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台湾到上海千里迢迢不是为这套书，而是为这个诗人。在喧嚣而寂寞的时代里，周梦蝶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诗的力量。使我们在堕入尘网、变得世故之时，获得拯救，返璞归真。” 7月5日晚，在衡山合集书店三层，台湾出版人傅月庵与上海的读者谈起忘年交“周公”的生平轶事。

“原来我们一起喝酒聊天时，我就总跟他说帮他做一本和他匹配的诗集，他去世以后，我仍不放弃。本想做周梦蝶诗歌精选集，后来总觉得不够，不停做加法，送周公的字帖、周公的朗诵光盘，就做成了这一套书。”今年，傅月庵创建的扫叶工房为周梦蝶出版了诗集套装《梦蝶草》，套装包括诗集、字帖、印章还有光碟。

傅月庵与周梦蝶相识于台湾九二一大地震时，远流出版公司发起的赈灾字画拍卖活动，“那时我负责远流的网上拍卖，周公拿了自己的书法找过来，后来便常来与我聊诗坛八卦。”在细节丰富的讲述中，傅月庵饶有兴味地还原周梦蝶的形象：他既是“千古伤心诗人”，一生历经苦难，清贫少欲，日常生活如同老僧；又是“胭脂队伍里的老年宝玉”，喜欢女性，富有同情心，身边常环绕漂亮的姑娘。

“千古伤心诗人”

“千古伤心诗人”原是余光中评价周梦蝶的话，余光中曾说，“常怀千岁之忧的大伤心人，几乎带有自虐而宿命的悲观情结，”将周梦蝶列入纳兰性德、龚自珍、苏曼殊、王国维的脉络。傅月庵讲述周梦蝶一生历经苦难离散，也都离不开“伤心诗人”这个词。

“周梦蝶生于1921年河南淅川，可谓生而不幸，父亲早逝，随舅舅入私塾，十九岁才入一年级；求学不顺，因为战乱从开封师范学院肄业，自河南淅川前往武昌又没上成学；偶然发现国民党青年军征兵，就应征入伍，那时他曾在武汉的书店里读到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却没钱买，常去捧读；一日被通知马上上船，书还没读完，只眼见满天晚霞，滚滚长江，不知人生此后何去何从，顿生苍凉之感，就是这样去了台湾。”

在台湾国民党工兵部队当兵的七年间，他加入蓝星诗社，开始写诗；并于1953年于《青年战士报》发表第一篇诗作《皈依》，据傅月庵解读，“这大概也象征了他日后皈依诗歌的命运。”军中周公瘦弱不堪任用，退伍后只得自谋生路，当过不景气书店的店员，也看过阴森惨测的坟墓，直到1959年才稳定下来，人生定格在台北武昌街骑楼下的小书摊。

傅月庵讲述，周公的小书摊，一摆就是二十一年。“所谓书摊，就是一面钉起来的三尺高、两尺宽的书架，上面有四百多本新诗、哲学美学书籍。周公坐在拾到的椅子上，或做梦、写字、作诗、卖书；或抛下书摊，跟人去玩，随买书的人把钱扔下。晚上没有床铺睡，他就睡门板；有店面老板叫他去看店，他就睡店面。”傅月庵笑说，“这个常年身着长袍，枯瘦羸弱的人和他的书摊成为台北市的一景，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他。”书摊一直摆到1980年，“那时他突然胃出血，手术割去四分之三的胃，才不再摆书摊，专心写诗。” 

傅月庵还向众人描述一个有趣而心酸的历史情境。“当时，书摊对面是白俄人开的明星咖啡馆。”这座位于武昌街一段七号的咖啡馆，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由流亡中国的白俄人艾斯尼所建，据说照搬上海霞飞路七号Astoria咖啡馆。“与周公的书摊比，咖啡馆的阶级性特别明显”，傅月庵举例，比如白先勇、林怀民等富家子弟等会在此写稿会友，《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的编辑会在此讨论，蒋经国和俄籍妻子蒋方良会在这里过新年和圣诞节。看书摊的周梦蝶穷苦不堪，一个礼拜只敢上去一次，一杯咖啡加六包糖，冲好多次水，中午不敢叫炒饭，搁下咖啡，下楼去吃排骨大王排骨面，吃完再上来继续“喝咖啡”。

摆书摊或不摆书摊，周公总是生活清苦，令人见之“伤心”，但他自己并不介意，写诗写字，依靠朋友接济、政府资助，倒也安详度日。据傅月庵说，让周公最“伤心彻骨”处，莫过于晚年的一次探亲。“1996年家乡的弟弟写信给他，让他回家看望轻微中风的儿子，为了父子亲情，他几经辗转到河南看望儿子，并出钱送他赴医，但不幸的是，儿子在治疗下反而很快死去。千里探亲变成千里送葬，这对他打击巨大，整个人都傻了。”隔年周公获得国家文艺奖章，致辞时，他似是想起千里奔丧的悲伤，说，最近我常常梦见我母亲，说罢掉泪。让台下同样来自大陆的行政院长都黯然离场。文艺奖章奖金六十万，他捐走了三十万，又把剩下的三十万给河南的外孙，他们说要改建家乡的房子但没钱。

生命接近尾声，周公的“遗书”也写得与世无争，弃绝红尘。周梦蝶在年近九十之时，突然进了重症监护室，医院也发了病危通知，他用脱胎于欧阳询的瘦金体写遗书道，“我一个人在台湾，其一切所需皆来自于朋友和国家，死之日，一火了之，于无所嘱”。出院后，在政府的每月供养和朋友“拯救国宝蝶”的救济下，周梦蝶欲求淡薄、按照本性地读书写诗，每天喝一两杯58°的台湾白高粱酒，喝白粥、吃馒头花生米，如他诗所说，“我是一册忧愁的稿本，没有愤怒，不知嫉妒地活下去，这是我的命运”一直活到九十三岁。

“胭脂队伍里的老年宝玉”

说罢周公“伤心诗人“的一面，傅月庵颇有兴味地提到周梦蝶的另一面，虽然他欲求淡薄，但绝不是苦行僧——他喜欢女性，觉得女性清爽干净；他对待女性，有一种多情而少欲的态度，如胭脂队伍里的老年宝玉。

有个诗人曾路过周公的书摊，仔细观察道，“周公坐在书摊的小板凳上，直勾勾盯着眼前走来走去女生的小腿。”拍摄《化城再来人》的导演陈传兴，曾说他在读辅仁大学时，远远路过周公的书摊，就惊讶道“周公身边怎么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傅月庵说，“周公拒绝很多事情，起初拒绝拍《化城再来人》，不回余光中的赠诗，不看画他的作品，却很喜欢聊八卦，尤其讲女孩子。以前摆书摊碰见过的女孩子，去了美国给他写信寄照片，他用铁盒子装着给我们看，讲她们遭遇的时候脸上放光。”他怜悯人，尤其对于女人，丰富的同情心让平凡不幸的女人对他十分信任。“曾有一位台大护士因为遇人不淑自杀了，死前只留信给周公，周公得知就为她写了一首诗，并加了长如小说般的附注。”

 就连《化城再来人》的片子，也是在助理导演一个年轻女生的说服下，他才同意并配合完成的。在《化城再来人》的诗歌录音里，他跟随女生的指导，朗读自己的诗歌，如傅月庵所写，“声调锵然，语音苍然，绝无新诗朗读常见的作腔，低回缭绕，入耳难忘”，带着浓厚的河南口音，并不忘记与助理导演打趣，“下一个节目，对我有什么建议？”“以我的标准，最高不超过50分，下一个会更好，（我在）吹牛。”

除了这本新出的《梦蝶草》，周公毕其一生，只留下五本诗集《孤独国》《还魂草》《十三朵菊花》《约会》和《有一种鸟或人》，然而在台湾却得到了最隆重的葬礼，前来者吊唁者无数，既有贩夫走卒，也有高知文青。“熟悉台湾新诗的人可能会认识余光中、杨牧、郑愁予、痖弦，却没听过周梦蝶。周梦蝶的特殊之处，在于展示一个人可以怎么活。做你自己，全世界会来供养你。”傅月庵说。这引起了现场听众的热烈回应，或许回应了傅月庵在讲谈开始时所说，喧嚣的时代里，诗具有拯救心灵的作用。

 

附：《燃灯人》

走在我的发上，燃灯人

宛如芰荷走在清圆的水面上

浩瀚的喜悦激跃且静默我

面对泥香与乳香混凝的夜

 

我窥见背上的天溅着眼泪

曾为半偈而日食一麦一麻

曾为全偈而将肝脑舍弃

在苦行林中，任鸟雀在我发间筑巢

任枯叶打肩，霜风洗耳

灭尽还苏时，坐边扑满沉沉的劫灰

隐约有一道暖流幽幽地

流过我的渴待，燃灯人，当你手摩我顶

静似奔雷，一只蝴蝶正为我

预言一个石头也会开花的世纪

当石头开花时，燃灯人

我将感念此日，感念你

我是如此孤露，羞怯而又一无所有

除了这泥香与乳香混凝的夜

这长发，叩答你的弘慈

曾经我是腼腆的手持五朵莲花的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