解到还有不参加高考就可以升学的学校时,毅然打了个方向盘,在2000年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教育。

比起逃离,它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之后我便发现,在国际教育这条赛道上,升学不是孜孜以求的目标,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升学上,相对体制内的高考而言,国际教育一进入中国就体现出较大优势。当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如果说高考叫“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那么国际教育就是“开着跑车跑高速路”。

界面教育:中国内地的国际教育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哪些显著变化?

王普:从终点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对于选择国际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讲,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虽然说国外个别学校的录取难度增大,但这和我们教育的内卷是相关的。

起点有明显变化,家长的期待值更高了。最初,他们选择国际教育更多是出于被动,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考不上普通高中,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等,家长通常只希望孩子能申请上国外的正经大学、而非野鸡大学即可。

现在,在北上广深这些国际教育高地,以及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家长们,已经开始主动规划孩子走国际路线。甚至一部分家长和孩子不再把世界前百强大学当一回事了,他们的目光盯着美国藤校或是英国牛津、剑桥这类名校。

界面教育:选择国际化教育的家庭数量呈现扩大趋势,你认为增长背后有哪些驱动力?

王普:第一,是逃离心态。为了逃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换一个赛道,让孩子能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大学。

第二,家长对国际化学校了解愈加充分。在我看来,真正的国际化高中,其课程建设和活动设计是服务于学生成长的,并非只围绕升学。家长也意识到,孩子15-18岁这个阶段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定型的时期,在国际化学校能获得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第三,对孩子未来成长方向的期待,注重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即在国际与多元化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与人相处的能力。虽然说目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家对全球化可能有一点悲观,但我一直是乐观的,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乐观的。

界面教育: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内地有哪些发展阶段?

王普: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厢情愿”,外国课程只能教给外国人,主要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入国外课程体系,开始面向中国人,但提倡的是地道的外国教育。

第三阶段始于2005年前后,一些从业者发现仅从升学维度看,地道的外国教育或许更好,但可能会把孩子培养成拥有完全西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人,于是开始有意识的把中国文化与国际课程相融合。

第四阶段是中西课程的融合,在2013年前后基本已经成熟了。在文化这个问题上,我既不认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鼓励“东风压倒西风”。

界面教育:在你看来,评判一所好学校的维度有哪些?

王普:从时间维度上去看,可以分短期、中期和远期。

短期看升学, 这类学校并非是因为课程特别出色,而是靠短期内好的升学成绩成为家长追捧的学校。中期看文化,学校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才能建设课程和队伍,以及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长期看校友,毕业生在社会的发展决定这所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我们想让孩子在进入社会后,都具备超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以个人的升官发财、功名利禄来评价,而是以能够为社会带来多大贡献、为人类带来多大福祉来评判。

办国际教育,让学生上名校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人围绕升学,把国际教育都做成生意,有背景提升的公司,有作品集的公司,把什么都搞成应试教育。

有些学校不管孩子能否从牛津剑桥毕业,只关心申请进了就好,很多机构和家长也同样如此。不关注里子,只关注面子。大学关乎学生的自身修养和个人梦想,同时也是个人能力获得提升的过程,如果只盯着那张毕业证,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

界面教育:你如何看待中国内地的家长文化?

王普:国际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家长和父母是两个概念,中国父母需要转变为“家长”,只有这样,不管是体制内教育还是国际化教育,才能真正回归教育的本来面目。

中国家长普遍存在急于掌控孩子的焦虑,需做好家校沟通。我建议,第一,做孩子的贴心人,让孩子有话愿意和你讲,也敢跟你讲;第二,做孩子的规划者和领路人;第三,家长不要用个人的好恶和感受来评价学校的教育行为,要用孩子的成长结果和方向来评价;最后,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不要着急焦虑,试着去陪伴、欣赏和等待。

界面教育:“双减”政策以及民促法的实施对中国内地K12国际化教育带来哪些机遇?

王普:国际教育从业者既要有胸怀,更要有定力。“双减”政策表面看,减的是学生的学习负担,实际上减的是家长和社会的焦虑。真正做教育的从业者,不应该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只要是对孩子成长不利的额外负担,全都减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他们愿意读再多的书、上更多的课,我们为什么要给减掉呢?对于“双减”,我觉得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看,它一定是对的,除了减去负担和焦虑外,也是对一些以升学为导向的学校的政策纠偏。

对于国际化学校来讲,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困扰,因为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现象,但这不是主流,不是问题。

界面教育:进入教育行业这么多年以来,你是否有曾经深信不疑,现在却有所怀疑的事情?

王普:我自己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的。我曾经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读书远比实践重要。但现在,我认为真正的社会实践越来越重要,意识到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智慧。

在自我否定方面,一开始接触国际教育的时候,我对它认可得多,批评得少。现在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即使是在培养全球胜任力这样一种话语背景体系下,这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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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K12国际教育在中国的转变:从“开着跑车”到极度内卷

升学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孜孜以求的目标。

图片来源:图虫

记者 | 陈琼烨

国际教育在中国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已有1300余所国际化学校。在过去十年间,每年新增规模基本保持在50所以上。

中国内地K12阶段的国际教育,经历了从本世纪初“开着跑车”,到如今的极度内卷。水涨船高的标化成绩,换来国外大学录取门槛的被迫升高。

王普所管理的上海诺美学校成立于2017年,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制的国际化学校。其所属的诺美教育集团,十年间先后参与七所国际学校/国际课程的开办及合作运营。核心团队自2004年起从事国际教育至今,是中国国际教育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此前,王普曾连续17年任职于中国内地最早一批招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化学校,先后担任学科教师、班主任、中层管理及校长职务。

回望过去20多年,王普认为,国际教育的终点并未改变,依旧是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中国内地家长由被动转向主动规划。

上海诺美学校校长 王普。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提供

界面教育:何种契机让你踏入国际教育行业?

王普:1988年,我是一名高中教师,连着三年教高三,当时已经开始提倡所谓的素质教育,对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也是有反思的。当我了解到还有不参加高考就可以升学的学校时,毅然打了个方向盘,在2000年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教育。

比起逃离,它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之后我便发现,在国际教育这条赛道上,升学不是孜孜以求的目标,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升学上,相对体制内的高考而言,国际教育一进入中国就体现出较大优势。当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如果说高考叫“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那么国际教育就是“开着跑车跑高速路”。

界面教育:中国内地的国际教育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哪些显著变化?

王普:从终点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对于选择国际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讲,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虽然说国外个别学校的录取难度增大,但这和我们教育的内卷是相关的。

起点有明显变化,家长的期待值更高了。最初,他们选择国际教育更多是出于被动,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考不上普通高中,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等,家长通常只希望孩子能申请上国外的正经大学、而非野鸡大学即可。

现在,在北上广深这些国际教育高地,以及一些二三线城市的家长们,已经开始主动规划孩子走国际路线。甚至一部分家长和孩子不再把世界前百强大学当一回事了,他们的目光盯着美国藤校或是英国牛津、剑桥这类名校。

界面教育:选择国际化教育的家庭数量呈现扩大趋势,你认为增长背后有哪些驱动力?

王普:第一,是逃离心态。为了逃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换一个赛道,让孩子能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大学。

第二,家长对国际化学校了解愈加充分。在我看来,真正的国际化高中,其课程建设和活动设计是服务于学生成长的,并非只围绕升学。家长也意识到,孩子15-18岁这个阶段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定型的时期,在国际化学校能获得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第三,对孩子未来成长方向的期待,注重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即在国际与多元化文化环境中有效学习、工作、与人相处的能力。虽然说目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大家对全球化可能有一点悲观,但我一直是乐观的,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乐观的。

界面教育: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内地有哪些发展阶段?

王普: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厢情愿”,外国课程只能教给外国人,主要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引入国外课程体系,开始面向中国人,但提倡的是地道的外国教育。

第三阶段始于2005年前后,一些从业者发现仅从升学维度看,地道的外国教育或许更好,但可能会把孩子培养成拥有完全西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人,于是开始有意识的把中国文化与国际课程相融合。

第四阶段是中西课程的融合,在2013年前后基本已经成熟了。在文化这个问题上,我既不认可“西风压倒东风”,也不鼓励“东风压倒西风”。

界面教育:在你看来,评判一所好学校的维度有哪些?

王普:从时间维度上去看,可以分短期、中期和远期。

短期看升学, 这类学校并非是因为课程特别出色,而是靠短期内好的升学成绩成为家长追捧的学校。中期看文化,学校是基于自己的文化,才能建设课程和队伍,以及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长期看校友,毕业生在社会的发展决定这所学校能否成为名校。

我们想让孩子在进入社会后,都具备超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以个人的升官发财、功名利禄来评价,而是以能够为社会带来多大贡献、为人类带来多大福祉来评判。

办国际教育,让学生上名校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但很多人围绕升学,把国际教育都做成生意,有背景提升的公司,有作品集的公司,把什么都搞成应试教育。

有些学校不管孩子能否从牛津剑桥毕业,只关心申请进了就好,很多机构和家长也同样如此。不关注里子,只关注面子。大学关乎学生的自身修养和个人梦想,同时也是个人能力获得提升的过程,如果只盯着那张毕业证,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

界面教育:你如何看待中国内地的家长文化?

王普:国际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个任重道远的事情。家长和父母是两个概念,中国父母需要转变为“家长”,只有这样,不管是体制内教育还是国际化教育,才能真正回归教育的本来面目。

中国家长普遍存在急于掌控孩子的焦虑,需做好家校沟通。我建议,第一,做孩子的贴心人,让孩子有话愿意和你讲,也敢跟你讲;第二,做孩子的规划者和领路人;第三,家长不要用个人的好恶和感受来评价学校的教育行为,要用孩子的成长结果和方向来评价;最后,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不要着急焦虑,试着去陪伴、欣赏和等待。

界面教育:“双减”政策以及民促法的实施对中国内地K12国际化教育带来哪些机遇?

王普:国际教育从业者既要有胸怀,更要有定力。“双减”政策表面看,减的是学生的学习负担,实际上减的是家长和社会的焦虑。真正做教育的从业者,不应该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只要是对孩子成长不利的额外负担,全都减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他们愿意读再多的书、上更多的课,我们为什么要给减掉呢?对于“双减”,我觉得从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看,它一定是对的,除了减去负担和焦虑外,也是对一些以升学为导向的学校的政策纠偏。

对于国际化学校来讲,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困扰,因为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刀切的现象,但这不是主流,不是问题。

界面教育:进入教育行业这么多年以来,你是否有曾经深信不疑,现在却有所怀疑的事情?

王普:我自己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的。我曾经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是,孩子的读书远比实践重要。但现在,我认为真正的社会实践越来越重要,意识到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智慧。

在自我否定方面,一开始接触国际教育的时候,我对它认可得多,批评得少。现在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即使是在培养全球胜任力这样一种话语背景体系下,这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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