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之前，是没有所谓的优秀译本的。”当李继宏带着自己翻译的《傲慢与偏见》出现在读者面前时，他依然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译本是“迄今为止最好译本”。

三年前，就因为这位译者所翻译的《小王子》腰封上醒目的“迄今为止最好译本”的宣传语，引发了豆瓣上一场“一星运动”，豆瓣网友纷纷在这本书的豆瓣评分上打了一星，表达了对这一宣传语的不满。但他的翻译计划并没有因此受阻，他又继续翻译了《老人与海》、《月亮和六便士》、《瓦尔登湖》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傲慢与偏见》是他世界名著重译系列的第七本。

但这一次，李继宏版本的《傲慢与偏见》又引起了争议，再一次在网上被吐槽纠错，一篇叫做《为什么某些新编<傲慢与偏见>太扯了》的文章甚至称之为“民科式翻译”。经典真的有必要不断重译吗？新的译本能够胜过老的译本吗？从李继宏的《小王子》，到冯唐的《飞鸟集》，关于经典重译的问题一再被讨论。

 

三年研究加入300多条注释，被网友批“民科式翻译”

翻译《追风筝的人》，李继宏只用了十天的时间，但是翻译《傲慢与偏见》，李继宏花了整整三年的工夫。有了这样的钻研，他认为自己“对作品理解的准确程度是前人无法比拟的。”

为了便于查阅资料，李继宏专门去了美国进行翻译工作。他在书中加入了371条注释，引用了241本专著与期刊，还写了16000字的导读，对18世纪末英国的衣食住行、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社会风气给予了详细的解读。

李继宏举例说，小说开头出现的“chaise and four”，此前的译本翻译为“驷马大轿车”或是“驷马马车”，他专门查资料了解了英国18世纪的马车制造业。小说中出现了七种不同的马车，李继宏认为这些马车和现在的轿车一样，大小价钱各不相同，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简·奥斯汀利用它们来展示小说角色的财富和阶层。所以他对这些马车的名字通通采用音译，并加注释详细说明它们当时的售价是多少英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奥迪还是飞度，chaise and four翻译成“四驱翠轼”，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奔驰S600。

又比如李继宏在翻译时发现书中的“dinner”有时是下午吃，有时是晚上吃，因此他花两个月的时间查资料，发现简·奥斯汀时代的英国人每天只吃两餐，“dinner”不能译为“晚餐”，而应该译为“正餐”。根据不同家庭吃正餐的时间，可以看出他们阶级贫富的不同。还有一处文中出现了“黄瓜色拉”，他查资料得知文中的那个时间黄瓜属于反季食品，价格昂贵，两个妹妹吃过黄瓜色拉之后用普通冷菜来招待姐姐，就像是“自己先吃了燕窝鱼翅，然后点了凉拌木耳、皮蛋豆腐来招待两位姐姐，这样一打比方，我们就能明白她们是多么奢靡浪费和自私自利。”

“这些奥妙之处”，李继宏认为如果没有像他这样详细的注释，在老的译本里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前译的一些书，读起来有很多错误，就算你能读完也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如果你不看我的译本永远不知道是那样的。就像这本书，不要说现在中国的读者，就是去美国找一个名牌大学英文系的研究生，如果他的研究方向不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他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很快，微博和知乎上一篇叫做《为什么某些新编<傲慢与偏见>太扯了》的文章中，用其他一些比较详尽的18世纪英国历史知识，挑出了李继宏注释中的漏洞。界面文化了解到，这位作者是曾经在英国过留学的传播学博士，现在在挪威从事国际关系与经济发展研究，她之前并不了解有关李继宏的“一星运动”等风波，只是看到李继宏对《傲慢与偏见》的宣传感到不满。

这位作者从Google books上查到了李继宏引用过的参考文献，还找到了国外其他关于18世纪马车的书，又与简 ·奥斯汀其他小说中关于马车的描写互文，仔细地分析了李继宏对于马车的过分解读和歪曲之处，“李继宏肯定也看了一些相关文献，如果老实引用也就罢了，非要影影绰绰地改写引申为自己的新发现，这就过分了”，她说她与李继宏“资料来源都一样，问题是有没有交叉比对以及是否无中生有”。而关于“dinner”，她说字典解释里明确写着含义是正餐，这对于学英语的人来说基本是常识，“好像不需要推理能力和研究”。

“对于拿不准的知识点去查证，再应该不过。但是查了些不充分的资料，做了些不靠谱的推断，就认定只有自己看出了微言大义，把前人的工作都视为垃圾，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翻译流派：民科式翻译啊。展示的不仅是无知——更是“无文”，没有教养导致的粗俗不堪。”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他选择的名著都是市场上销量最高的”

关于李继宏新翻译的这本书，曾经“一星运动”的发起人、法语译者何家炜已经不愿意再做评价。三年前他在豆瓣上发帖称，李继宏版《小王子》的宣传语“完全无视林秀清、周克希、马振骋、郑克鲁、黄荭等法语译者的译本”，并且挑出李继宏译本中20余处错译和漏译，他说自己是在“对虚假宣传和翻译界的这种恶劣现象发声”。现在他依然认为“李天才”现象是商业炒作，不愿再谈论此事。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也不愿意再对李继宏作具体的评价，只是针对经典重译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

李继宏曾说青少年觉得世界名著难读是因为过去的翻译太糟糕，黄昱宁觉得这个结论有些武断。“总体上名著销量仍然是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大的，这么多版本的同一本名著本质上是商业需求，既然有这个需求就说明阅读名著的量不小。如果说青少年感觉到名著文字艰深，这个比较标准是网络文学、类型小说、影视游戏？如果跟这些比，那任何国家的青少年都会觉得读名著是比较辛苦的，这跟翻译并没有直接关系，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但这种辛苦，也恰恰是因为这些经得起考验的世界名著是有营养的，不是快餐，是需要长期消化、反刍的。一旦读进去是受益终身的。”

至于语言的“进化”，她觉得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读《红楼梦》，并不会希望曹雪芹换了现代人的口吻说话，他的语言我们仍然看得懂也很热爱。同样的道理，十九世纪的世界名著，我们还是希望译成中文能有一点古意吧，至少跟我们二十一世纪说话的口吻有所不同。在这一点上，要具体地看待每一个案例，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几十年前的译本应该淘汰了。”

关于信息的便利，她认为这个问题也得分两方面看。一方面，确实交流便利以及学术观念、方法的更新，有改善原有译本的可能，不过这其实主要还是在现当代作品上反映更明显。另一方面，黄昱宁认为当代人在占有更多信息的同时，也离当年小说诞生的时代背景更远了。为什么现在看傅雷之类的译本仍然很有“韵味”？这跟时代的接近是有一点微妙的关系的。

李继宏给经典译本挑出许多错误，但黄昱宁认为，没有一个译本是没有错误的。“评判任何一个译本，都是要综合打分的，硬指标、软指标综合考虑，同时也要考虑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和风尚。旧译本的讹误可以逐步修正，但新译本同样会出现很多新问题。评判是否合格是否优秀，是要看总分的。”

如何综合评价一个译本的优劣？在黄昱宁看来，“信达雅”这个标准虽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强调的这几方面仍然是重要的。实际上这三者都是“信”的变体，只是“信”的不同层面，比如“达”侧重指译者能真正读懂原文背后的意思，表达的中文能做到“功能对等”，“雅”可能更侧重审美意义上的传达。大体上这三者都应该以“准确”为追求的目标。但这个“准确“的意思是很丰富的，不是单一的。

所以黄昱宁认为李继宏选择重译的所有名著都是市场上销量较高的，是根据商业规律考量的结果。“这显然是出版商的初衷。作为一个出版社编辑，我理解根据商业规律办事，就像我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出版社反复出同一批名著。但如果绝口不提这一点，只强调更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有点不太真诚。进而，如果为了突出这些理由，就刻意贬低前人的译本，往小里说，太不真诚了吧。”

黄昱宁告诉界面记者，在当下需要补充翻译的名著，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当代的都有很多。但恰恰是商业驱动，使得那些难啃的、成本高的骨头乏人问津。尤其是以前我们这里对世界名著的衡量标准，长期停留在苏俄时代设定的标准，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就在不断地补课。即便是补到现在也仍然有很多空缺。

回到《傲慢与偏见》这本书，黄昱宁推荐了王科一的译本。“王科一的译本既是最早的该书译本之一，至今看来也仍然是最具特色的译本之一，在读者和专业人士中都有很好的口碑。我听法语翻译家周克希盛赞过这个译本，认为吃透了原著韵味。”

李继宏与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节选对比

链接：李继宏谈论翻译名著初衷：名著应该给人留下阅读快感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新华书店买书。我尝试过好几回，买过《悲惨世界》和其他很多的外国书，我一本都不感兴趣，我当时认为外国的书很难懂。这导致我在上大学以前，对外国的著作了解几乎是零。”

所以李继宏从小是读着《庄子》、《周易》等中国传统书籍长大的，几乎没有读过外国文学作品。直到工作以后，他在报社做文化记者，2003年去瑞典参加诺贝尔奖的报道，见到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他专门买了库切的小说来找库切签名，然后把那几本书带回了上海。2004年的时候单位出去度假时他才翻开那时买的库切的《青春》来消遣，这才打开了外国文学世界的大门。

“我突然发现外国文学怎么这么好看，那本书是写他大学毕业以后到伦敦的经历，谈青年的迷茫，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慌。跟我当时毕业的心理很像，我发现它能够把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受说的很清楚，把我试图通过用社会学理论、哲学理论排解但是又排解不了的郁闷，排解得很干净，很彻底。所以这时候我对外国文学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开始找了很多英语的作品来看，发现跟我以前所看的不一样。”

看过英文原著后李继宏再去书城看那些名著的译本，“发现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觉得中国人阅读率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小时候读书都很痛苦。我们会觉得读书是一个苦事，而不是快乐的事情。”而之所以读外国名著痛苦，不是因为名著本身难懂，而是翻译的问题，“如果一本书难懂的话它不会成为名著，如果它是难读的书早就死了，它一定是很好读、能给人留下阅读快感的东西。”

而李继宏认为自己翻译的《追风筝的人》之所以十年来在国内一直畅销，正是因为带给了读者以往读外国文学没有的阅读体验。《追风筝的人》在美国早就不卖了，当时国内买进这本书的版权只用了1500美元，而且单从文学水平本身来讲，这本小说的情节设置有很多突兀之处，是翻译使得它增加了给读者的阅读快感。

所以后来出版社联系到李继宏去重译世界名著时，他们一拍即合。“然后我来选定20种我认为对现在的读者有影响的，可以帮助读者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推动社会进步的欧美作品我来翻译，他们来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