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条:一个摇滚中年的自述|短章

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一下明白什么是摇滚了。第二天我把之前写的所有烂歌,全撕碎全扔掉。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就是睡了一觉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是傻逼。

2016年07月22日李纯 北京

个人史

 

口述 | 马条

采访、整理 | 李纯

 

我到北京22年了。来北京之前,我是一个石油工人,干过修井,干过测井工。在新疆克拉玛依的油田单位,你只要有工作,什么都不愁。比如说你结婚了,他会根据你年龄的大小,给你分配一套房子,年轻小就小一点,年纪大就大一点,只要拿结婚证就给你钥匙。

1991年,我刚好20岁。有一天晚上,没吃饭,喝白酒。从晚上八九点开始,喝到半夜三四点,喝醉了就睡着了,睡了几个小时,就疼得不行了。到了早晨天快亮的时候,实在疼得受不了去医院。医院一诊断,胃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孔,还没有完全但马上就要穿透。救护车就拉走了,拉到更大的医院然后直接管子一插。那次住了20天左右,出院的时候,签字就行了,不需要付一分钱。这不算事,我们那儿喝胃穿孔的人一大把。新疆那边,民风就那样。

后来我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拿工资,干一个技术含量很低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测井工,3天就学会了,但我要干一辈子。

那时候我就喜欢音乐,我们有一个乐队叫穿山甲,加我5个人,我是这个乐队的主唱。我喜欢唱歌,但不会弹吉他。我觉得弹吉他太酷太帅了,得骗多少小姑娘,所以想学吉他。

1994年,我带了5000块钱来北京。好多朋友劝我,别去了。我说,我去吧。当时想,学会了我就回去单位。

到了北京,我就去王府井买了把吉他。买吉他的时候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哥们,我跟他聊,我说,哥们你是玩摇滚的吧?他说,是啊。我说,那太好了,我是新疆人,我刚到北京。你们家那附近能租到房子吗?他说,有,我们家那附近有房子。我说,我在你们家附近租个房子,咱们一块玩音乐吧。我就背着吉他到他家附近,他帮我找了一间30多平的小平房,两间屋子带院子,一年的房租是2000块钱,我直接付了他一年的。我买一电炉子,小碗,小盆,每天煮点面,买一包花生。那哥们没事干,我们俩就喝酒,聊天,开始生活了。

我想我得学吉他,我报了一个班,借他的自行车,从姚家园骑到北二环的北太平庄,跟一个老师学吉他。学了一堂课,我发现他不好好教,学生太多,他给你比划比划就完了。我觉得不划算,自己在街上随便买了本教材练。结果一练我发现这东西很简单,就是数学题,不到半年我就弹得很好了。我当时特别生气,一堂课80块钱。

我每天练8个小时的吉他,太快乐了。虽然每天吃面条,但是你可不知道,当新的东西你去掌握去驾驭了以后,那种刺激是特别特别兴奋的。那时,我觉得自己太充实了,然后开始尝试写歌,用几个和弦,写点歌词,觉得可美了。现在听那些歌,特别烂,全是破流行歌,里边很多别人的痕迹。比如听齐秦听得比较多,包括唱腔都有点像齐秦的。

我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在安定门外。有一个叫韩尚楼的石锅烧烤,吃完饭以后,可以到一个钢琴走廊里面喝点酒,听听音乐。客人可以随便点歌,点首歌,我们就给他伴奏,他唱。

最早我弹吉他,后来那个钢琴手弹累了,说我教教你吧,我累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一下。我说,好。我就会弹了。后来我总让他休息,总是我来弹伴奏。钢琴上有一只高脚杯是放小费的,一晚上,差一点挣五六百,好的时候一两千,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呢。在那里我干了一年多。

我挣了钱,晚上就到酒吧里把它喝掉。我的朋友在魏公村开了一家叫“栗正”的酒吧。晚上一两点,我下班,打一车就到那喝酒去了。玩高兴了,冲上去唱歌,然后下来接着喝酒。

我喜欢那个感觉,基本上天天醉,多飞,活到自己一个世界里面。我倒没想过今天我不要去喝醉了,我也从来没去规划。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状态,当下最重要,只要是快乐的就行,我不去想以后怎么样。你把当下的每一时每一刻过好了,那你这一生其实都是很快乐的。

1994年,黄燎原办了一场新民谣新歌试听会,是中国首届“不插电”流行音乐会,在北京展览馆。我写了一些歌,参加了演出。李延亮是某一个乐队的吉他手,我就认识李延亮了。我觉得他吉他弹得太棒了,他也觉得我的音乐不错,而且我们都住在鲍家街43号。他帮我录小样,带我去老狼家让老狼听,老狼一听,牛逼。那时老狼住在军博,和我隔一条马路,我和老狼认识了。那时校园民谣特别火,老狼挺红的,他介绍我去几家唱片公司,包括红星生产社,大地唱片,但是很不幸,他们都没看上我。

95、96年那会,舌头来北京。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个新疆乐队特别棒,可以认识一下。然后跟他们认识,都是老乡,聊得特别好,没事在一块烂喝。吴吞那会还是这个样子,走到哪儿不爱说话,闷着的那种,你一说就点点头,也不知道是真对还是假对。

当时,北京有很多地下酒吧。一到周末,我到里边看演出,哇,太刺激了,都是顶级的乐队,那会儿的状态太好了。我看的最多的是舌头,现场太棒了。到现在我也认为,没有几支乐队能够超越舌头,他们的表演形式、节奏、设计、思想,超越这个时代太多了。比如说我超越个十年,那他们至少超越了一百年。

1995年的一个晚上,我睡觉起来,突然发现自己一下明白什么是摇滚了,摇滚是一种信仰。第二天我把之前写的所有烂歌,全撕碎全扔掉。觉得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傻逼,一个土鳖,俗得他妈不行了。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就是睡了一觉起来,突然发现自己是傻逼。

在这之前,我关心的是外边的人喜欢什么,忽视了自己的感觉。从那以后,早上起来,我问自己的灵魂两遍,你到底要什么。慢慢地,改掉了很多装逼的东西,变得真正的所谓的真诚吧。我开始写每一个作品都一定是我内心真实想表达的东西。

 

***

1998年,李延亮介绍我认识麦田的几个人,宋柯什么的。我给他们听小样,他们觉得还不错挺有意思的,给我很多鼓励。我把自己的歌整理整理,花了一年时间,录了六首歌,因为我自己花钱录的,没钱了,我想算了六首就六首吧,拿给唱片公司听一听。我就寄了麦田一份卡带。

过了几天,宋柯给我打电话,说我听你的东西了,你来公司吧。那时麦田在亚运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老宋说,你的歌我听了,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这有一份合约,你看看,你要觉得合适,咱们就签吧。我说,我不懂这个。他说,那你把合约拿走,找个律师看一看,有什么你觉得需要改的,我们可以改可以商量。我说,好。哪有什么律师,我拿合同去找我一哥们。我那哥们根本没看合同,说,你傻逼,赶快签,多好。那时麦田有朴树,叶蓓,音乐总监是高晓松。当时给我的条件特别好,你只要签了,给10万块钱。那会儿,10万可是个钱。

当时老宋跟我讲,他有一个项目叫红蓝白,法国有个电影《蓝白红》三部曲,都是爱情电影特别浪漫的,老宋看完这个电影,想搞一个组合,红蓝白是朴树,叶培和尹吾。他觉得尹吾不太适合,我刚好是适合这个。就是我一张唱片,朴树一张唱片,叶蓓一张唱片,分别是红蓝白,是一个系列的。

签约以后,宋柯陪我把后面的5首歌全部录完,录完以后就准备出片了。但是这时候突然出了一件事,耽搁了一年多。直到2001年6月,我再去找宋柯。当时我穿了一拖鞋,大裤衩,去朝阳门的华纳总部。那会儿宋柯把公司给卖掉了,叫华纳麦田。我推门进去,老宋说,这样吧,你这个事,现在不好弄,我现在都在打工,你的唱片先等一等。然后给了我一笔钱叫我买身衣服去。好吧,那算了吧,我就走了。

到了2002年,唱片也不发,钱也花光了,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她看我不行,没戏了。当时我们一块在通县那边买了套房子,首付一块付的,月供1500,连房贷都还不起。我想,算了,房子我也不要了,给女朋友吧。

2003年春天,我去了广州。我一个哥们在那边,也是搞音乐的。我在广州前前后后待了两年半,接散活,干一些户外秀。

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大学生,挺好的,特别干净,跟我颠沛流离到处跑。我自己有原创音乐,便宜点的几千,一万的演出,也去接也去做,带着乐队坐着火车这种。去过新疆、云南、大连,好多地方。后来我回北京,我跟她讲,你来北京嘛,她不来,她离不开广州。没办法,分手了。

但是在广州我也没丢掉我的原创音乐,我告诉那帮人,我有好多歌,咱们排练排练,这些歌很有价值,但是没几个人听我的。我在广州也挺颓的,跟一帮人在一块喝酒,但是大多数时候我跟他们格格不入。在广州的那帮音乐人只想着怎么去挣钱,没有理想,我不一样,我只不过暂时换个地方,换个心情,换个环境,骨子里是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他们看我觉得这人是一个疯子,想法非常不切实际,但我也无所谓,他们觉得我有病,我觉得他们有病。我经常跟他们在一块喝着喝着,摔门而去,我说你们就是一帮傻逼,走了。这没什么,他们就是傻逼,我只不过说了句实话而已。

2005年,我在广州录了一张唱片。录好了以后,我想广州我待不住了,广州的音乐氛围不好。它是以流行歌,粤语歌为主。整体的文化氛围一点都不先锋,很保守,我不喜欢。我告诉哥们,我回北京,你跟我一块回北京吧。他说,我不去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人会饿死的。我说,那好吧。我买了张火车票,自己就回来了。

 

***

回北京反正还是挺亲切的,但感觉满目疮痍。这个城市是个工地,天天都在盖,到处尘土飞扬的,跟刚打完仗一样。可能你离开很久了,你回来再看就跟废墟一样。这个城市盖了三十多年了,从我94年来就开始拆,到现在还在拆,还在盖。

狼哥知道我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找老狼,我给老狼听了一下那张唱片,老狼听了以后说,你还成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这歌多好。里边有《花》,有《封锁线》这些歌。他说,太牛逼了。我说,真的吗?

老狼是我的伯乐,他特别懂音乐。这个家伙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中年,他不爱喝酒,不爱参加那些局,爱看书,听音乐,这是他最大的爱好。

有一天晚上老狼给我打电话,他说,马条,今天晚上万晓利发唱片,咱们一块去。我就认识卢中强了。老狼介绍我,说这是马条,你要把他签了,你就齐了。老卢当时签了苏阳和万晓利,老卢说,行,那你明天到公司来吧,我听听你的歌。

第二天到公司,我给他一个CD,他听了半首没听完,啪关了,咱们签约吧。我说什么?他说,咱们签吧。我说,我得把太合麦田的约先解掉,我的约还在宋柯那呢。因为后来老宋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现在叫太合麦田了,不叫华纳麦田了,你回来吧,给你发唱片。回来了以后,还是不发唱片,按兵不动。那会是2004、2005年,李宇春最火了,他说李宇春赚钱,又做李宇春。

我跟老宋说了。老宋说,那好,不好意思,这么多年,把你也耽误了,赶快跟别人合作吧。2007年,我和卢中强签约。签了十三月以后,演出就多了,演出多了以后,乐迷慢慢就多了。有人开始听我的歌,比如《封锁线》。做民谣,卢中强是第一个,他是一个拓荒者。“民谣在路上”演出,我们是一帮音乐民工,挑着乐器,坐着火车,除了西藏,新疆,剩下的地方都去过了。一周演两次,一年五十多场这么演,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有一次在西安一个音乐厅,老狼压轴,唱《恋恋风尘》,万晓利冲上去跟他一块跳舞,俩人抱在一块。我在台下看,当时也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

卢中强是一个有理想的文艺型老板,有情怀,也爱喝酒。我,万晓利,苏阳,那个时候在一块状态差不多,现在都有一些变化了。万晓利现在就是一个快成仙的状态。苏阳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总算是对自己人生有些规划,变得更理性一些,而我可能因为家庭这些,我是这三个里边可能最世俗的一个。

2012年,就是跟一个姑娘待着还可以吧,顺其自然,结婚了。她是中央美院的老师,教设计。2013年,小孩出生。做父亲对我改变太大了,以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不行,觉得一定要给孩子创造特别好的氛围,一定要给他留些什么。性格也软得一塌糊涂,见到小猫小狗都怜爱得不行,见不得任何虐待动物或者对小孩、老人不尊敬。音乐上也是,变软了。

2014年,我参加中国好歌曲。导演找过我好几次,我犹犹豫豫的。我怕去了以后,以前喜欢我的那些人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的。说白了,这个圈子挺抵触上电视这种。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上了,就是投降妥协了。所以我特别犹豫。

后来我儿子出生了。我脑袋一下就变了,我要给他留下一些什么,哪怕是种纪念,我想干嘛顾虑那么多呢?孩子我都敢生,有什么不敢做的。

我们这种人是拎着皮箱想跑的。有两次冲动,都到那了,拎着箱子准备走。我有一个朋友叫王凡瑞,他也参加这个节目,他劝我不要走,我就留下了。参加节目之前,我说,导演,如果这些导师都没有转身,千万不要播,不要有任何宣传。导演说,如果你没被转身,我一定不会播。

去了以后,没想到挺幸运的,反响挺好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多新生代的音乐人,非常棒。参加完这个节目,反倒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好的秀是能够锻炼自己的,再找我我一定去的。为什么不去呢?给你一个机会,让你锻炼锻炼自己,你干嘛要拒绝呢?

1994年,我到北京,想好好做自己的音乐,有一天站在舞台上尽情地把它释放出来。一年后,我就彻底断了回家的念头,我想,来北京来得太对了。虽然很苦,我学到了新的东西,对我的刺激很大,我的整个思想、灵魂都在燃烧。

我想我60岁的时候,一定会火遍天下的,不着急。60岁,我老老的,穿个花衬衣,见了小姑娘,飞个媚眼,多牛逼。一张口是那种很低沉的,特别范。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走的过程中,无论多么艰难和辛苦,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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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都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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