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郭金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以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和以强制为基础的国家是两种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数千年以前，当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超越家庭和部落的界限，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时，市场和国家就产生了。位处内地的广汉三星堆出土了数千件产来自三千里之外的海贝，可能正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古代市场的遗迹，而五千年前的埃及金字塔和两千多年前的长城，则是古代国家强大力量的明证。于是，自古以来很多思想家，特别是经济思想家，非常关注市场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这也正是英国经济学家黛安娜·科伊尔于2020年出版的《市场、国家和民众：公共政策经济学》所讨论的主题。这部著作的特点不在于高深的技术分析或者艰涩的学术术语，而在于用简洁平实的语言和丰富详实的案例，清晰、准确、全面地阐释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和国家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实际发挥的作用，澄清了一些常见的误解，为理解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施效果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这本书不仅注重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解决公共政策的变迁，而且与时俱进，特别关注与贫困和不平等等重大现实问题有关的公共政策，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对政府规制提出的挑战，以及行为经济学为公共政策制定所提供的新的微观基础。本文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市场与国家这一著作的主题略作讨论。

市场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与局限，始终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且也是一直有争论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现代经济中，无论市场还是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某些情形下，这两者也都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结果，如果过于强调市场或者国家在特定时期或特定条件下的负面影响，就有可能得出极端的结论。另外，由于市场和国家分别是以自由交换和强制为基础的，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会对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不同的偏好，这使得有关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在现实中，无论是学者的观点还是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并非截然两分的，简单地认为某种观点属于“自由放任”或者“国家干预”，抑或给某位学者贴上“市场派”或者“干预派”的标签，都是一种过于简单粗暴的做法。

自亚当·斯密以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斯密作为启蒙思想家，认为商品交换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一样，都是人的天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自由交易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市场的重要性并非源自比计划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具有更高的效率，而是因为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自由。不难理解，斯密会强烈反对各种对市场的不当限制和干预，包括重商主义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家的名义而采取的各种垄断措施。但是，斯密并不反对国家发挥必要且正当的作用，他清楚地认识到，“和平、轻赋和过得去的司法”是市场存续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些公共品只有国家才能够提供。认为斯密只强调市场的“自由放任”，国家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认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由于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最终崛起为一个全球性帝国，同样也是一个误解。为了在当时欧洲激烈的国家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维持和扩展在远洋贸易和海外领地的利益，英国必须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英国在国内修建道路和运河，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建立了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以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秩序，通过这些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长期发展创造了条件。英国在对外贸易中也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以促进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国家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很多政策和做法也被稍后兴起的其他欧美国家所效仿。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与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体国家能力更强，政府效率更高，这被认为是东亚经济体发展绩效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原因。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成功的发展案例中，国家发挥的作用并非取代市场；而是恰恰相反，国家的作用在于培养、扶持和壮大市场的力量。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还是21世纪的今天，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都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国家通过保护产权、实施契约、维持秩序、消除垄断以及提供必要的公共品，保障市场机制正常和高效地运转。同时，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为国家实现自己的职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手段。市场和国家并非两种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是现代经济中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两根支柱。

市场经济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尝试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中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也是唯一能够实现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的方式，但是市场并非万能的，市场正常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而在现实中这些条件经常得不到完全的满足，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和效率低下。由于垄断、外部性、公共品或者信息问题而产生的市场失灵，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这也经常是国家采取措施，矫正市场的出发点。然而，国家同样不是万能的，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政府失灵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这意味着国家并非市场失灵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案，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市场运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国家能力。即使国家正确地认识到市场存在的问题，并且有意愿采取措施，以矫正市场失灵的现象，也会受到国家能力的制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政策，必须拥有必要的资源，也需要有效率和能力的行政部门，而国家的这种汲取资源的能力、实施强制手段的能力和行政与执行的能力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需要进行长期的投资。实际上，不同国家之间这种国家能力的巨大差异，可能是各国经济绩效具有明显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行动意愿。国家如何发挥作用或者采取何种公共政策，是由具体的政治过程决定的。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强调的，参与政治活动的个体有各种不同的目标，其中一些目标未必与公众利益一致，正像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目标并非总是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一样。为了使国家发挥的作用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社会福利，而不是决策者自己的私利，需要建立健全的制度，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高，即基于明确的、合理的并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规则来进行决策。

第三，信息约束。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是产生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同样也是国家发挥作用经常面临的制约因素。如果所有信息都是可以获得的，并且获取信息的成本足够低，国家就可以更容易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现实中一些重要的信息很难获取甚至无法获取，有些信息获取的成本很高，这就可能导致国家无力纠正市场失灵的现象。这意味着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经济体而言，国家能够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不仅可以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对于国家如何在现阶段促进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也有更多经验可以汲取，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后发优势。东亚经济体在赶超阶段，能够凭借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前沿，这些国家能够借鉴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只能依靠自己探索，这时一些曾经有效的政策就会失去作用，经济发展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正如这本书作者所言，市场与国家发挥作用的最佳方式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都在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和历史事件的冲击而不断变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探索适合自己的最佳方式。这本书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种智识健全的分析框架，无论对于政策决策者还是普通读者，都会有所启迪。归根结底，任何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都是由于人们思想的改变，如果本书能够促使读者对我国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多一些深入的思考，从而降低探索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将是一种重要的贡献。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