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股东资本主义，哪里就必将有股东维权行动——至少在发达国家的股市中，人们是这样认为的。而围绕中国房地产公司万科（China Vanke）前途的争夺战，就是在检验这一公式能否在中国内地成立。

在伦敦金融城或华尔街看来，这似乎是一场简单明了的争执，一家股权极为分散的知名大公司，引来了吵吵嚷嚷的投资者，比如保险公司宝能（Baoneng）。当他们面对不喜欢的交易时——在这个例子里，是万科提出以新发行股份收购深圳地铁（Shenzhen Metro）的资产和股份——部分投资者感到恼火，并开始反击。

极富个人魅力的万科董事长王石甚至抨击宝能为“野蛮人”，这正是已故的特德 福斯特曼（Ted Forstmann）在20世纪80年代对集结在传统企业大门外的侵略式收购者的称呼，还为布赖恩 伯勒（Bryan Burrough）关于RJR纳贝斯克（RJR Nabisco）收购案的那本畅销书提供了书名。

不过这对一家中国蓝筹企业来说其实是第一次。而且正像我的同事米强（Tom Mitchell）所指出，万科是独一无二的：万科的流通股占比超过了大多数中国企业；直到不久前，万科还可以此轻松应对既有公共股东又有私人股东的局面。这令万科之战成为一块试金石，检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真的允许维权股东左右一家企业的未来。深圳地铁是国有企业，拟议的资产出售交易将稀释宝能及其他股东所持有的万科股权。华润（China Resources）也是国有企业，该公司在周四表示反对宝能罢免王石和万科董事会成员的企图。

中国出现此类纠纷的新奇性，会让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股东维权行动在西方的历史也只有不到一个世纪——对冲基金经理杰夫 格拉姆（Jeff Gramm）在其新书《亲爱的董事长》（Dear Chairman）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宽泛地基于股东致公司信件，该书回顾了上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股东维权行动的演变史。

直至现在，中国的股东通常乐于与管理层保持一致，他们维权的欲望受到了自身的短期思维方式、公司吝啬的分红政策、国家监管以及大股东严密控制的制约。

然而，眼下中国的情况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区别不是很大。格拉姆在书中第一章讲述了沃伦 巴菲特（Warren Buffett）崇拜的分析师、股东本杰明 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在1927年尝试与Northern Pipeline较量的事迹。格拉姆写道：“在本杰明 格雷厄姆之前，投机者每天都在买进或卖出普通股，通常对上市公司本身没有多少影响。格雷厄姆开启了一种新世界秩序……（利用股份）作为强有力的工具，确保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对自身行为负责。”

或许中国也到了揭开新篇章的时候。

（译者 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