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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推动转型,教育出版业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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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推动转型,教育出版业过得怎么样?

教育出版这个老牌行业,在新光景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未来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生呢?

文|黑板洞察

导语

去年 7 月至今,“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了将近十个月。十个月以来,整个教培行业从内向外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依托教育衍生的教育出版业同样受到影响,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着自身的演变。其实,从“内容印刷复制”转向“知识推陈出新”,一直是教育出版机构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之一,而“双减”的出现无异于为其按下快进键,进一步加速了进程。那么,教育出版这个老牌行业,在新光景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未来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生呢?

01 阶梯式格局形成 教育出版举足轻重

从全球出版机构年度出版种类和收入构成看,整个出版业主要由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及专业出版三大内容板块组成。其中,教育出版往往举足轻重,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

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教育出版占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份额相当大。2017 年,我国图书市场整体规模约为 1800 亿元,其中教育出版规模约为 1100 亿,占比超过 60%。到了 2020 年,国内上市出版企业排名前三位的中南传媒、新华文轩、山东出版,其教材教辅出版和发行收入分别达 68.22 亿元、62.13 亿元、78.58 亿元,分别占当年总营收的 65.14%、68.97%、80.59%。通过数据,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行业的地位可见一斑。

教育出版规模如此之大,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文化消费支出增加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不无关系。近年来,随着教育投入规模的持续扩大,教材教辅、少儿图书等出版发行需求也日益旺盛。2019 年,国内图书零售市场销售码洋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了惊人的 1023 亿元;2020 年,受疫情影响,图书消费市场出现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仍有近千亿元销售额;到了 2021 年,“双减”等政策因素虽给市场增添了一定变数,但在教辅图书刚需背景下,整个市场依旧保持较强的活力。据开卷等数据公司提供的销售数据来看,教辅图书市场并未明显的下降趋势。

大的市场规模自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当下,教辅图书出版流程分为内容策划、印刷、出版、发行和零售多个环节。由于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对出版社严格实行资质审批制度,因此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均为国有企业。在教辅图书策划环节,民营企业则占据大部分市场。

形象地看,我国教辅教材出版市场格局主要呈三级阶梯状。其中,第一梯队主要是由南方出版传媒、长江传媒、凤凰传媒等国家、省市级的出版集团组成;第二梯队由世纪天鸿、世纪金榜、曲一线等拥有专属特色出版物的民营出版巨头组成;第三梯队则是由一些产业链尚不健全或规模相对较小的出版社组成。值得一提的是,新华书店在教育出版领域具有垄断优势,占据行业龙头地位。

02 “双减”影响旧业务,但也催生出新需求

去年 7 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使得教培、在线教育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于千亿级的教育出版市场而言更是如此,尤其在教育类出版融合产品、线下图书与线上教育内容、服务的融合等方面引发了诸多探讨和关注。

现代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春霞表示,“以前出版机构作为教培内容的供应方、推广方,在家庭、学生、教培机构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新格局下,教育出版机构一方面要从教育高质量的目标出发,服务学校教学主阵地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接学校教育需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做好策划、多出好书。”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峰则将“双减”带来的改变,细化到图书品种、选题策划、发展方向3个具体环节。他认为,“从品种来说,原有面向教培的教辅产品会下架,相应教辅图书品种都会减少;从选题来说,教育社要及时调整,侧重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学生学习能力方面的选题,而不是搞单纯的题海战术;从发展方向来说,要提高教育知识服务能力。当下缺乏的是素养导向的优质内容,能满足个性化学习要求的分层作业。”

从业内专业人士观点不难看出,“双减”政策的颁布,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向精细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作业量降低以及学校教学材料的严加管控,传统教辅总量以及学科类教辅品类势必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双减”政策后,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得到释放,导致校内综合素质类教育时间也随之增加,素质类相关教材图书将产生一定的缺口。

事实上,近几年持续推行的各种减负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校内教辅图书发行,数量得到了一定的精简。因此,以校内教辅图书为主体的出版社虽受到影响,但冲击并不突然到难以应对;但从另一角度看,随着校外培训的减少,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对课外学习资料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间接对出版社的“造血”创新能力提出更强的考验。

长远来看,“双减”政策给教育出版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辅市场这一简单变化。正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那样,其背后所隐含的可能是中国教育工作的重大转变,在思想理念、结构规模及发展模式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03 政策日趋完善,数字化多元合作成关键

受教育固有属性的影响,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教育出版以政策导向更加明显,政策在出版、发行及价格等环节均有明确管控。1990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对图书行业策划、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各个环节进行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政策日趋完善下,教育出版行业目前已比较成熟稳定。但相应的,其也陷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尤其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网络化教学与数字化出版成为常态的当下,作为面向市场的出版企业,各教育出版机构更需及时考虑自身今后的发展方向与经营模式。在保持自身传统优势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将传统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就成了关键所在。

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大出版社乃至教培机构都在进行自身的数字化布局。好未来在 2022 年 Q4 财报中就透露了最新的转型方向——“智能教辅”,表示公司正在打造智能教辅等相关出版产品;去年 6 月,猿辅导控股的重庆斑马智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其经营范围就包含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网易有道也在去年升级了智能教辅系统,宣称可以评估学生能力、生成学习路径、定向提高、查漏补缺。

再将目光拉回到出版社,一些出版社已将目标指向在线教育,寻求数字化转型。山东出版集团与腾讯开展合作,搭建智慧教育学习服务平台,参与山东省“智慧校园”建设;浙江出版传媒则推出“青云”在线教育品牌,希望在3年内完成四项数字资源和课程服务项目建设;中南传媒研发的教育全品类产品线已经进入全国 25 省,服务一万多所学校,并成功落地海外国家。

可以讲,教育出版行业发展到今天,已不单单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更加趋向综合服务的竞争。出版机构也不再仅仅是一家印刷发行商,更应该是一家具有课程开发、教研服务能力的教育专业机构。未来,在教育出版向教育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谁能将自身的服务水平做到更贴切市场、契合用户心理,谁就能在与日俱增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结语

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会不断得到升华,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产品的需求也会愈发旺盛。并且,伴随众多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发力,相信整个教育出版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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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推动转型,教育出版业过得怎么样?

教育出版这个老牌行业,在新光景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未来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生呢?

文|黑板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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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至今,“双减”政策已经落地了将近十个月。十个月以来,整个教培行业从内向外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依托教育衍生的教育出版业同样受到影响,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着自身的演变。其实,从“内容印刷复制”转向“知识推陈出新”,一直是教育出版机构多年来努力的方向之一,而“双减”的出现无异于为其按下快进键,进一步加速了进程。那么,教育出版这个老牌行业,在新光景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未来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生呢?

01 阶梯式格局形成 教育出版举足轻重

从全球出版机构年度出版种类和收入构成看,整个出版业主要由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及专业出版三大内容板块组成。其中,教育出版往往举足轻重,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

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教育出版占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份额相当大。2017 年,我国图书市场整体规模约为 1800 亿元,其中教育出版规模约为 1100 亿,占比超过 60%。到了 2020 年,国内上市出版企业排名前三位的中南传媒、新华文轩、山东出版,其教材教辅出版和发行收入分别达 68.22 亿元、62.13 亿元、78.58 亿元,分别占当年总营收的 65.14%、68.97%、80.59%。通过数据,教育出版在整个出版行业的地位可见一斑。

教育出版规模如此之大,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文化消费支出增加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不无关系。近年来,随着教育投入规模的持续扩大,教材教辅、少儿图书等出版发行需求也日益旺盛。2019 年,国内图书零售市场销售码洋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了惊人的 1023 亿元;2020 年,受疫情影响,图书消费市场出现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仍有近千亿元销售额;到了 2021 年,“双减”等政策因素虽给市场增添了一定变数,但在教辅图书刚需背景下,整个市场依旧保持较强的活力。据开卷等数据公司提供的销售数据来看,教辅图书市场并未明显的下降趋势。

大的市场规模自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当下,教辅图书出版流程分为内容策划、印刷、出版、发行和零售多个环节。由于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对出版社严格实行资质审批制度,因此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均为国有企业。在教辅图书策划环节,民营企业则占据大部分市场。

形象地看,我国教辅教材出版市场格局主要呈三级阶梯状。其中,第一梯队主要是由南方出版传媒、长江传媒、凤凰传媒等国家、省市级的出版集团组成;第二梯队由世纪天鸿、世纪金榜、曲一线等拥有专属特色出版物的民营出版巨头组成;第三梯队则是由一些产业链尚不健全或规模相对较小的出版社组成。值得一提的是,新华书店在教育出版领域具有垄断优势,占据行业龙头地位。

02 “双减”影响旧业务,但也催生出新需求

去年 7 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使得教培、在线教育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于千亿级的教育出版市场而言更是如此,尤其在教育类出版融合产品、线下图书与线上教育内容、服务的融合等方面引发了诸多探讨和关注。

现代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春霞表示,“以前出版机构作为教培内容的供应方、推广方,在家庭、学生、教培机构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新格局下,教育出版机构一方面要从教育高质量的目标出发,服务学校教学主阵地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把社会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接学校教育需求,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做好策划、多出好书。”

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峰则将“双减”带来的改变,细化到图书品种、选题策划、发展方向3个具体环节。他认为,“从品种来说,原有面向教培的教辅产品会下架,相应教辅图书品种都会减少;从选题来说,教育社要及时调整,侧重提升教师教学技能和学生学习能力方面的选题,而不是搞单纯的题海战术;从发展方向来说,要提高教育知识服务能力。当下缺乏的是素养导向的优质内容,能满足个性化学习要求的分层作业。”

从业内专业人士观点不难看出,“双减”政策的颁布,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向精细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作业量降低以及学校教学材料的严加管控,传统教辅总量以及学科类教辅品类势必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双减”政策后,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得到释放,导致校内综合素质类教育时间也随之增加,素质类相关教材图书将产生一定的缺口。

事实上,近几年持续推行的各种减负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校内教辅图书发行,数量得到了一定的精简。因此,以校内教辅图书为主体的出版社虽受到影响,但冲击并不突然到难以应对;但从另一角度看,随着校外培训的减少,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对课外学习资料的需求可能不降反升,间接对出版社的“造血”创新能力提出更强的考验。

长远来看,“双减”政策给教育出版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辅市场这一简单变化。正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那样,其背后所隐含的可能是中国教育工作的重大转变,在思想理念、结构规模及发展模式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03 政策日趋完善,数字化多元合作成关键

受教育固有属性的影响,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教育出版以政策导向更加明显,政策在出版、发行及价格等环节均有明确管控。1990 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对图书行业策划、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各个环节进行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政策日趋完善下,教育出版行业目前已比较成熟稳定。但相应的,其也陷入了发展的瓶颈期。尤其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网络化教学与数字化出版成为常态的当下,作为面向市场的出版企业,各教育出版机构更需及时考虑自身今后的发展方向与经营模式。在保持自身传统优势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将传统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就成了关键所在。

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大出版社乃至教培机构都在进行自身的数字化布局。好未来在 2022 年 Q4 财报中就透露了最新的转型方向——“智能教辅”,表示公司正在打造智能教辅等相关出版产品;去年 6 月,猿辅导控股的重庆斑马智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其经营范围就包含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网易有道也在去年升级了智能教辅系统,宣称可以评估学生能力、生成学习路径、定向提高、查漏补缺。

再将目光拉回到出版社,一些出版社已将目标指向在线教育,寻求数字化转型。山东出版集团与腾讯开展合作,搭建智慧教育学习服务平台,参与山东省“智慧校园”建设;浙江出版传媒则推出“青云”在线教育品牌,希望在3年内完成四项数字资源和课程服务项目建设;中南传媒研发的教育全品类产品线已经进入全国 25 省,服务一万多所学校,并成功落地海外国家。

可以讲,教育出版行业发展到今天,已不单单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更加趋向综合服务的竞争。出版机构也不再仅仅是一家印刷发行商,更应该是一家具有课程开发、教研服务能力的教育专业机构。未来,在教育出版向教育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谁能将自身的服务水平做到更贴切市场、契合用户心理,谁就能在与日俱增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结语

随着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会不断得到升华,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产品的需求也会愈发旺盛。并且,伴随众多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发力,相信整个教育出版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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