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期主持人 | 徐鲁青

疫情两年多了，你被隔离过吗？ 

租住在上海疫情重灾区，我的小区已经封控一个多月了。最开始大家可以下楼遛弯，中心花园一下热闹起来，老人都坐在健身器材上晒太阳聊天，从菜价房价聊到俄罗斯在下一盘怎样的棋。不用去上学的小孩拿着玩具铲子把花坛的土刨了又刨，小四轮车绕着花园一圈圈转。我喜欢坐在花坛椅子上工作，听着熙熙攘攘的声音呼吸新鲜空气，时不时有小孩猛冲到跟前，和我对视一眼，然后不好意思地嬉笑跑返开。 

再后来，气氛好像逐渐紧张了起来，小区散步的人越来越少，我们楼里也发现了阳性病例，此后楼外就拉上一道晃荡的警告薄布条，按高度谁都可以跨过，按力气谁都能一把扯开，但结界就此封印。经过的人看到布条，都微微调整步伐绕得远一些；团购时也总有人说：“封控楼就别参加了吧。”其他楼的核酸检测做了四五轮，到我们时每次都要再等等。最后，总戴着金链子遛狗的大叔在楼栋群里说，“我的心都被伤透了。”他的两只小狗想活动了会在楼道里转着圈跑，就像我想运动了就在房间里原地跑步三公里。

这不是我第一次隔离，2020年的春天，2021年的夏天，我经历的隔离时间加起来接近小半年。这些隔离伴随着孤独和压抑，也交杂了看似透彻实则坚持不久的领悟：比如解封后一定要尽力拥抱身边的人，比如珍惜人群、郊野与跨越边界的流动。

在家如圈养动物，出门像地下间谍：隔离里的疲倦与不安

潘文捷：可能是因为住得离动物园很近，隔离时间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动物。如果是不那么好的动物园，动物被养在很小的笼子里边，没有装饰，没有丰容，长此以往，动物精神状态会发生改变，会发呆，会一圈一圈走，形成刻板行为，通俗讲就是“神经病”。在我的经验里，如果房子足够宽敞、物资充足，隔离时间也没有特别长，那么隔离反而能促进家里人的感情。可是如果房屋逼仄，缺少娱乐设施呢？那人是不是就会像那些住在小小牢笼里、缺少装饰和丰容的动物一样感到孤单和烦躁？会不会昼夜颠倒，失去对时间的感知？人们可以发声来表达自己的焦虑，那些祖先原本在天空飞翔、在大草原奔跑的沉默的野兽，如今世世代代被关在笼子，它们又是如何度过漫长的日子的呢？隔离让我感受到自由的宝贵。

姜妍：文捷提到的动物概念是我以前每次坐长途航班经济舱都会有的联想，觉得自己很像是圈养的动物，定点投喂，空间局促。所以有时候搭乘不是直飞的航班反而因为可以下来透口气而增加一点点的幸福感。

尹清露：在我看来，隔离最大的变化是场景的变化。在东京，没有疫情时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人：漂亮的办公楼里盛满了背托特包、头发垂顺妥帖的女人；西武商场里当电梯引导员的娇小女孩，穿着粉色制服，指尖用力向前拗着说：“三楼专卖妇人杂货及服饰。”隔离后就很少出门，学校也不再去了，真没想到，2019年秋天校园里的金黄色落叶就变成了最后的景致。

徐鲁青：我的不安和恐惧在这次隔离里盖过了渴望自由的情绪。能对单调产生厌倦说明尚有安全感，如果基本生活都怀疑能否得到保障，每天考虑的就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了。前段时间我因为痛经想买布洛芬，但药店只有在平台上二十四小时不停刷才能刷到上线五分钟，对我这不过是几个小时的折磨，忍忍就过去了，但要是遇到更大的疼痛该怎么办呢？

董子琪：只经历过一次隔离，就是最近十几天的上海封控。和鲁青一样感受到了整个氛围由轻松转向肃杀的过程。这些天偶尔被允许的户外项目就是核酸检测，而我起初非常抵制这项按秩序排队接受检验的活动。一整栋楼的人沉默地排队前行，如同听着牧羊人半是威吓半是仁慈的召唤前进的羊群。但测核酸毕竟是隔离生活中除了吃饭睡觉最有规律的一件事，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群里是否有通知，上一轮的结果已经出现（我有经验，结果待上传意味着深陷危机），下一轮即将开始。一些楼栋中途退出了牧羊游戏，门上象征性地绑上了铁丝，楼栋号码不再出现在核酸队伍中。十几天过去，我们楼栋人群的武装也愈发严谨，他们团购了防护衣，戴上了浴帽，外界的空气是如此地可疑，我们赤裸的羊羔必须保护好自己。为了及时跟进信息，小区的业主群里也开始自发排查哪些楼栋有阳性，哪些楼栋的阳性已经被转走，发言最多的是那些目前“清白”的住户，他们充满责任感地要求阳性全体转运，封控楼栋的人偶尔也会发言，楼栋门被绑上铁丝并不意味着声音也因此沉没。救济接二连三地由楼栋志愿者送到家门口，他们都是平日里我不会打招呼的邻居，大家都太好了，有着金子般的心，希望金子般的心往后都能少受折磨。

我因为已经进入了孕晚期，有些坐立不安，跟居委会也联系不上，就联系了楼组长问询关于出门产检的事，没想到很快得到了回复，因为楼栋没有被封控，所以凭借48小时核酸证明和绿码就能出入小区。这是个好消息，然而我们楼栋的左边与右边都已经被封控，如果我们这栋也进入封控，那就格外增加了难度，所以我必须争分夺秒，利用好不定期进行的核酸证明，约好产检的时间（我取消了已经约好的专家号，把时间提前，挂上了还有富余的普通号），及时要到出门证，在楼栋未被封控时出门。既要精确，又要果决，事不宜迟，我必须行动。所幸，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凭借快要过期的核酸证明要到了出门证，开上了自家的车，去到了医院，见到了医生，并在天黑前赶回了家。回家当晚，我们小区就被划为封控区，不确定之后出门政策是否有变，确定的是，这天下午短短的三个小时，就是我人生的窗口期。

看综艺种菜，回到熟悉的空间晒太阳：怎样在隔离生活里找到慰藉

尹清露：疫情开始时我在东京写毕业论文，所以无非是工作地点从图书馆换到了家里。每天刷着新闻，看国内的口罩需求从N95无奈地变成“什么样的都行，只要有就行”。那时看少女偶像选秀《青春有你》成了最大的心灵慰藉，事实上我把能看的综艺都看了一遍，还听各类中文播客。后来，国内的疫情慢慢平息，日本反而从黄色预警升级成橙色。看综艺于我，大概就是表达对国内思念的方式，还有隐秘的、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潘文捷：妈耶，《青春有你》也是我当时的慰藉！去年看《创造营101》也是！然而选秀节目今年不会有了，太伤心。

徐鲁青：最近很开心的事是养植物。意识到很难买到菜后，我开始看网上的水培经验，把吃剩的大蒜、葱、胡萝卜的根都留着插在水里。它们太好养了，沾上一点点水绿芽就会在第二天破出来，大蒜和绿葱叶直挺挺的，胡萝卜叶细细碎碎，一点点洒开。现在我的窗台上已经摆上好几小杯绿叶——最爱的胡萝卜叶用可乐瓶盛，显示其地位尊贵——或许不一定能吃多少，但是光是看着它们都觉得是一种心理安慰。

姜妍：我本身是社交需求很低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很宅，但是自主选择宅和别无选择，这肯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前后经历过两次隔离，第一次是2020年疫情刚开始严重的时候，随着武汉被封的就是温州乐清，当时我刚好在这边的朋友家过年，因为封城被迫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虽然朋友家很大，三层的房子还带院子，按理讲活动空间已经不小，但那种被迫困在陌生地，除了朋友周围又都是陌生人，期间是会生出很多复杂心绪的。

解封当天我就买了机票飞回北京，紧接着又是在家隔离两周。这两周就觉得状态好了很多，毕竟是熟悉的空间，所有购买的物资都有居委会的人帮忙送上来，并不缺衣少食，反而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我是生活比较规律的人，到点儿吃到点儿睡，有太阳的时候到点儿还得去阳台晒晒背，我多少还是觉得规律的生活有利于保持一定的心态和情绪的稳定性。

叶青：原来2020年过年的时候我和姜妍离得这么近！我当时也在乐清老家，但看到社交媒体上关于疫情的消息越来越多有些不安，嘱咐家人囤好物资和口罩，早早在大年初三便改了航班回成都。果不其然，几天后我们那一带就全封了。我算幸运，疫情以来还没被隔离过，几轮爆发都恰好是隔壁的几个小区出现阳性。虽说不用被迫隔离，但与高风险小区只有一街之隔，要说内心不慌张是假的，因而在有疫情时也过上了一种半主动隔离的生活，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除非出了太阳，在成都，有阳光是一定要出门的。

不敢养宠物，关心身边人：疫情如何改变了我们？

姜妍：疫情会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昨天去一个朋友开的宠物店，我去逗逗猫当然开心，但当她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养动物的时候，我说，很可能不会了。再比如，最近朋友之间聊天会多问一句，“你囤货了吗？”我以前是会把家里新鲜蔬果计算得刚刚好的人，通常头一天从农场叫菜，第二天午后送到，所以顶好是第二天中午食材刚好吃完，然后收菜。但是最近都是冰箱里还有一半蔬菜就着急忙慌地买菜，一买又买一大堆。

尹清露：疫情感受最深的是那些无法适应“非正常”状态的人。回国快要登机前，有个阿姨忘记申报健康码，着急地问怎么办，工作人员只能说，“总之你先把码申上！”她最后还是成功登机了，坐在后面和旁边的大爷欢快地聊了一路，快要落地时还讨论那片闪着莹莹灯光的地方是不是崇明岛。大巴车送到隔离酒店时已是深夜，车上的人分为两拨，一部分是留学生，默默地填表等着，另一部分是中年阿姨叔叔，有的抱怨天气太冷啦，怎么不上楼再填的啦，工作人员说，你再吵我就叫警察了哦。有的阿姨温和一些，但是也不会用手机填表，只能将自己家的地址大声喊出来，好让别人帮自己填。

在这些“吵闹声”之外，留学生们仍然安静地盯着手机屏幕，那一刻有种奇怪的割裂感。操作电子设备于我们而言像鱼在水中一样自然，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因为疫情而被迫学习的技能，也就只能通过“吵闹”来寻求帮助，来化解那一点点的不安吧。

林子人：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去年刚生完孩子，向我感叹说下一代人恐怕日后思考世界的方式会和我们这代人不同，比如她儿子已经默认了，人们出门是必须戴口罩的。我听到这里，不禁有些悲从中来。其实对于所有价值观还未成形、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年轻人来说，新冠大流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呀呀学语的婴儿可能会习惯见到被口罩遮住表情的他人，学生可能失去了在课堂里与同学和老师共处的宝贵时光，对远方有好奇心的人可能失去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机会……青春转瞬即逝，被疫情偷走的时间永远不可能得到补偿。对年纪更大的人来说，疫情更是剧烈震动我们对何谓正常生活的认知，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被打破了，这让人将对风险的担忧置于长期人生规划之上。“断舍离”会彻底滚出中国吗？我们会想要扎根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吗？我们会考虑抚养下一代吗？我们会坦然地接受自己是有弱点的人吗？

如果说新冠大流行是一场所有人都被迫接受的集体记忆，如果我们仍然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那么或许应该从将关于瘟疫的记忆和经验投入今后的日常实践中开始，牢牢记住，具身性的个体经验比宏大叙事更具体、更紧要，也更能让我们看清此间生活的本质。

去关心家庭内外那些维持日常生活运转的人，了解他们（特别是她们）的付出与辛劳；去关心粮食和蔬菜；去关心楼上楼下的独居老人，在他们需要时施以援手；去关心“紧急状态”将如何扰乱自己与他人的正常生活，思考应对之策；去关心集体中的个体，意识到个体的脆弱、多样以及他们为集体利益付出的代价。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一个社会当中，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