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耳东陈

监制 | 吴怼怼

2022年整个内娱静悄悄，新作平淡，考古盛行，往事里的嬉笑怒骂，显得尤为动人。

恰逢此时，献礼音综《声生不息》播出，港乐回到话题中心。

作为香港回归25周年、TVB成立55周年的献礼节目，《声生不息》的选歌思路很清晰——一是以林子祥为代表的80年代普通市民心声，一是新世纪陈奕迅为代表的港乐金曲。

借着《声生不息》，曾比特、炎明熹等新声代在内娱刷新认知。稍稍关注香港娱乐圈，会发现香港饭圈正在进行时，势头不比前几年的内娱弱。而内地对香港娱乐圈的印象，依旧滞留在八九十年代顶多到世纪初。

港版创造101（《Good Night Show全民造星》）造出顶流，顶流名字做成的虚拟货币炒至四百多美元。疫情挡不住香港追星女孩的步伐，4月30日街头人声鼎沸，顶流姜涛过生日，灯牌亮遍全港。

有趣的是，港版101播出时，秀人们唱的，竟多是国语歌。比如汪苏泷的《小星星》，GAI版本的《爱如潮水》，薛之谦的《病态》，华晨宇的《我管你》，张艺兴的《sheep》……

内娱一面怀念曾经的港风，一面反向灌输香港娱乐圈实锤。

乍一看，世纪末是内娱明星去香港求发展，现如今港星北上不再稀奇，世纪末是港乐港片席卷神州大地，如今内娱就连口水歌都成了港版101的燃炸舞台。

其实把时间线拉长个一百年，会发现不是时移势易的境况颠倒，而是太阳底下的旧事重来。

若把香港娱乐发展看作爬山历程，那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南下，是铺路期。1960年代起，港人自我身份和文化价值认同后，本土文娱产业进入登山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至顶峰，其后巅峰余韵十载，再往后，容量过小的市场，内容又呈圈地自萌状。

残余造新兴，新兴变主导，主导示弱后，又成残余状。

周而复始，港乐生命，便如是。

行至山下，多方文化启蒙香港

看民国剧，国际饭店、西洋乐队、唱片机，是上海大亨生活情调的必备要素。

这倒也非刻板印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做「东方爵士乐之都」，十里洋场霓虹闪烁，五六百西洋乐师结伴前来。美国菲律宾俄罗斯人带着风琴、钢琴、伸缩喇叭和小号，甚至纯正爵士乐队中不准入的夏威夷吉他，在上海滩爵士乐队里也混成独到特色。

西洋文化风靡的另一面，是中国时代曲的盛行。

帝制推翻后，社会方方面面在求新，音乐自然包含其中。在蔡元培支持下，音乐家萧友梅在北京办了音乐学院，后因种种复杂原因，音乐学院南迁至上海。

教学土壤和新文化兼备，新声蓄势待发。

虽突破文言戏曲唱腔，采用白话自然唱腔的乐曲新风曾被学界批为靡靡之音，但朗朗上口门槛低传唱度高的时代曲，还是迅速在国人中得到拥趸。

典型如田汉、聂耳们的创作的各种中华新风。

至孤岛时期，上海的电影、音乐在炮火中南下，随着唱片公司联华、百代等南移，胡蝶、周璇等歌星把国语歌带入香港。

上世纪四十年代，香港本土居民大多是广东人，说粤语，听粤剧粤曲。当时香港有线广播电台丽的呼声，有英文蓝色电台和国语银色电台，蓝色电台播欧洲流行的英文歌，银色电台播上海创作者谱写的时代曲。

两股声音交织，夹击了本地的粤剧粤曲。

无线电和留声机让音乐触达万千听众，以往去现场听粤剧粤曲的习惯被颠覆，新载体带着新内容，轰隆隆撼动了香港本土早年的音乐习惯。

50年代以后，天时地利人和让香港上空飘着自由多元文化因子，欧美和传统中国兼收并蓄，文化杂烩的另一面，是民众内心漂泊中，对脚下土地并无归属感。过客心态造就了国语和英语齐飞，粤语歌被当成难登大雅之堂的口水歌，在民间低吟。

1959年，邵氏兄弟来到香港打造东方好莱坞，虽然起初在拍国语片，但面向大众的媒介，开始加速变化起来。

先是丽的开始提供有线电视服务，接着商业电台开始运营，大众接触文化的渠道增加，同时，反应香港市民生活的内容，也开始涌现。

虽然一些歌曲表达上用的依旧是国语，但内容已与香港紧密相连。

6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1967年，TVB面世，自此香港电视进入彩色世纪，人们可以不用接驳地线享受免费娱乐。

从前把此地当成暂留地的人随着时局发展观念改变，逐渐扎根，有了一代的成长经历，到了70年代，早年移民香港的人结婚生子，第二代人进入少年时代。

土生土长和地域认同一齐增长，粤语歌登文化山峰，自此有了脚。

上山之路，自由风气与文化认同

催生文化的，向来是天时地利人和。

70年代以前，港人听英文歌，听国语歌，但粤语片和粤语歌产量在连年递减。

70年代初，先是山洪倾泻的天灾，接着是股灾，两相叠加，人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被唤醒，这片土地的文化，从对本土漠不关心，转至喷薄而出的庶民精神。

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是个中翘楚。港大毕业受过良好教育的他看世界，戏谑与温情并存，拍喜剧的趣味与经验，让他的歌在生活与无常对比之外，多了分接受天命的潇洒。

《鬼马双星》《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均是。

值得一提的是他跟黎彼得共同填词的《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成绝唱，虽然说到港人精神，大众条件反射是《狮子山下》的平凡耕耘彼此互助，但在香港本土，《浪子心声》的意蕴，比《狮子山下》还要深。

如今打开那个年代的港乐，在或平缓或悠扬的旋律中，飘来的是袅袅升起的平凡青烟，虽然时代感极明显，但那些稳扎稳打的步伐，依旧踩在现代人心上。

环顾泡沫疮痍孤独并存的当下，旧时音乐造的境，竟像个踏实的暂缓地。

《声生不息》里，唱少年时代那一期，林子祥翻唱了许冠杰的《学生哥》，70多岁的人站在台上，铿锵有力，词是一个孩子到处捣蛋不学无术，话锋一转，再渺小也要努力生活。

这份豁达，不是劝你做正确的事，走正确的路，最终达到成功的山巅，而是即便你逃课不好好念书拍拖，你得知道，渺小人也得努力自食其力。

作词人黎彼得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他的那份人类关怀，对尊严本身的尊重，比正确的成功学，要广阔得多。

70年代，黄霑、顾家辉、卢国霑、黎小田、邓伟雄、黎彼得一起，撑起了港乐背后创作那片天。

早年菲律宾乐手在歌厅、音乐会受欢迎，华语编曲人稀缺且从业者学业不精，顾家辉黎小田之后，状况有改。

粤语填词，因为一个字九种发音，韵脚稍错，便与旋律不匹配，填词难度极大。到1976年，香港效仿欧美重视起音乐版权，成立了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幕后音乐人的权益开始被保障。

也是这时候，香港开始逐渐确立流行音乐创作范式——重曲不重词。

六七十年代，欧美日本及中国台湾音乐在香港地区流行，拿西洋曲子来填词翻唱的玩法，从旧上海时期就开始了。

国语的四字发音天然注定与旋律可适配性更高，《玫瑰玫瑰我爱你》等风靡各处。

中国台湾也喜欢这套玩法，但相比欧美音乐，中国台湾更爱改编日本音乐，其中原因，无外乎文化入侵，以及同是东亚创作群，大众审美更相近。

粤语因发音的问题，填词难度大，一词一曲一首歌的范式，在唱片进化成331/3 转，每面能播6首三分多钟的歌后，产量吃紧。

然而市场发展逐渐欣欣向荣，最适应市场的方式，是着重挑选好旋律，然后根据这首旋律，由不同人填不同词给不同歌手去唱。

在选择曲子时，中国香港借鉴台湾地区玩法，多用日本曲，一是台湾地区市场成功在先，一是迎合当时港人爱去日本旅行的风潮。

中岛美雪、谷川新司、都仓俊一、喜多郎、布施明成为港乐热门曲库，后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千千阙歌》《夕阳之歌》《夕阳醉了》《Monica》等等，全是那个时代的翻唱金曲。

与此同时，面向社会的填词大赛，无形中为香港作词人协会输送了不少人才，林振强、向雪怀、郑国江……

港乐底层建设齐备，歌星齐飞。

我们都熟悉的那个盛世在缓缓拉开大幕——梅艳芳当百变天后，叶倩文唱侠女飒爽，张国荣和陈百强是双子星，谭咏麟称霸歌坛。

另一面，以Beyond为代表的的原创乐队异军突起。

有人唱经久不衰的永恒主题爱情，有人将视阈拉到社会关怀，有人探讨人性，有人就社会现象调侃戏谑。

朝气蓬勃中，融合文化里，山巅风光一片大好，英雄尽风流。

巅峰余韵，唱片公司变推广公司

但风流最终，逃不过雨打风吹去的命运。

市场需求和创作能力之间，永远是有矛盾的。

我们如今常说内娱，节奏太快了，种种粗制滥造，种种重营销而轻实质。其实80末的香港，也暗藏着这个隐忧。

但当时生产力蓬勃，唱片行业大盛，呈现出歌星多、作词作曲人多、销路高的盛况，产业没把隐忧当忧愁。

销量水涨船高，整条产业链上下收入都在增加，而创造销量的歌迷，在无形中伸手要更多话语权。这与清朗之前的饭圈乱象如出一辙。

著名的「谭张争霸」发生在此时，虽然谭咏麟张国荣均公开呼吁粉丝不要引战，但战斗中的粉丝，眼中非黑即白，对家比阶级敌人更可恨。

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谭咏麟1987年宣布不再领任何形式的奖项，张国荣1990年举办完「告别歌坛演唱会」也呈隐退状态。

浮躁不止于听众，香港作词作曲协会，加入了好多兼职类选手，精力不全付，质量难保障。

几相叠加，折损的，又何止谭张二位。

巅峰既过，疲惫尽出，虽然民选节目每年依旧，但新的天王天后，补位依旧难。

到了90年代初，梅艳芳先是宣布不再领荣誉奖项之外的奖，紧接着暂别舞台，1991年离开，到1994年才复出。

如日中天的人相继隐去，初代歌神亦见好就收，许冠杰于1992年退出歌坛。

一些悲伤的事情也在发生，1992年车祸成植物人的陈百强，在1993年深秋时节与世长辞。

当年六月初夏，黄家驹在日本意外摔下舞台。葬礼上《谁伴我闯荡》响彻云霄，「前面是哪方，谁伴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若我走上又是窄巷」。

这一年乐坛无幸事，港中文学生黄伟文开始了自己的填词生涯。

热火的余韵犹在，消费市场的民众短暂伤心后，并不会停止对流行音乐的渴求。为适应市场，港媒另辟蹊径，造出「四大天王」的概念填补空缺。

天赋型张学友，努力派刘德华，温润的黎明，跳舞很棒的郭富城，四种辨识度各异的型迅速占据人们的感官。

后来看2015的内娱四大流量，总能想起当年的四大天王，也是意气风发的美好少年，只是这一次，没有《吻别》飘去欧洲，也没有《忘情水》击打内娱的心。

四大天王狂飙突进时，卡拉OK走入市民生活。为让普通人模仿更容易，唱片公司有意识缩窄音域，降低歌唱难度。

流行歌曲彻底深入大众生活，音乐的观赏性却被默默牺牲了。

到陈奕迅杨千嬅参加歌唱比赛的1995年，歌坛已然世风日下。50万做唱片，100万用来营销。

浮躁不再隐于皮下，好风光乍聚乍离，即便一追再追，亦只可追忆不可追。

往后每一步，都是下坡路

站在巅峰俯瞰过的人，下山路必定走得更艰难。视阈窄了，风景少了，影响力降低了，下山路上依旧有起伏，但相比巅峰壮阔光景，难免萧索。

生于Z时代的人，看2000年代的港乐，依旧觉得金曲频出，但复盘过巅峰，就会承认好落寞。

陈奕迅是新千年之后，唯一一个，两岸三地、千家万户、人人承认的新天王。谢霆锋的认知度在，不过大众更关注的是他的家世、绯闻。至于他的才华，沧海遗珠罢了。

杨千嬅也好，容祖儿也罢，谢安琪们业务能力能打，长情粉丝不缺，但要论影响力，纵然作为港乐发烧友，我也不得不承认，她们离天后级别，距离依旧有。

至于张敬轩、梁汉文、周柏豪、陈柏宇，要更弱一些。

说到影响力，古巨基和李克勤必须提名，但前者书桓身份比《爱与诚》在内地深入人心得多。后者《红日》几乎成毕业金曲，但除了《月半小夜曲》等极少数传唱度高的歌，他的水平，也被内娱严重忽视。

新千年以后，港乐的颓势，众所周知。究其原因，市场容量太小是其一，华语乐坛逐渐自我成长是其二。

当信息差不再，自由度相当，那个市场的吸引力，就随之下降。

199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明显下行。蒸蒸日上的内地市场转眼去培养自己的新文娱，在香港的百代等唱片公司，签陈晓东等内地歌手试图持续输出，但尝试也只停留在尝试层面。

粤语歌迷对往事，依旧如数家珍。传说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此言并非夸大。

《声生不息》第四期，毛不易李克勤唱《最佳损友》，舞台置景在列车厢，窗外景色变幻，车厢内两人唱「奇怪 过去再不堪回首 怀缅 时时其实还有」。

恍然想到2012年黄伟文作品展上，挺着孕肚的杨千嬅一口气唱完《可惜不是水瓶座》《勇》《野孩子》，黄伟文推着婴儿车从舞台出来，给了杨千嬅「世纪一抱」。

接着《最佳损友》前奏响起，陈奕迅为往事总结「朋友 我当你一秒朋友 朋友 我当你一世朋友」。

在此之前黄伟文和杨千嬅频传不和。

嫌隙产生在2001年。当时陈奕迅和杨千嬅的公司华星唱片濒临破产，陈奕迅去了英皇，杨千嬅去了新艺宝。两个伟文给杨千嬅新公司的首张专辑《Miriam》都掏心掏肺写了歌，梁写《姊妹》《假如让我说下去》，黄写《野孩子》。

专辑发行后，《姊妹》备受好评，甚至日后杨千嬅婚礼上，梁都用这首歌做祝辞。但同样是用心之作的《野孩子》在大众层面和歌手本人这里，似乎都遭到冷遇。

2005年，黄伟文在《十年选》中怨怼，杨小姐对他的道谢都是客套。

这份怨在2006年化为《最佳损友》，借陈奕迅之口唱出Wyman心声，《最佳损友》的作曲人Eric Kwok与几位当事人都相熟，他把歌推荐给fa听。

据《夜话港乐》记载，杨千嬅偶然间在车载电台中听到《最佳损友》，随即泣不成声，真相无从考证，但港乐背后的人与情，可见一斑。

依旧是与黄伟文有关，2021年的粤语歌中，排行前位不乏他写的歌，《E先生连环不幸事件》看词颇有当初「病态三部曲」（《打回原形》《防不胜防》《十面埋伏》）韵味，但前奏一起，编曲依旧是平庸了。

故人依旧服务着那片市场，但生机愈发萎缩了。

2003年，黄霑在博士论文《香港流行音乐研究》中说，

「香港流行曲是个异数。因为历史遗留的现实，地理环境的配合，经济条件的繁荣政治因素的因缘际会，和人才的巧合汇聚，滋生了这种揉合中西音乐元素，承先启后的现代声音。

可惜的是时代过去，声音会随时间湮没，除了存在人们的记忆和几张尘封的唱片里，下一代未必再有人惹起共鸣了。」

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二年，黄沾与世长辞。

时至今日，共鸣依旧存于一些人心中。

但新声港乐逐渐缩进了那个培育它的市场，太阳落山。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倒也不必唱衰，追忆唏嘘，曾登临过山巅，逛过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