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计划讨论的是《自由斗士》（Peshmerga），这部新出的纪录片电影讲述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民抗击伊斯兰国的故事。但在这个特殊时期，不借助这个机会问问本时代最受瞩目和最具争议的法国哲学家一些当下的世界格局，似乎有些不妥。目前这场全球性的混乱包括圣战主义运动，大规模移民，金正恩的导弹，黑人维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英国脱欧，以及每况愈下的气候。贝尔纳-亨利·李维，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这就是历史特有的节奏。在人类的历史中，特别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与当下相似的决定性时刻，其中充满了重重矛盾。18世纪末期就是这样一个时刻，那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还有19世纪中叶，一战前，1930年代……在这种时刻，你会觉得世界四分五裂，心怀正义的人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苦寻出路。

这并不稀奇，历史就像是有规律跳动的脉搏。黑格尔说，历史中总是有这样一些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刻，在希腊语中这称为‘凯洛（kairos）’，意为决定性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急需具有远见卓识且强有力的领导人出现，但这样的人并不永远在位。在英格兰，经历了30年代的一系列动荡之后，丘吉尔出现了。在法国，我们等到了戴高乐，不过这是比较晚的事了。”

原来，温斯顿·丘吉尔是贝尔纳—亨利·李维心目中的英雄，虽然在法国，李维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就为人所知，当时他是号称“新兴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中的领军人物。他生于1948年，父亲曾在西班牙作战，后来在二战中，他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没有丘吉尔，就没有劫后余生的法国”，他说，“没有国家的强盛，我也不会诞生。”

为脱欧深感沮丧：

英国红光满面走向灾难，

左派与右派都弃城而逃

脱欧公投的结果无疑令他感到沮丧。“我从始至终一直认为，英国是一个范例，一个榜样。即使在黑暗的年代，这个国家也保有优良的风范。无论是在过往的历史还是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灾难，左派和右派都弃城而逃，没人想为脱欧负责。这令人惊讶。悲哀的是，英国为羞耻荒诞的腐朽政治添上了一个新的篇章。”

他说，那场公投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公投是穷途末路时才付诸的选择，它不应该成为治国的常规形式。为个人原因、国内原因而选择公投，为个人的政治生涯或者其他目的而服务，是大错特错。当一国或一洲的前途处于险境时，以微弱的过半优势来做决定是十分冒险的。

“你把问题交给人民去回答，但民主不是回答一个问题这么简单。民主是首先形成问题，第二是回答问题，第三是将回答与法令法规等相调节。民主涵括这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回答问题，适用答案。公投只是第二个环节，没有提出问题和适用答案这两个环节。所以，即使在最传统的政治哲学定义中，你都不能说公投是民主的体现。这不是讨论我是否亲欧的问题，这是讨论民主的内涵这个更加复杂玄妙的问题。民主是人民意志的产物，但他不是这样体现的”——他打了一个响指——“不是像那个周二那样体现的。”

那么英国脱欧会让欧洲变得更团结，还是会让欧洲分裂？“我不知道。首先，脱欧使英国分裂。卡梅伦先生、鲍里斯约翰逊先生和法拉奇先生干了件大事——他们冒险摧毁了一个六十年之久的伟大机构，摧毁英国这个历时数百年的政治整体。这就是现实。没有英国，没有了英国精神，欧洲将不复往昔。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个洲不将洲的实质损失。”

寻找开明伊斯兰：

只要西方世界下定决心，

ISIS就能被削弱到奄奄一息

李维习惯被讽为“名流精英”，这个称号得益于他一贯敞开的衬衫和飞扬的头发，他常坐于巴黎的花神咖啡馆近门桌位的习惯，他热衷于美丽女子的陪伴（他的妻子是演员兼歌手Arielle Dombasle，她是他导演《日日夜夜》时的演员，这部一塌糊涂的故事片曾在1997年上映），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丰厚的木材产业（这笔产业被变卖了数百万），还有他极度耀眼的身份地位。但也正是这个人，在师从阿尔都塞（Althusser）与德里达（Derrida）之后，成为了杂志《战斗》（Combat，创立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战地通讯记者。从此之后，他离开了花神咖啡馆的桌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波斯尼亚、苏丹、利比亚和世界上很多更加混乱的地区，为他的文章、著作和电影做调查。

《自由斗士》是电影三部曲的终结篇，前两部是《波斯尼亚！》（Bosna！，1994）和《托卜鲁克的宣誓》（ The Oath of Tobruk，2012）。为了这部电影，他奔赴前线，亲历战场，面见战士，在他们当中，他找到了理想中开明伊斯兰的显著特征，包括“性别平等，有一定的世俗观念，践行民主，对他者持有开放姿态。所有这些特征体现出开明进步，这正是我终其一生在伊斯兰世界中上下求索的”。

“这些（开明伊斯兰的特征）我在波斯尼亚、在孟加拉国和部分阿拉伯世界（如突尼斯）找到了，但是在库尔德，我预感我能在此找到证据，向有所疑虑的人证明，伊斯兰能与开明、民主相匹配，而且他们在某些环境下已经匹配成功。”

当他见到女人和男人并肩作战、穆斯林保护基督徒、穆斯林骄傲地展示犹太文化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遗留的踪迹时，他喜不自胜。我问他，但让我们回头看看，当我们西方人在这些地方甄别友人时，经常做出天真的或者投机的选择，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我开始做这些事时，我学识尚浅而且没有自己的计划，只能按部就班地做。这估计是我的一生中最谦卑恭谨的时候了。为了不被突如其来的未知之事打乱节奏，你得了解过去的可靠的事情。当你沉浸于对一个女人或对一个族群的爱恋中时，你会尝试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所以我就这么做了。在库尔德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少数库尔德人的历史中，已经存在民主的萌芽与些许民主的成就。当历史符合你所观察到的现状时，这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视角。”

然而，今年一月，一份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报告表明，自由斗士有毁坏阿拉伯村庄的行径。“我知道那是一个很严肃的组织，所以他们应该握有可靠的证据。但是我观察到的事情恰好相反，我观察到的是，当阿拉伯人被ISIS的人搜捕出来后，库尔德人和自由斗士把阿拉伯人带回，并归还他们的村庄。大赦国际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是我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

他相信他的电影中那个多米尼加神父说的话，他说ISIS会迅速消失，如它的诞生一样快速地消失。“我和我的团队见证了六场战争，结果每次都是一样的：自由斗士胜利，伊斯兰国败退。人类社会并没有很大的损失。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只要西方世界下定决心，伊斯兰国就能被削弱到奄奄一息，或者在一定时期内销声匿迹。但是这是在我们参与帮助的前提下，库尔德人不会孤立无援，他们需要配备完善的武器装备来预防毒气等等。现在我感觉到西方世界开始认识到了这点。”

这些天，贝尔纳—亨利·李维那柔顺洁白的衬衫上的扣子，只解开到了胸口，而不是肚脐眼儿。实际上，在采访中，他漫不经心地扣起了一颗——虽然当他后来在伦敦六边形协会（Hexagon Society）登台半小时，向一名观众介绍他的电影时，他又解开了一颗扣子，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对他给予重视。

（翻译：杨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